孫臏是戰國中期齊國人，相傳是吳國孫武的后世子孫。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載，他曾與龐涓俱學兵法，后因受龐涓陷害而受“臏刑”，世稱孫臏。此后，他為齊威王所重，做過齊將田忌的軍師，在桂陵和馬陵兩次大破魏軍，創造了“圍魏救趙”和減灶誘敵的著名戰例，以此名顯天下。據傳孫臏著有兵法，而且“世傳其兵法”。《漢書？藝文志》的兵書略著錄“齊孫子八十九篇”。但該書早已失傳。學界有人據此認為孫武與孫臏就是一個人。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漢簡中有《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兩書，可證孫臏和其兵法確有其人其書。《孫臏兵法》分上下兩編。上編包括擒龐涓、見威王等十五篇文章，下編含十陣、十問等十五篇文章。上編多記戰事，用問對形式，篇首多用“孫子曰”；下編是純理論論述，沒有對問形式和“孫子曰”。《孫臏兵法》主要論述有關兵略、作戰、陣法以及軍隊建設等方面的問題。孫臏在許多方面繼承和發展了孫武的思想，對當時和后世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以往學界多注意到孫臏的軍事思想，而對于他豐富的法律思想卻往往缺乏系統的了解并給予應有的評價。本文力圖根據此次出土殘簡，對孫臏的法律思想作一簡要的概括和分析，希望得到學界同仁的指正。

　　一、道義戰爭觀

　　孫臏的法律思想來自于他對戰爭的認識。與孫武一樣，他也堅持戰爭的正義性，認為只有符合“道”、“義”的目的，符合民心，才可以舉兵。他認為王者之將必須懂得“道”才可以領兵。什么是道呢？他說：“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內得其民之心，外知敵之請（情），陣則知八陣之經”（八陣）：“恒不勝有五：不知道，不勝；……恒勝有五：……知道，勝……”（篡卒）：“兵之勝……其德在于道……”（篡卒）。他認為齊國君臣知兵而不知道，是很危險的。“威王問九，田忌問七，幾知兵矣，而未達于道也。吾聞素信者昌，立義用兵，無備者傷，窮兵者亡，齊三世其憂矣”（威王問）。在這里，道的含義和內容很廣，大致包括得民心、講信義、有儲備、不好戰以及懂天文、地理、敵情、陣法等內容。

　　基于此，孫臏主張慎戰，即不得已時才發動戰爭。他說：“ ……兵者不可不察。然夫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兵非所樂也，而勝非所利也，事備而后動。……故曰：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我將欲責仁義，式禮樂，垂衣裳，以禁爭奪，此堯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舉兵繩之”（見威王）：“間于天地之間，莫貴于人。戰囗囗囗囗不單，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央，是以必付與而囗戰，不得已而后戰”（月戰）。因此，他堅決反對窮兵、利勝、樂兵，反對不顧民力、民心而發動戰爭。

　　二、軍中執法思想

    1、將軍令在軍中要有最高的權威

    孫臏認為將受命領軍，將令就要有權威。他說：“恒勝有五：得主專制，勝……，恒不勝有五：御將，不勝”（篡卒）：“……而不御，君令不入軍門，將軍之恒也。入軍……將不兩生，軍不兩存，將軍……”（將德）。因為將軍“令不行則軍不專，軍不專則無名”（將觀）。

　　2 、令要穩定必行

　　他對軍令的論述不多，但切中要害。首先，他認為“其（指兵）勇在于制”（指教令），因而必須重視軍令。軍令的重要作用是統一部隊，“令不行，眾不一，可敗也”（將失）；即要求軍令必行，全軍行動一致。其次，他認為軍令必須穩定，“令數變，眾偷，可敗也”（將失）；令變化太快，部隊就會松散懈怠，導致失敗。

　　3、治軍要以信為本

　　孫臏于此最為重視，論述最多。在他看來信是最重要的，“將軍不可以不信，不信則令不行，令不行則軍不專，軍不專則無名”（將觀），即將領無信用軍令就無法貫徹，部隊就要散亂。因此他特別強調信，“素信者昌”：“兵之勝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勢，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篡卒）：“將敗……十曰寡信……”（將敗）；這說明信在專軍權、行軍令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信的內容是嚴格管理并示之以利。孫臏講的信與賞相聯系，“信者，兵囗之明賞也”（篡卒）。有一段話最能說明這個意思：“威王問：令民素聽，奈何？孫子曰：素信。……田忌曰：行陣已定，動而令焉必聽，奈何？孫子曰：嚴而視（示）之利”（威王問）。此處嚴而視（示）之以利是對信的解釋。為什么要示之以利？因為求利是民之本性。違背這個本性，賞罰不會起作用。他對此有深刻的認識。“使民唯（雖）不利，進死而不旋踵，孟賁之所難也，而責之民，是使水逆留（流）也。……故行水得其理，剽石折舟。用其生（性）則令行如留（流）”（奇正）。

　　在其他的地方，信也是和賞相聯的。“勝在盡囗（忠），明賞，撰卒，乘敵之囗，是胃（謂）泰武之葆”（篡卒）。“囗囗令，一曰信，二曰忠，三曰敢。安忠，忠王；安信，信賞；安敢，敢去不善。不忠于王，不敢用其兵，不信于賞，百生（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生（姓）弗畏”（篡卒）。

　　4、重賞罰又不惟賞罰

　　關于賞罰的作用。孫臏認為賞罰對貫徹軍令具有重要的作用。他說：“夫賞者，所以喜人，令士忘死也；罰者，所以正亂，令民畏上也；……”（威王問）。他又說：“不信于賞，百生（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生（姓）弗畏”（篡卒）。因此他很重視賞罰。但他并不認為賞罰是最重要的事情。田忌曾問他：“賞罰者，兵之急者邪？”他回答說：“非。……可以益勝，非其急者也”（威王問）。（他還認為權、勢、謀、詐于兵也很重要，但也不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由于簡文缺損，無法見到直接的答案。在同篇的簡文里只有“……孫子曰：……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通觀孫臏全文，可知道、義、信、委（蓄積）、不窮兵等才是兵事里最重要的。）賞罰只能使士兵忘死畏上而勇于作戰，但并不是取得勝利的最重要的因素。

　　關于賞罰的原則。主要有以下幾點：

　　（1）信用。這是最重要的，如前面已經提到的“信者，兵囗（之）明賞也”：“不信于賞，百生（姓）弗德”：“不信則令不從”。又如：“明爵祿而……殺士則士必……知士可信，勿令人離之”（殺士）。

　　（2）公正。孫臏把公正看作治軍之道。他說：“用兵移民之道，權衡也。權衡，所以篡賢良也。……正衡再囗暨忠（即中）是胃（謂）不窮”（行篡）。另外，前文提到的“信”里也含有公正的意思。

　　（3）快速。孫臏強調：“賞不逾日，罰不還面……”（將德），此即軍中賞罰務速，讓民速見利害的意思。

　　（4）罰惡不避權貴。他認為軍中賞罰應“不維其人，不何（阿）外辰（臣），此將軍之德也”（將德）；要敢“去不善”，否則士兵就會不敬畏將軍（篡卒）。

　　5、賞罰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起作用

　　孫臏之所以不把賞罰看成最重要的因素，是因為他看到賞罰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能起作用，因此不是特別強調賞罰，尤其是罰。

　　首先，他認為軍令要順民心，民要愿意自覺地執行。“賞未行，罰未用，而民聽令者，其令民之所能行也。賞高罰下，而民不聽其令者，其令民之所不能行也。使民唯（雖）不利，進死而不旋踵，孟賁之所難也，而責之民，是使水逆留（流）也。”民不愿執行的令硬要其執行，等于是“使水逆流”，自然不可行。“故行水得其理，剽石折舟。用其生（性），則令行如留（流）”（奇正）。這與《管子 牧民》：“下令于（如）流水之原（源）者，令順民心也”的思想是一致的。

　　其次，他認為士兵的勇怯來自于自己的處境，將領要努力創造有利的態勢，而不應該責備士兵不勇敢。他說，“退敢物（刎）頸，進不敢距敵，其故何也？勢不便地不利也。勢便地利，則民自囗……。所胃（謂）善戰者，便勢利地者也”（客主人分）。

　　只有在兵民愿意執行，也有可能執行的情況下，軍令才能順利地執行。正由于此，他不主張重罰，而重視“得眾”，“得民心”。他認為將領在軍中“得眾勝；左右和勝”；要對“勝者益之，敗者代之，勞者息之，饑者食之”；這樣就能“令行如留（流）”，士兵們“進死而不旋踵”。這種認識是難能可貴的，比起那種只靠重刑威懾使人服的見解高明多了。

　　三、簡短分析竹簡孫臏兵法所表現的思想，明顯地與孫武的思想有繼承關系，同時又有自己的一些特點。

　　首先，二孫子在許多問題上有一致的見解。二人都把“道”看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因素之一。孫武認為“道”是兵者“五事”之一，要求做到“眾相得”和“令民與上同意”；孫臏認為知“道”是恒勝的保障之一，“道”包括了“天道、地理、民心”，因而也強調“得眾”、“用其生（性），令行如流”。二孫子都重視將領的重要性和軍權的相對獨立性。孫武講將為“五事”之一，要具備“智信仁勇嚴”，在軍中，可以“君命有所不受”；孫臏認為王者之將要具備“義仁德信專”，也主張“得主專制”，“君命不入軍門”。在治軍方法上，二孫子都主張依法而治，也都重視信賞必罰，但都不主張重罰。孫武主張“令素行、人相得”，“視卒如愛子”，“厚而能使，亂而能治”，強調教育在先，使兵心服；孫臏主張軍令統一、穩定，對士兵“愛之若狡（嬌）童，敬之若嚴師……”（將德），既嚴格管理而又示之以利，充分考慮士兵在勝敗勞饑時的需要，使士兵自覺自愿地拼命作戰，服從命令。二孫子都強調任勢、“便勢利地”而不責于士兵的膽怯。在上述幾個問題上，二孫子表現出驚人的相似，構成了古代兵家在依法治軍問題上基本思想。

　　其次，孫臏也發展了孫武的思想而形成自己鮮明的特色，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地方：

　　第一，孫臏更重視戰爭的政治性質和目的，更強調“仁”和“義”，并將其納入到“道”的范疇里。他說：“夫陷齒戴角，前蚤后踞，喜而合，怒而斗，天之道也，不可止也。故無天兵者自備，圣人之事也”，因此才有了黃帝作劍、羿作弓弩，禹作舟車、湯武作長兵的事。他認為圣賢們用“責仁義，式禮樂，垂衣裳”的方法無法禁止爭奪，不得已才“舉兵繩之”，因而戰爭的正義性質和目的很明確，義戰才合乎“道”。他講到將要具備五種基本素質：義、仁、德、信、專。其中“義者，將之首也”（將觀），是五種素質中最重要的。正義之師并有物質儲備才能打勝仗，“夫城小而守固者，有委（儲備）也；卒寡而兵強者，有義也。夫守而無委，戰而無義，天下無能以固且強者”（見威王）。

　　第二，孫臏更重人。他認為：“間于天地之間，莫貴于人”（月戰）；決定戰爭勝負的三要素是“天時、地利、人和”，因而強調“得眾”、“信賞”、“任勢”，這樣明確地提出人在戰爭中的作用在當時是極為可貴的。

　　第三，孫臏更重信。他對信在治軍中的重要性，信與令、信與賞罰的關系作了較多的闡述，發展了孫武關于“智信仁勇嚴”為將之五德的思想。

　　第四，孫臏更重勢。他從物理學和軍事學的角度對勢的本義及其作用作了較多的闡述，明確提出了“因勢而利導之”（本傳）的作戰原則。在先秦兵家中，孫臏以“貴勢”而著稱（《呂氏春秋？不二篇》）。他以弓弩和激水來說明勢，“囗（羿）作弓弩，以勢象之。……何以知弓奴（弩）之為勢也？發于肩應（膺）之間，殺人百步之外，不識其所道至，故曰弓奴（弩）勢也”（勢備）。在他看來，勢是一種由高速運動產生的沖擊力，使靜止的物體形成一種不可陰擋的力量。在這點上，他與孫武的“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和“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的比喻的意思是一致的。他還對勢的作用和怎樣造成勢的方法作了進一步的論述。他認為“其（指兵）巧在于勢”（篡卒）：“勢者，所以令士必斗也”（ ）：“欲知兵之請（情），弩矢其法也。矢，卒也；弩，將也；發者，主也。矢，金在前，羽在后，故犀而善走”（兵情）：“勢便地利，則民自囗……。所胃（謂）善戰者，便勢利地者也”（客主人分）。因此將領要努力造成戰場上有利的態勢。尤其重要的是，這種勢不僅包括軍隊在戰場上有利的態勢，也包括士兵心理上的有利態勢，即“戰勢，勝者益之，敗者代之，勞者息之，饑者食之”，使士兵心中感奮，“道白刃而不旋踵”，如“行水得其理，剽石折舟”。

　　第五，孫臏對戰爭對于經濟的依賴關系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不只從戰役攻守角度出發講到“守必有委”，“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而且還從戰略的角度出發得出強兵必須富國的認識：“（兵）其富在于急歸，其強在于休民，其傷在于數戰”（見威王）；在強兵篇里，他回答威王的問題時認為“正教”、“散糧”、“靜”、“行之教”等均非強兵之急者，只有“富國”才是強兵之急者，這就發展了孫武的“因糧于敵，取用于國”的思想。

　　綜上所述，可見孫臏不僅是一位出色的軍事家，更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從全局的角度看問題，把作戰勝利與富國強兵、復興禮義聯在一起，在軍事和政治的關系問題上發展了孫武的思想。他既重仁義忠信、德行民心，又主張信賞必罰，以戰止爭，靠綜合國力“戰勝而強立”；其思想俱剛柔、兼儒法，對治國治軍者制定政策有著明顯的指導性價值。

　　注：1、關于孫臏兵法的名稱和作者，尤其是下編的歸屬，學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上編似孫臏的學生整理傳于后世的，下編不敢斷定是孫臏本人著錄還是他人的文章，有待新的史料的印證。本人認為將下編認定為反映孫臏思想的觀點有一定道理，因此根據文物出版社1975年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編定的原簡影印釋文注釋本寫作出本文。主要參考書：張震澤著：《孫臏兵法校理》，中華書局1984年版。（出處：中國法學網）張少瑜·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原標題：竹簡《孫臏兵法》法律思想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