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園秘史》 賈興安著 新華出版社出版

比起《黃土青天》和《縣長門》來，這部《莊園秘史》更像是信手拈來之作。這么說，絲毫也不意味著我看它容易，不以為得來不費工夫。套用興安自己的話說，這叫“都不容易”。我一直關注興安的創作，曾經寫過四篇文章。借這個機會，回頭梳理一下我的思路，我覺得對興安的創作，也應該趁便加以全面梳理、總結，盡管我力有不逮。

早在二十年前，我寫過一篇《景物與一些人》讀后，那時我說，興安有自己的文學信念，只聽命于自己，別的，愛誰誰。興安尤其鐘情“老家”，鐘情“過去”，念念不忘童年的饋贈。記憶一旦被他喚起，就帶到紙上，就漫步開來，讓人覺著近乎“講古”，卻又見容于時代。我還說，他從容、兼容，有許許多多的東西可寫，他覺得該寫什么，就寫起來，不在寫什么和怎樣寫的問題上同自己較勁，也不同別人較勁。在他看來，生活永遠是可愛的，同時又是永遠存在問題的，這就是他寫作的理由與背景。

至今我依然確信，以上兩點，有助于理解興安的為人為文。一個作家的生命性質，無論如何也不能完全隱入文字的背后，不管文字以什么方式組織起來，他的個人稟賦、氣質與經歷，總會顯現。

當年從《陋鄉蒼黃》到《黃土青天》我也一再鼓吹。在《陋鄉蒼黃》研討會上，我有一個發言，后來被一并歸置到國家社科項目——《世紀之交：長篇小說與文化解讀》一書中，因而到了《黃土青天》研討會上，我就偷懶兒了，抱著書在會上念：

小說直面現實，語言濃重而鮮活，富于思辯色彩，結構嚴謹有氣度，通篇一氣呵成，描寫了崇高的奉獻，尤其是主人公為民請命的憂國憂民的使命感，是最近幾年來農村題材小說中不多見的。

作者著力筆墨的主人公成為小說的巨人式人物，是當下體制中的包青天。然而從作者的創作本意來講，這是一種符合現實主義的角色選擇，落后的體制不可能在短時間之內被改革完畢，所以一位清官就仍是當下一個務實的現實選擇。

隨后，省“五個一工程獎”評獎，有機會重讀《黃土青天》，我有一些新的想法，寫了這樣一個授獎詞： 

這是一部有血性的書，很好地繼承了《紅旗譜》的傳統；這是一部寫了許多問題的書，但不是問題小說，也不是官場小說，而是弘揚正氣的主旋律作品；這是一部反映農村變革的教科書，可以幫助我們深入了解現實農村，具有充分的批判和認識價值；它創造性地、成功地塑造了新人物，寫出了一個有血有肉的像王天生那樣的當代英雄形象；從根本上說，它是一部現實主義力作。它或許不是我們眼熟的“現實主義”，確是本質上的現實主義，它不是重述現實，而是確立了一個現實。

到了《縣長門》，我寫了《命名的真實與現實的確立》一文，我說《縣長門》與《黃土青天》從氣質上有一脈相承之處，集中體現于再次創造性地、成功地塑造了新人物，依然涉及到一些問題和官場，依然不是問題小說或官場小說，而是確立了又一個現實。興安堅定地保持了只聽命于自己的創作姿態，他就是他，他開創，從不復制。不復制別人，也不復制自我。他的創作，與其內在精神結構呼應得相當好。

那么這次我想說，《莊園秘史》與《黃土青天》與《縣長門》從氣質上依然有一脈相承之處，集中體現于再次創造性地、成功地塑造了新人物田家輝，確立了又一個現實：改寫“地主”二字。

讓我最感興趣的，是《莊園秘史》對地主尤其是地主成長史的關注、研究。這需要勇氣，更需要能力。

長篇小說讀的是命運。我讀《黃土青天》、《縣長門》讀出了“命運”，讀《莊園秘史》，讀出的還是“命運”。我知道《莊園秘史》是小說，是虛構，但我對它的真實背景深信不疑。

有人說，世界史上的優秀民族在歷史變動過后，都能從靈魂拷問的深淵中升起一座座文學和哲學的巔峰，惟獨我們這個民族例外，這一觀點，被許多人認同，我倒覺得在讀了《莊園秘史》之后，應該有“例外”的感覺。起碼，興安筆下的地主，有別于現當代尤其是十七年文學中的任何一個地主形象。

興安有著神圣使命感有著充沛的生命意向有著難得的清醒，他所書寫的亂世危局，一個地主與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條血淚之路對城鄉的連接……一地三個政府三個縣長……國共與土匪的混雜……足以顯示其對事實證據的掌握程度、對事實的理解程度和他對歷史介入的動機，在我看來至少還原了部分歷史真相，使我們對那段歷史再次有了觸目驚心的感覺，反思我們的視聽、思想包括歷史想像力的局限，堅定我們對歷史真實的理解程度和判斷立場：這是命運的歷史，而且并不僅僅是已經過去了的歷史……我想，只有理解了這些，我們才有可能理解《莊園秘史》獨特品質的歷史來源。

《莊園秘史》讓我想起許多年前我在文安大郭莊，在老支書郭建華的帶領下，我們用了許多天，走過大郭莊的每一塊土地。有一天我對郭老說：“你們村當年肯定出過大地主！”他很驚詫，說你怎么知道？我說我是從這大片大片的肥沃的土地上看見的，我看見了歷朝歷代的財富尤其是土地的積聚，看見了智慧和血汗。郭老非常認同我的觀點，盡管，他是當年的貧農團主席，從斗地主開始，他成為那個村莊的當家人。老支書說：“沒有那些地主、富農，就沒有今天這么大的大郭莊，沒有農業學大寨，就沒有今天這么富裕的大郭莊。”有一天晚上我們在大郭莊村南的“康莊大道”上散步，他突然拉住我的手說：“世上最長的是道路，路是走不完的，我是奔八十的人了，你們替大郭莊物色一個接班人吧。”后來我得知衡水作家李祝堯寫長篇小說《世道》，讓他去大郭莊采訪，成就半部書。

《莊園秘史》還讓我想起另外兩件事，也與地主有關。

我的老家有過一個地主，姓吳，走四十里路不喝別人家的井水。據說他發家是十分偶然的，僅僅是有一年他家的椴麻賣了個好價錢。為了買地，他舍不得吃穿，長工吃干的，他喝稀的。最終，他還是被活活打死了。在斗爭他時，說他富有的唯一實證是他有瓦房，還一條厚厚的棉褲，厚到往炕上那么一戳，可以立住不倒。那是他唯一的一條厚棉褲，為他的老寒腿準備的。吳家有五子，其中四個勤勞守業，抗戰時都是英雄好漢，后來成了地主、富農，被批斗，家破人亡。另一個，吃喝嫖賭，片瓦不存，后來成為貧農，“文化大革命”中挨斗時他總是叫：“我可是地道的老貧農啊！”顯得很委屈。

我在山西還結識一個老貧農，“文革”時曾登臺訴苦。他說：“想當年老地主那個狠啊，讓我們干活，他自己歇著，給我們吃小米干飯拌豆腐，他吃白面。哎，要說那會兒還能吃上小米干飯，現在連小米粥也喝不上了。”說著說著說跑了，他被趕下臺，后來又被揪上臺，跟著地主挨批。這些，在《莊園秘史》的“天上布滿星”一章，更形象，更生動。

說起這些，是我覺得，《莊園秘史》的視角，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視角，揭示出許多東西，筆，探到了土地深處，觸及土地的記憶，可以喚起人類共同的記憶，尤其可以調動熟悉這段歷史的中國人。縱觀全書，田家輝、郭子義、二臭等諸多人物，是戳得住的，是形象的。它觸及了生活和生存，回應了歷史。透過文字，可以看到命運：農民的命運，土地的命運，甚至革命的命運。這就決定了這部書總體上的成就，是又一部命運之書。

我個人是一直喜歡這一類文學的，有生命的投入，有精神的蘇醒，有自我的發現和覺悟。但凡好的文學，基本上都是從這個路徑上來的。文學的后面要有人，要戳得住，要有心，要摸的著，要有精神的掙扎和超越，這是文學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搖動的價值向度。

我一上來就說，這部《莊園秘史》更像是信手拈來之作，其實我是要說，和《縣長門》一樣，正因為準備充分，才顯得舉重若輕。前幾年興安出過兩部在我看來很重要的隨筆集，一部是我前面提到的《都不容易》，一部是《村莊里的事物》。《都不容易》關涉興安的胸襟氣度、悲憫情懷。興安的作品，對所有角色都是充滿世俗同情的，正如曹雪芹對寶釵，對賈政，對劉姥姥，對老媽子，如惠特曼對黑奴，對妓女和逃兵。在《莊園秘史》中，世俗同情沒有被世俗政治、道德所約束，使人物有了多重的乃至不可分重的性格，讓蝎子溝那樣一個原來冷酷無情、沒有人味兒的地方，有了溫暖，有了人味兒。而《村莊里的事物》中對移民與村落、民居、民謠、鄉村老宅院、水井的關注，對于構建《莊園秘史》這樣一個由經驗、細節和材料所建構起來的物質外殼，非常有幫助，最終形成了一個不小的靈魂容器。從挖黃豆、豆腐刀、打豆腐、腰帶繩，到莊園的布局、磚雕、石刻、家具，在物質層面、在日常生活層面有著比較嚴密、精細的描寫，大部分細節都經得住推敲，這在作品推進的過程中，大大提升了邏輯性、可信度和經驗的真實性，使小說的精神和它的物質外殼融為一體，呈現出日子和事物的紋理。這是一個很高的境界。

關于細節處理，也有一點點瑕疵，將來再版的時候，建議興安兄修訂一下，一是有些東西要往細里摳一摳，再是在起承轉合的“轉”字上下功夫。有的硬傷，一定要改，舉兩個小例子：第4章36頁，二臭說家里有山雞蛋，是在1913年3月18日，那時節山雞下蛋早了點，在燕山山雞下蛋是在6月初，在太行山早半個月，在5月中旬；第11章106頁，“向陽的坡面有一些果樹，但都是野生的，村人誰摘了算誰的。”果樹野生的少，除了核桃、栗子，蘋果、梨、山楂、桃、杏、李子之類都需要嫁接，野生的不是果樹，果木種子返祖，只可作為果樹嫁接的父本。核桃、栗子可以直接種，要想提升品質，也需要嫁接。劉向東【原標題：又一部命運之書，這一次確立的現實是改寫“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