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帖虔圖一姓收藏尊赤縣楝亭淥水半湖風韻映紅樓這上聯說的是收藏大家張伯駒平生收藏的兩大無上珍寶：西晉陸機士衡的《平復帖》和隋展子虔的《游春圖》。張伯駒把它們無償捐獻給了國家。下聯講周汝昌與張伯駒最初的因緣，是由于題詠納蘭容若小像和四卷《楝亭圖》而起，雖然這是張伯駒收藏中的異品，卻也是紅學的寶貴實物資料。

　　周汝昌第一次見到張伯駒是在他重新踏入燕園的1947年秋天。也就是自那時起，周汝昌與張伯駒結下了名副其實的忘年交、深交與至交。

　　重新走進燕園的周汝昌，得到特批免修大一課程，直接“插班”至西語系的大二。就在這個學期，雖說北京的九月有秋高氣爽的美譽，但那時天氣還是很熱，暑氣不減。一天，周汝昌看見有一對夫婦從貝公樓里的中文系出來，男的約五十歲上下，高挑身材，穿著長衫禮服，卻風采依舊；女的則頗為年輕，打著一把陽傘，雖非脂粉盛裝，卻更光彩照人。周汝昌覺得，這種風度翩翩、儒雅風流的人不像是燕園中人，此后也不常遇見他們出入來往。后來得知，這就是叢碧詞人和他的夫人潘素女史。

　　1948年農歷十月二日，燕京大學中文系系主任、語言學家高名凱邀請張伯駒把他收藏的珍貴書畫精品在燕大中文系二樓上舉辦一個小型書畫展。周汝昌得知后，馬上趕到“貝公樓”二樓，只見中文系門外的兩側是琳瑯滿目的書畫和幾處玻璃展櫥，最吸引他注意的是大玻璃柜中展列著一巨軸《楝亭圖》手卷和墻上懸掛著恭親王題寫的“容若侍衛小相”的彩色立幅，像的四圍綾邊上布滿了名家的詩詞題詠，已無余隙。周汝昌注意到在納蘭成德像的右上側即是張伯駒題的《金縷曲》。周汝昌對諸家的題詠十分留意，但他特別記下了叢碧先生的那首《金縷曲》。這首詞的內容觀點表現出張伯駒對《紅樓夢》的理解還是限于主人公賈寶玉寫的就是納蘭成德的那種舊說法，即俗稱“索隱派”是也。回宿舍后，周汝昌很快也作了一首《金縷曲》。周汝昌的這首詞是步張伯駒的原調原韻，而內容卻是詳細敘述了他自己最近研究的新成果曹雪芹的家世，句句講曹家的史跡實事，暗暗糾正向來被誤認的寶玉即納蘭之說。周汝昌欲乞盡錄全部《楝亭圖》跋，張伯駒就尋出啟元白手抄的全部題句，訂了個冊子托人給他送去。周汝昌興奮地把這些題跋全部付錄了一遍。這些珍貴資料周汝昌全部錄入了他后來的《紅樓夢新證》。周汝昌念念不忘這種友情，并寫進了一首《紅學懷舊吟張伯駒先生》中：

　　楝亭圖卷詑牛腰，側帽豐神舊夢遙。喜賀新涼疊清韻，未名湖影證吟交。張伯駒看了周汝昌的《金縷曲》后，以為文筆不差，又得知周汝昌只是燕大的一名青年學子，便傳話要會一面。不善言談的張伯駒無多言詞，只是將自己的《叢碧詞》送給周汝昌一部。周汝昌畢恭畢敬，接過一看，見是綠墨刊本《叢碧詞》，他如獲至寶。回校后反復拜讀數遍，沒過幾天他就在音律上提出了一些個人看法。他把這些意見一一標注在《叢碧詞》上，又送還請張伯駒過目。而張伯駒一一從善如流。由是，周汝昌益發欽佩張伯駒的雅量，并為此詞集題了一首《水龍吟》。

　　隨后，周汝昌又為詞集撰寫了跋文一則，其中提出：“如以詞人之詞而論（有別于詩人之詞、文人之詞、學人之詞、雜流之詞），則中國詞史當以李后主為始，而以先生（指張伯駒）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產生這種真正的詞人。”

　　《叢碧詞》連制三次版，周汝昌作三次跋。周汝昌從學術、文藝上從公論斷，并無絲毫阿諛獻頌之心，這使張伯駒非常感動。日后，張伯駒將此記于《無名詞》自序中，他寫道：“……自三十歲學為詞，至庚寅后二十幾年，有集《叢碧詞》。周玉言君跋云："詞以李后主始，而以余為殿。"此語一出，詞老皆驚。余也汗顏，而心未嘗不感玉言也……”從此，張伯駒更引周汝昌為知音。

　　自張伯駒收藏珍貴書畫精品展覽會后，他出入燕大西校門的時候逐漸多起來了。高名凱便有意讓張伯駒與燕大結一段文化教育因緣，便以名譽教授的身份請張伯駒開一門“中國藝術史”的課程。張伯駒當然很高興，立刻答應下來。但燕大規定，要開設這種選修課至少需要若干名學生選修報名，報名人數不到課程就無法開成。等到辦公樓后門外布告牌發布了這門新課程時，報名選修的剛好差一名，這使高名凱十分為難。無奈，他和周汝昌同窗孫正剛商量，希望能在熟人里找尋一位湊齊名額好開課。孫正剛找到周汝昌說明此事，希望他能幫忙。周汝昌聽后笑道：這好辦，不過，你得先向張先生說明白，我在中西兩方面的課程已然十分繁忙，何況還有自己的研究要作，所以開課以后如果不能每次必然到課，還請張先生理解。

　　開課的第一天，周汝昌按時入座，恭候張先生的來臨，心里還在想張先生上了堂未必自由自在。可是張伯駒畢竟不同凡人，平生各種場合交流歷練是經驗豐富的。他進了課堂，毫無拘束之態。他抱來一大摞書冊放在講桌上，先把一摞書冊分發給在座的同學，說，愿意多要的可以隨便再取。周汝昌接過來一看，原來是影印的《平復帖》這正是張伯駒生平收藏中兩大無上珍寶之一。然后，張伯駒開始講話，他并沒有講稿講義，不過即席口述，就由《平復帖》講起，說明這是中國書法史上現存最早的名人原跡，歷經輾轉保存至今，珍貴無比。又講到陸機的這種書法叫做章草，還幫助大家解讀了草書中難認的字跡并講解了文字的內容。他的話簡明易懂，沒有太多專門性的名詞術語，也沒有作更多的發揮。周汝昌覺得張伯駒的這種教授方法很不錯，課堂氣氛很隨便，張伯駒也能無拘無束、從容自在地講他的藝術史。

　　周汝昌與張伯駒已經有了默契，事先說過不能每課到堂，于是周汝昌便放心大膽地做了幾乎一個學期的“曠課生”。等到期末考試了，張伯駒倒也很大方家數，不做具體的出題的死形式，而是要學生每人做一篇論文，發表自己對于中國書畫的感受和評論。這正合周汝昌意，因為他最不愿意做那些死板機械的問答試卷，而喜歡寫這種自由發揮的文章。周汝昌深知張伯駒最后收得的珍品是晚唐杜牧的《張好好詩卷》，他還作了《揚州慢》的詞與張伯駒唱和交流，于是便抓住這個主題做為中心，往前追溯書法源流，從“書圣”王右軍開始論六朝隋唐這一最重要的書法史階段的整個大局勢、大繼承、大創新，然后歸結到杜牧的這一詩卷書法的特點，指出杜牧書法的真正來源是“二王”即王羲之、王獻之父子。他指出，很多人都知道這個號稱“小杜”的杜牧，知道其詩才為晚唐一大名家，其風流文采人所難及，而少有人知道小杜的書法造詣也居然超邁絕倫。周汝昌的這份試卷其實就是他自己研究書法的一篇簡短的總結。

　　一日，孫正剛忽來過訪，他滿面春風、喜氣洋洋地對周汝昌說：這事可真有趣！你猜猜張先生給了你多少分？周汝昌回答說：不應低于8分吧（燕大的評分制度是10分制）。正剛笑道：那可太低了！是10分啊！周汝昌聽后也大笑。孫正剛接著說：我告訴張先生，燕大的10分制可是個象征啊，真正的教授評出個10分來，還沒有先例！張先生聽了正顏厲色地說：怎么不行？他這卷子就值10分，我豈能屈了這份卷子的價值！要說是沒有先例也不確切，其實周汝昌的歷代詩選和國文成績也都得了10分。

　　四十年代末期，燕大的文化活動十分興旺，有京劇社、昆曲社，周汝昌為其中社員。一次燕園籌備演出《奇雙會》，因找不到配角小生李保童，籌備者為了難。提調朱君苦苦央求周汝昌，要他去填這個空兒。這戲分《哭監》《寫狀》《三拉》《團圓》四節。李保童是《三拉》中的按院大人，李桂枝的弟弟，苦兒做了大官，出場是烏紗、繡袍，端嚴而英秀，不唱不念，也無做工，本來是個簡單差使。周汝昌當時卻因他事擾亂，興致提不起來，只好推辭了。等到那天演出，周汝昌特意到臺下去看看到底是誰扮了李保童讓周汝昌深感意外的是披蟒腰玉揭簾而出之人，竟是張伯駒！是五十多歲的名家張伯駒救了場！

　　一次，燕大中文系開聯歡晚會，大家安排要聽張伯駒清唱一段老生，當時卻沒有琴師。活動組織者中有一位知道周汝昌能拉胡琴，就把這個任務派給了他。周汝昌問張伯駒唱什么，張伯駒只說了“西皮慢板”四個字，周汝昌也不便多問就從命而行。過門完處張伯駒開口，周汝昌一聽是“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這是《空城計》里諸葛孔明的名段，由于周汝昌很熟悉，所以伴奏十分順利。演出結束后，大家都以為周汝昌與張伯駒事先預習演奏過，實則全非。

　　周汝昌與張伯駒的交往故事和詩詞唱和，足以寫成一部書。

　　適逢張伯駒誕辰115周年、周汝昌誕辰95周年，謹以此文紀念兩位先生。周倫玲【原標題：周汝昌與張伯駒二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