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未期的中國大地上，在千萬青年人中流傳著一本極為“圣潔”的書。它就是名躁一時的[第二次握手]。不單是430萬冊的發行量，那數十個版本的手抄本在“文化沙漠”的特殊年月肆意流行，就像洪水猛獸一樣“侵噬”著人們的大腦。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一定不會忘記這一切，更不會忘記這本書的作者一一位大半生與之緊緊相連的作家一張揚。

    時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40周年之際，名噪一時的[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張揚，向記者講述了那個荒誕歲月里他所經歷的一系列荒誕故事。

    姚文元作出批示；“這是一本很壞的書。”于是從中央開始成立專案組，從此張揚被丟進了一個很“上檔次”的監獄，雖然他一直沒看到“逮捕證”。

    1970年2月，張揚在被捕前將[歸來][即[第二次握手]手稿存存放在友人陳某家里，并囑咐其弟速取回銷毀。但是，當時的預審主卷第十六頁這樣寫道；“其弟又借給馬衍湘，馬又轉給鄭文立和李山，李山又借給長沙市14中學周利亞，周在傳閱時，被紅衛兵搜出交給老師賀志強。1976年3月，賀老師調到北京后，聽說[歸來]是部反動小說，他立刻從其弟處索回，藏于衣箱底下，追繳時，原物交回。”

    于是乎，一部名不見經傳的手抄本小說，在那個非常的年月，“一不留神“紅透了半邊天。

    1974年10月，首都一家報紙在第960期[內部參考]反映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廣泛流傳的情況。姚文元看到這份“內參”后打電話給報社說；“你好的[情況]反映一本壞書[第二次握手]，今天把書送來了，我翻了一下，這是一本很壞的書，實際上是搞修正主義，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必要時可請公安部門幫助查。”報社將上述“指示”向北京市公安局14處作了口頭傳達。于是該處立即成立了[第二次握手]專案組。

    緊接著，新華社[內參]說明“北京市公安局根據姚文元同志的指示對壞書[第二次握手]的作者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追查。現已初步查明，作者是湖南省瀏陽縣大圍山區中岳公社插隊知青張揚。”

    于是，北京市公安局通知湖南省公安局；……遵照姚文元同志批示，反動小說[第二次握手]的作者現已查請，這本反動小說是你省瀏陽縣插隊知青張揚所寫，現將情況函告你局，請考慮處理。“

    1975年1月7日上午，生產隊長找到張揚，說公社革委會主任主任讓他去談話。公社主任心不焉地說了幾句話，對一位穿警服的中年男子點點頭；“怎么著，你們談談吧。”張揚在回答完“你是那里人？”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齡？”等令他莫名其妙的問題后；“你被拘留了。”他無可奈何地在紙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戴上手銬的張揚跟著公社主任和警察來到了他的“家”一一那間破舊，低矮，陰暗的土磚屋。他們肆意地在屋里屋外推翻箱倒柜，終于，在張揚的住處又搜出了那部尚未完成的中篇小說手稿[寒丹的歌]公社距縣城120華里。他知道他是社會最底層的人，不管多大的事，充其量關在縣城即可。然而，讓張揚奇怪的是，那兩輛北京吉普車在瀏陽縣城加過油和換過檔案后，又匆匆前行了。終于，在黃昏時分，他被送進了成長沙市東北部的一個叫鹿洞里的監獄里。

    此刻，張揚意識到了自己問題的嚴重性，他知道，“鹿洞里自1949年以來一直是省公安廳的看守所，其職責之一是羈押中央駐湘單位和省直單位的犯人。他的“級別”一下子便升到了省級，他預感到了兇多吉少。

    一周過去了，張揚接受了他人生第一次審訊。“你知道你是為什么被拘留嗎？”兩位審訊員雙眼直盯著他。“不知道。也許是我寫了本[歸來]的書吧？”兩位審訊員點點頭。“但是，請問，為什么我寫了這樣一部書就該被你們拘留呢？”張揚的雙眼直視他們的雙眼。“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你的一大發明嘛，這時張揚的腦子“嗡”的一聲，他一直搞不懂，自己那部小說那一點反黨了。后來還是同監的兩位難友“啟發”他；哎呀呀，你真糊涂！你的小說歌頌了周總理。現在整天批儒評法，矛頭指向誰還不明白嗎？張揚恍然大悟！

    在“捕快門”面前，張揚機智地讓弟弟將[第二次握手]手稿“毀尸滅跡”。可弟弟卻借給了一個好友，于是，書稿在好友的好友中間流傳開來，直“流”到大半個中國。

    1965年9月，張揚到“上山下鄉辦公室”報道那天，身上共揣著親友們送的14元錢，那幾乎是他21年生命史上擁有錢幣的最高額。在“廣闊天地”里奮斗，在“革命化道路”上艱苦跋涉了八九年之后，他完全一貧如洗了，連筆記本和稿紙也買不起。張揚弟弟的一個同學很崇拜他的文筆，送了一個黑塑料皮筆記本給他，于是他就用這個筆記本開始了他的[歸來]。由于條件差，張揚在路燈下寫，在農村小鎮旅店的昏黃油燈下寫，在車站候車室里寫，在藏身的工廠宿舍里寫……每次多則一千字，少則一二十個字。張揚寫得很慢，很艱難，但每天都要寫一些。1970年1月的最初幾天，張揚是在汩羅縣智豐公社一位當農村小學教書的朋友家中度過的。那幾天滴水成冰，積雪盈尺，那位教書朋友家里窮得連一張板凳也沒有。屋子又黑又小，又點不起油燈，張揚只好在白天打開房門借屋外山波上積雪的反光寫作。因為沒有凳子，也沒有桌子，他只得將那本珍愛的筆記本擱在破舊的五斗柜上，站著寫，實在冷得不行了，他就來回跳幾步又接著寫。

    張揚在這安靜之地完成了[歸來]，恰好寫到筆記本最后一頁，6萬字的書稿也完成了。

    1970年2月下旬的一天，張揚去另一家旅店看另一位朋友。不知道為什么，他一直有一種“要出事”的預感。他便將那裝有筆記本的隨身挎包小心地寄放在一個姓陳的知青朋友家中，只身前往。果然不出他所料，張揚被捕了。公社特派員帶著人來到他的家。家已經抄過多次了，可以說是家徒四壁，空空蕩蕩。在張揚兩個月的時候，父親就撒手人寰，哥妹幾人全靠當醫生的母親撫養。

    母親和繼父在各自單位接受“群眾專政”。家中還有八十多歲的祖母，未成年的妹妹和上山下鄉當了知青又“回城的弟弟。張揚至今仍清楚地記得當年那刻骨銘心的一幕；“因為天色尚早，他們都還未起床。一看到我被捕了，都默默無語。“捕快門”不知為何對那屋子產生了興趣，從這屋子走到那間屋子，到處打量。我趁他們不注意悄悄地對蜷縮在被窩里的弟弟輕聲說；“快去陳某家里，將里面的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