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作家群七日譚”進入了第七日。之前，中國作協主席鐵凝高度評價并定位了中原作家群，在京豫籍作家周大新、劉慶邦、柳建偉從創作入手談根論突破，評論家張燕玲、李建軍則直面當下文學創作的痼疾。“七日譚”一直是嘉賓唱主角，今日我們將話語權交給堅守在河南的本土作家、河南省作協主席李佩甫。論壇結束了，“堅守與突破”的創作實踐才剛剛發端。

　　眼看著就要逐到那只“鹿”了

　　記者：在剛剛結束的由中國作家協會、河南省委宣傳部主辦的“堅守與突破——２０１０中原作家群論壇”上，您和您的作品作為中原作家群雄厚創作實力的典型代表，多次被鐵凝主席、與會的文藝評論家提及，作何感想？

　　李佩甫：“中原作家”是一個群體。這個群體囊括省內省外所有的豫籍作家，尤其是在京的一大批在全國有廣泛影響的作家。特別是周大新、劉震云、閆連科、劉慶邦、朱秀海、邢軍紀、柳建偉、何向陽等；省內也有一大批，如何南丁、張一弓、田中禾、二月河、張宇、鄭彥英、馬新朝、楊東明、李洱、墨白、孫方友、邵麗、喬葉、何弘、胡蘭蘭、傅愛毛、南飛雁等等。他們都是這塊中原熱土滋養培育出來的作家，且又多是以本土生活作為寫作素材的作家。作為中原作家的群體，應該說在全國都是數得著的，目前一線作家的人數在全國也是最多的，也可以說是實力最強的。我只是他們中的一個。

　　記者：從“文學豫軍”到“中原作家群”，在全球化、網絡化大背景下，除了河南，我們還看到很多給作家貼上地域標簽的現象，這種被戲稱為“文學GDP”的訴求，是地域性主觀意志的體現，還是文學發展的客觀需要？

　　李佩甫：文學是以時代生活為參照系的，但文學又不完全等同于時代生活。每一個好作家都有自己熟悉的生活領域，都有自己的“一口井”。如美國作家福克納終生都在寫他家鄉那塊“郵票般”大的地方；前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也是因為“在追求他故鄉憂郁的靈魂時發現了文明之間的沖突”而獲獎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就是生活在大地之上的“植物”，而我們的寫作自然是離不開最熟悉的土壤。

　　“文學豫軍”借用的是一種軍事術語，顯然用它來表述文學是不太貼切的。而“中原作家群”是一種廣義的地域概念，往上溯中原

　　大地文學先賢、大師更是群英薈萃，如老子、莊子、墨子、杜甫、韓愈、劉禹錫、李賀、李商隱等。這樣的表述是上接文化傳統的，也是有“根”的一種表述。

　　記者：從與會代表的發言和討論中，我注意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青年作家和評論家話題多圍繞現實尋求突破，中年作家和評論家則更多地是對根的眷戀和鄉土文學的懷念。每個作家、評論家的世界觀、創作觀和表達方式與其個人成長的時代背景、社會環境息息相關。你的創作遭遇過瓶頸期嗎？作家個體的表達方式一旦形成，有改變的可能嗎？

　　李佩甫：這個問題正是這次論壇研討的主要內容。堅守，是文學的品格和態度；創新，是文學的精神和方向。這其中包含著兩個概念：一種是藝術形式上的探索，一種是對文學方向性的思考。

　　我個人認為，中國作家尤其是上世紀50年代后出生的一批作家，現在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了你所說的“瓶頸期”。比如，在單一的年代里，我們渴望多元；在如今多元化的年代里，我們又渴望純粹。可社會生活單一了，必然導致純粹，可純粹又會導致極端。社會生活多元了，自然會走向豐富，可豐富又會導致混亂。這是一個悖論。

　　應該說中國作家生逢其時，遭遇到了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巨大的變化同時又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繚亂，使人失迷失重。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是文學的大繁榮時期，這期間出現了許多好的優秀作品，名篇佳作不斷涌現。好像文學這只“鹿”就在眼前了，眼看著就要逐到那只“鹿”了，可前方突然失去了目標。一切都與我們想象的不一樣了……

　　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文學是社會生活的沙盤。作家面對急劇變化中的社會生活，思考的時間還遠遠不夠，當一個民族的作家不能成為一個民族思維語言先導的時候，是很悲哀也是很痛苦的。

　　好的作品不是“帶領”出來的

　　記者：在本次論壇上，很多代表提到當下文學創作與文藝批評的兩大缺失：一是作家對社會轉型期尤其是農村城市化進程中社會生活的失語；二是評論一團和氣，對創作缺乏必要的引導，文藝批評缺失。這兩大缺失存在已久，指出這兩大缺失只需要一點點勇氣，補缺卻是個綜合性難題。這種補缺的工作，是依靠作家、評論家的覺悟和自我調整就可以完成的嗎？創作與評論，是否如市場經濟也存在一個杠桿？

　　李佩甫：在這樣一個大變革的時代，泥沙俱下，物欲橫流，金錢的聲音充斥著大街小巷，到處都是物質的聲音，連真善美的標尺都發生了位移。所謂的市場化，所謂的廣告效應把一切領域都搞成了“買和賣”的關系，連文學都幾乎成了需要大聲吆喝著叫賣的產品，這是很可怕的。

　　文學對具象的社會現實沒有作用，可文學是可以滋潤人的心靈的。作家和批評家的失語與當今所處的混沌狀態是吻合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民族的文學是需要“建設”的。在文學創作方面，我們需要建設的是人類精神意義上的標尺和向度，我們需要的是建設意義上的探索和突破；在文學批評方面，我們需要的是建設意義上的批評。我們更需要本民族文化意義上的建設性的文學批評者——中國式的“別林斯基”。

　　記者：堅守與突破是個兩難的命題，作為河南作家的領軍人物，你將如何帶領或者說影響河南本土作家實現中原文學的堅守與突破？

　　李佩甫：我個人認為，作家無論如何是離不開時代生活的。文學創作是單兵作戰，有一定的獨特性和個性的要求。每個作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生活領域和創作風格、習慣。好的作品不是“帶領”出來的，是作家長期對生活的觀察理解、嘔心瀝血創作出來的。有句老生常談還是要說：一是要深入生活，二是認識生活。要用思想的亮光去照亮生活。

　　近年來，作協每年都組織一些作家到基層去采風，這也是補充生活的一種方式。我本人也曾到我早年下鄉插隊的村子里住了三個月，吃了幾箱方便面。我發現現在的鄉村早已不是過去意義上的鄉村了，鄉村也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讓人目瞪口呆的變化。我曾經在一天晚上圍著村子轉了一圈，可這個有著三千口人的村子，沒有碰上一個人，只碰上了一條狗，我們互相看著。年輕人出外打工去了……

　　另外，作協的工作主要是聯絡、協調、服務。就是要給作家們提供好一些的創作條件和創作環境。應該說，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河南的創作環境（無論是硬件和軟件方面）都是比較好的。作家協會更應該努力做好工作，為出作品出人才提供好的服務。一方面，時代在呼喚文學的洪鐘大呂；另一方面，文學創作又是沒有捷徑可走的。作家還是要靜下心來，杜絕浮躁，潛心創作，才能有好的作品出現。

　　讓我們努力吧。□記者 趙繼紅 文 李康 圖【原標題：李佩甫：每個作家都有“一口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