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

　　1953年出生于河南許昌，著有長篇小說《羊的門》《城的燈》《等等靈魂》，中篇小說《黑蜻蜓》《村魂》《田園》。曾先后獲全國“莊重文文學獎”、“飛天獎”、“華表獎”、“五個一工程獎”、“人民文學優秀長篇獎”。現任河南省作協主席，新作《生命冊》即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在《羊的門》里他對官場進行了深入刻畫；在《等等靈魂》里他對商場進行了細致描述；這次到了《生命冊》，他又想說些什么呢？前后五年，河南作家李佩甫構思完成的最新的長篇小說目前已在《人民文學》雜志完成連載。

　　我把人當植物在寫

　　新京報：你“平原三部曲”的前兩部《羊的門》、《城的燈》，名字都來源于《圣經》，那《生命冊》是怎樣的出處？

　　李佩甫：《羊的門》我是想寫草的故事，但在寫作的過程中我一直沒有找到很好的名字，一直到作品將要寫完了我卻還是沒有找到合適的名字，后來有一天晚上我突然翻了翻《圣經》，發現了關于“羊的門”的一句話，就用了這個名字，后來《城的燈》也是延續了這樣的思路。但《生命冊》不是，這個名字是根據這部長篇的形式來決定的，它更切近我的藝術形式和表達方式。

　　新京報：什么樣的表達方式？

　　李佩甫：我覺得《生命冊》這個名字更切近平原，它更有一種背景的感覺，更有一種樹狀的、放射的感覺，代表了一個平原上的眾生相。我的核心是背景和土壤，但其實就是一個又一個的人，所以我把它命名為《生命冊》。

　　新京報：說到樹狀、放射的感覺，這似乎也是你希望在書中結構體現出的效果。

　　李佩甫：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土壤與植物的關系，在這部小說中我是把人當做植物來寫的，在《生命冊》這本書中我主要想寫一個背著土地行走的人。我的核心是一個人的背景，是他生長的土壤，可以說這部小說是一部平原上的“植物說”。

　　新京報：把人當成植物來寫是什么意思？

　　李佩甫：在《生命冊》里我想探究在我們生長的平原上，最好的植物可以生長成什么樣子。所以我在結構上選用的是一種第一人稱的樹狀結構。

　　新京報：具體說說樹狀結構是什么樣的？

　　李佩甫：它是放射狀的，我會從風、樹、塵等寫起，寫一個人五十年的心路歷程，也可以說是心靈史。其中我使用了一些草蛇灰線式的隱筆，用心安排了一些導線，比如貫穿始終的“見字如面”，這是父系記憶的導線，而“給口奶吃”是母系記憶的導線。兩者合起來最終就成了小說那種樹狀的結構。

　　這是一部總結性的作品

　　新京報：為什么你會對人與植物的關系感興趣？

　　李佩甫：我覺得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每個作家都有了自己熟悉的領地。但我最開始的時候是沒有的，后來經過多年的追尋、摸索才最終找到屬于自己的部分，那就是平原。這個平原已經不是生活中原始意義上的平原了，而是一種精神上的平原，一種虛擬意義上的平原。所以我開始想寫人與植物，與土壤的關系，探究平原上的植物是如何生長的，他們的生存狀態，生存背景。

　　新京報：聽說你創作《生命冊》花了五年的時間？

　　李佩甫：我是五年前開始構思這部長篇的。我創作有一個習慣就是開篇的第一句話要找到整部小說的敘述情緒，或者說是語言情緒。我覺得對于長篇小說整個情緒走向，第一句話是很重要的。我五年前寫了好幾個開頭，最長的寫到一萬多字，但都不成功，我覺得沒有找好情緒，就把它放下了。

　　新京報：之后如何連接上的？

　　李佩甫：之后我到我童年曾經生活過的地方。當時我的感覺就是鄉村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鄉村了。有一天早上九點鐘我圍著村子轉了一圈，那是一個有三千人的大村，可我一個人都沒有碰到，卻碰到了一只狗。這和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鄉村真是絕然不同了。年輕人都出去打工，村里剩的都是老人，真是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讓我重新體驗到生活在城市、鄉村的感受，重新喚醒了我的記憶，我就又開始動筆。其實真正意義上的寫作應該是三年的時間吧。

　　新京報：《生命冊》是《羊的門》、《城的燈》的升華嗎？

　　李佩甫：這部《生命冊》應該算是一部總結性的作品。

　　在這部書中，我想寫出主人公為什么最終成為了一個這樣的人，這與他自己的背景有著何種關系。在書中我也總會提到“他身后有人”這句話，就是這個意思。

　　這是一部書中“我”的內省書

　　新京報：書中的時間應該是從大躍進到當下，為什么你會選擇這樣一段時間？

　　李佩甫：因為這五十年是中國社會進程發生巨大變化的五十年。它涵蓋了兩個時代，在這兩個時代中國民的心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經歷了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之后，這塊平原上的人的精神、生存狀態也隨之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這五十年我想從兩個層面上來思考，一個是從鄉土走出來的知識分子，一個是他身后的土地，他們在這五十年的變化之中一次次在認識上達成了契合，彼此影響。我覺得文學是人類精神生活的沙盤、參照系，所以我很想通過小說來研究我們這塊土壤的變化。

　　新京報：你發現的主要變化是什么？

　　李佩甫：改革開放這么多年，那種我們所想象的，所期望的理想生活，到最后卻發現完全陷落了。中國社會現在已經進入了一種精神疾病的高發期，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會發現當我們的心靈回歸大地的時候，大地卻滿目瘡痍。我們喪失了很多東西，我們看見危險了，但我們卻沒有敵人，真正的敵人便是我們自己。為什么會這樣？我就是想通過這五十年達成對平原生命狀態的一種研究，一種關于靈魂的思考，一種追問。其實是一部書中“我”的內省書，是他對自己五十年的一種反省與探討。

　　現在很難找到安靜的書桌

　　新京報：在這樣一個時代，作家的探索是不是也在發生變化？

　　李佩甫：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是中國作家的黃金時代，那時所有的作家都會張開毛孔吸收外來的影響，比如好的文學作品的影響，那時曾產生了一批好的作品。但走著走著我們卻發現前方失去了目標，一切都不是想象中的那個樣子。現在是一個經濟年代，資本年代，這對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整個社會都充斥著一種浮躁的氛圍，已經很難找到一個安靜的書桌了。

　　新京報：作家在這個過程里面臨的困境是什么？

　　李佩甫：從文本意義上來說，中國作家所面臨的一個難題就是如何突破舊有的文學樣式，如何寫出本民族所期待的，好的文學作品。這對當代作家來說是一個困境。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我們思考的時間還遠遠不夠。文學其實是應該走在時代的前面的，但是在這個階段中我們的文學落后于時代。

　　新京報：你找到突破困境的方法了嗎？

　　李佩甫：我覺得我這部長篇就是一個探索和實驗。在《生命冊》中，我是企圖對這五十年的中國社會進行反思和發言的。采寫/本報記者 姜妍實習生 江楠【原標題：李佩甫：我們的當代文學落后于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