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作家,著有長篇小說《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孫》、《金屋》、《羊的門》、《城的燈》、《李氏家族》等小說，曾先后獲全國莊重文文學獎、飛天獎、華表獎、五個一工程獎、人民文學優秀長篇獎等多項大獎，被授予“五一”勞動獎章，獲“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等稱號。

    新小說在“寫腳印”

    孫競：關于“平原”，你一直有寫三部曲的打算，1999年出版了長篇小說《羊的門》；2003年又出版了《城的燈》；到今年，《生命冊》是第三部。這三部曲是怎樣醞釀、產生的？

    李佩甫：每一個作家可能都有自己的寫作領地，或者在自己最熟悉的領域內挖一口井，我是在當時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找到了我的領地，就是豫中平原。這個平原已經不是具象意義的平原，而是變成了我心中的平原，是虛擬的平原，和原來具象是有一點差別的，就是作家心中的平原。《羊的門》是“平原三部曲”的第一部，我當時就想寫這塊土壤，想寫人與土地的對話，或者叫做土壤與植物的關系。我覺得《羊的門》主要是寫草的，就是把人作為草來寫，寫這塊土壤的生命狀態，就是最好的植物可以生長成什么樣，當時是這樣一個考慮，寫了《羊的門》。1999年寫的《羊的門》，2003年出版了《城的燈》，這時候關于寫“平原三部曲”的想法在腦子里才是完整的，我要再寫一部，更全面地、更寬闊地、更豐富地展現這片土壤的生命狀態，我個人叫做土壤與植物的關系，就是把人當作植物來寫，這塊土地上的生命現象，這塊土地的生命狀態。《羊的門》就是寫草多一些，《城的燈》是寫逃離的，就是從土地逃離鄉村，是一種對燈的向往、渴望，從鄉村走向城市的，是寫叛逆的。到了《生命冊》更本土一點，就是寫到知識分子，就是這塊土地上一個背著土地行走的人，更多是寫他的背景和土壤，寫一個人五十年的心靈史。這樣的話，“平原三部曲”就是完整的，在我心中需要完成的，我前后花了十二年寫了這三本書。

    孫競：《生命冊》中的很多人物在時代變遷中，都發生了變化。比如“駱駝”開始是直爽俠義，最后變得貪婪狡猾。梁五方，原來聰明能干，最后成了流氓這樣的人物。每個人最終都走向一個和自己的理想比較相反的道路。這樣寫是為了表達什么？

    李佩甫：我是想寫一部內省書，是對自己五十年的重新再認識。我覺得幾乎是叫做“寫腳印”的，當我們往前走的時候，如果你停下來，回頭看一看你的腳印，你再往前走的時候，會走得更好一些，是這樣一個意思。這本書可能更多的就是寫這五十年當中，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候，人在這塊土地上是怎樣變形的。特別是寫到各種各樣的樹，在平原上我跟鄉村的木匠談過很長時間，這塊土壤的樹離開土地之后會變形的。再一個就是，這各種各樣的生命狀態，與中國五十年的巨大變化，是有很大關系的。中國人在走過這五十年的時候，就會發現過去單一的年代，我們是渴望多元的。但是單一的年代容易導致純粹，純粹又容易導致極端，現在社會生活多元了、復雜了、豐富了，各種顏色都有，但是多元化之后，又會帶來一種復雜、混沌、混亂，這時候人們又渴望純粹。

    作為一個生命，他走過了五十年，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當他思考人生的時候，就發現他是邊走邊看，看一看自己的腳印，在一個人思念家鄉，回憶故土的時候，他發現他竟然有這么寬闊的背景，他身上竟然背著這么多沉重的負擔。同時呢，他對人生有了自己的認識，是一種很駁雜的，很混沌的，很矛盾的一種現象，是這樣一個人。

    寫到“指甲開花”

    孫競：理想與現實的糾纏與落差始終貫穿于整部小說。小說中幾乎所有的人在最初都葆有各自或大或小的理想，這些人物，又寄予了你自己怎樣的理想？

    李佩甫：作為一個作家，我覺得文學是社會生活的沙盤。我有一個觀點，在這個世界上，凡是有用的，都是有價的，凡是無用的，都是無價的，比如一個桌子，哪怕是金的，也有價格，比如說百米賽跑跑了9秒，足球運動員踢進了一個球，再比如說凡·高畫了一幅畫。踢進一個球有什么用？對現實生活沒有任何用處，百米賽跑跑了9米沒有任何用處，一幅畫對一個具象的生活沒有任何用處，但是它體現的是人類體能、智能、人類想象力的極限。人類想象力至關重要，如果沒有想象力，我們不一定有飛機，如果沒有相對論，就不可能發現原子彈。

    凡是無用的都是無價的，凡是有用的都是有價的，我覺得文學應該屬于這個范疇，它提供的是現實生活的一個一個沙盤，什么叫好？什么是好的生活？我們為什么活著？我們怎樣生活得更好？文學給你提供一個一個沙盤，讓現實生活的人在這里面，期望找到一種更適宜人的好的生活。所以看似文學對現實生活沒有任何用處，但是對于人的心靈是有用的，它可以對人類想象力提供一個沙盤作用，是這樣。

    孫競：你寫的中原鄉民，身上有堅韌、頑強的優秀品質，但也毫不客氣指出他們身上的那些頑疾，比如嫉妒、冷漠。你曾經說，在寫這些鄉民的時候，“有一種指甲里開花的感覺，特別疼”，這是什么樣的一種感覺？

    李佩甫：我寫的平原，應該是生我養我的故鄉，我對我的家鄉，對這塊平原，應該是有深深的情感在里面，熱愛著這個故鄉。這本書就是映照自己，反省自己，反省這塊土地，反省我的親人們，他們是這樣走過來的。所以寫的時候，每當寫到他們，心里有點痛，當你拿筆的時候，或者打電腦的時候，真是一種指甲開花的感覺，疼，就是說一個作家寫東西的時候，寫著寫著，不是你在寫，是生活在寫你，是它引導著你走，而已經不是你在寫作了。在這塊土壤，人們這種生活，這種經歷，對你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你跟他們同命運。

    孫競：你在書前面引用了泰戈爾的一句話：“旅客在每一個生人門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門；人要在外邊到處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內殿。”你認為小說中的人物找到了家門和內殿嗎？

    李佩甫：我二十年前非常欣賞泰戈爾這句話，就是說人只有走出來，拉開距離，才能重新認識和看清自己最早生活的這塊土壤，如果他生在其中，他永遠是一個農民，農民不可能全面認識自己，認識生活。二十年前我非常欣賞這句話，立即記住，我覺得用在這本書里是很貼切的，因為吳志鵬這個人物是走出來的，他是個孤兒，鄉民們養育他長大，而他走出來了，他的良心上有愧，他背負著這塊土地，他身后有很多雙眼睛。他知道在這塊土地上，沒有一片樹葉是干凈的，不是人的緣故，而是風的緣故，就是說一個時期的風尚會影響到這個地域生活的人們。他這樣一步一步走開來的時候，他對家鄉才能越看越清楚。只有拉開距離，這個距離包括時間和空間的距離，然后對那一片土地，那種生活，才能看出它的問題來。孫競【原標題：李佩甫：文學因無用而無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