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瑄璞與杜文娟,這兩位當代陜西最具實力的青年女作家,近年來在全國文壇也頗具影響。周瑄璞的中短篇小說,在全國各大核心期刊紛紛搶灘登陸,其作品數量之豐,質量之高,儼然已進入中國最具實力的女作家之列。而杜文娟新近完成的長篇報告文學《阿里,阿里》,以其題材之特殊,內容之宏大,而成為當下中國文壇一個新亮點。
周瑄璞祖籍河南,童年到西安,現在某出版社任職。杜文娟祖籍漢中,曾多年就職于陜南某水電站。周瑄璞作為在千年古都西部文明的中心西安成長起來的作家,作為都市白領,其作品大氣穩重,有大都市現代氣息。而杜文娟由于其水電站遠離大都市的喧囂,工作的野外性質,加之她性格機靈開朗陽光,她最大的業余愛好是作為一名驢友而去用雙腳閱讀祖國的山山水水,其作品便多了些陜南山水鄉野的靈秀之氣。由于工作和生活的環境原因,都市是文明的聚集地,周瑄璞有條件接觸最前沿的文化,且濡染其中,其作品就富于都市文明,多書卷氣。而杜文娟接觸的祖國各地,更多的是一些少人煙的所謂蠻荒之地,這實際上是現實生活,是另一種文明,一種鮮活的、底層的文明,其作品多純樸的大自然氣息。
可以說杜文娟的寫作是主流的,時尚的,不論是早年的青春愛情題材,旅游行走“在路上”題材,還是近年來的地震題材,西藏題材,都有一種時尚氣息,或者說現實氣息。其作品多富于對主流意識的認同與介入,對社會重大事件的參與其中的意識。而周瑄璞的寫作是一種常態寫作,對現實生活保持一種相對獨立的文學性視角,對重大題材有著一種有意回避意識,她曾說“歌頌是文學的大敵,作家更多的是反思、審視社會與人性,敢于面對內心深處最隱秘晦暗、甚至不光彩的東西。”如此,可以說她的寫作是一種傾向于經典性的寫作。所以,如果說文學創作是一種發現活動的話,那么,杜文娟是向外的,去發現大千世界,社會人生,她的寫作在向文學反映現實社會的廣度上作著努力。而周瑄璞是向內的,用她的話就是,“我把我的這種小說叫作心理小說,這可能也是我今后的創作路子,進入人內心最深不可測的地方,梳理那些看似沒有規律的東西。”她在向文學的心靈層面上的深度作著探索。
周瑄璞多理性,杜文娟多感性。這多來自于她們的個性氣質。周瑄璞多文靜內向與都市文明的理性,三思而后行,把她的潑辣勁都用到了她的作品中去。而杜文娟多外向活潑,多鄉野的那份純樸,心直口快。周瑄璞重視閱讀,操千器而后曉聲,她的寫作有著無數文學前輩可資借鑒的路徑。如宋代詩歌“以學問為詩”,她可以坐于室內僅憑想象來創作。她對文學本體有著較強的認識,有著較強的文學理論素養。而杜文娟的寫作只能于實際行動中尋找創作靈感與題材,她在寫作上是強烈的行動主義,對切身體驗與感受依賴性很強。親臨現場,掌握第一手材料,只相信親眼目睹親身感受到的。她的寫作較少依賴書本,她的寫作靈感往往不是來自于閱讀,而是親身體驗。所以也可以用唐詩來比擬她,“詩有別才非關書也”。如果說周瑄璞是讀萬卷書,那杜文娟就是行萬里路。當然,這種情況不是絕對的,事實上她們二人的一些特征有互相交叉融合,只能說目前大致如此。
她們兩人經過多年的寫作實踐,周瑄璞逐漸有了明晰的小說理性,自覺地認識到自己的寫作方向,這是寫作走向深化與成熟的標志,是達到了一種自信與境界,語言犀利酣暢的風格化,故事情節的淡化、詩化、心靈化,寫作態度的坦誠化。探索內心深處,卻并不流于玄虛,而總是“常取類型”,總有世俗生活的溫度與人性必要的恒溫,主人公常常有自己心靈的影子,以己之心來體察萬物,同時又反省自己。文學寫作也成為提升自己生命的一種方式。這也與她的小說寫作態度的坦誠化相關,是一種人文合一知行合一的人格化寫作形態,這在女作家中是難得的。她能把小說寫得也容納進雜文隨筆之長,小說中故事敘事視角中融入文學批評、社會批評、人性批評等多重視角,讓小說成為具有多義多味的審美形態,打破小說就是講故事這個傳統觀念。如果說周瑄璞的中短篇小說寫作漸入佳境,那杜文娟的寫作還暫不能這樣說。這并不是說她的文學成績不能與周瑄璞相比,而是說這主要與她筆下的題材有關,與她的寫作形態有關。青春愛情題材,地震題材與西藏題材,這些題材的特殊性,對于一個女性作家是一個考驗,如同她所看重的身份是“資深驢友”一樣,她的創作似乎永遠“在路上”,富于冒險精神,嘗試精神。可以說,她的寫作更為堅實,每一次社會重大事件,她多積極參與。她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新的開始,都是一次酣暢淋漓的全身心投入。作品題材大,但大有大的難處,F在她的長篇非虛構文學《阿里,阿里》已經完成,獲得好評,取得很大成功,但下一部作者該寫什么,這是個問題。當然,作家的創作存在間歇期這是正常的,但像她這樣,間歇期存在不確實性。困惑,也可能是下一部更成功作品的催化劑。她堅持她的寫作形態,這也是一種執著的境界。可以說她的每一次全身心投入地寫作,都是一次生命的探險,她似乎在考驗自己的生命豐富多彩的極限。
周瑄璞相對來說,就自由多了,她與所謂社會重大事件,保持著適當的警惕,保持著一種文學應有的冷靜旁觀的獨立心態,一種低調的介入,寫自由意義普遍意義上的純文學,我手寫我心,從最身邊的世俗生活也能寫出深刻的人性。她曾在文章中寫過一段話:“有一個很可悲的現象,很多人認為作家生活能力很差或者應該很差,所以不少作者理直氣壯地弄不好自己的生活,我給自己的定位就是,過好每一天,生活第一,寫作第二。因為只有生活好了,才能內心好,才能寫作好。文學就像愛情,你太在意她太依賴她,總想抓住她不放,也許你會更快失去她。”有與她相知的評論家說她是個很不容易的“明白人”,大概是指她這種對文學認識與處理文學與生活的關系。當然,她們都是“明白人”,理論素養相對較強一點的周瑄璞所說的那些“明白人”的話,杜文娟又何嘗不知,只是她沒有明確說出而已。作為作家,所謂明白,只是相對而言?梢哉f每個人也都有其自己的困惑與局限。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之所以要從事某種活動比如文學創作,其動力可能更多的來自于其“不明白”,來自于其“惑”,而不是來自于“明白”。這也許正是文學的奇妙之處罷。
要比較二人的文學成就,可以說不相上下。杜文娟的作品多重大題材,對現實社會生活的影響要大一些,干預社會生活的強度要大一些,更有切近現實意義上的社會作用與意義。所以說她的作品更“實”一些。但是,也可以說她“實中有虛”,作為女性作家,她這一份強烈的紀實精神,本身就是很奇特很可貴的。她的寫作形態,讓我想到臺灣作家三毛,萬水千山走遍,在遠方尋找精神家園,歷盡艱難而不悔,對文學依然純情如故。杜文娟許多看似宏大主題重大題材的表面之下,有著作為個體女性的真實內心體驗,至情至性,在長篇紀實文學《阿里阿里》,她多次真實地寫到她感動得“號啕大哭”。她就是這樣在很多時候不掩飾自己的單純,這其實也是一種文學的純真境界。而周瑄璞的作品多飲食男女的內心世界,在這個物質化時代里對社會現實生活的影響要相對弱一些,所以說她的作品要更“虛”更“空靈”一點。但同樣,她也是“虛中有實”,她對現實生活的許多感悟,都如鹽溶水,如雜文隨筆,酣暢犀利,一個女作家,有如此社會關注情懷,其文學擔當意識,比許多陜西男性作家有過之而無不及,這難能可貴。
再提及一點,周瑄璞與杜文娟,她們確實都是美女作家。在莊重有余的陜西文壇,似乎與各種潮流寫作無關,要說誰是身體寫作,那就被等同罵人話,偶爾也聽到有叫“美女教授”周燕芳,而很少聽到美女作家這一說,這也許是陜西作家男性氣味過重的原因罷,厚重的陜西文學似乎不能兼容下紅裝麗影的輕靈氣息。不過我覺得,稱周瑄璞與杜文娟二人為“美女作家”倒是很恰當。依我看,她們二人若遇在一起,那就是黛玉與寶釵相會。從外形上看,文娟是黛玉林妹妹,瑄璞為寶釵寶姐姐。而從精神氣質上來看,角色又互換,瑄璞為林妹妹,文娟為寶姐姐。因為文娟多一點男孩子的干練勁和明理識體,而瑄璞多一點才女的矜持與含蓄空靈。在人們的想象中她們的相遇會上演“半含酸”,或如平常女人間常見的嫉妒小心眼之類。事實上她們私下少不了“蘭言解疑癖”“互剖金蘭語”的惺惺相惜場景,誰讓她們同是當下陜西青年女作家的佼佼者呢,低頭不見抬頭見,女人善良的心性也會起作用。我前不久就有一次遠遠地看見她們二人在一個文學會議上,坐在一起交頭接耳作竊竊私語親密狀,當時我就聯想到《紅樓夢》中釵黛互訴衷腸的場景。我想,此二位陜西美女作家崛起于中國文壇,這可能是文壇以后長時期的一道風景線,也未可知。文/楊柳岸【原標題:周瑄璞與杜文娟——淺論兩位陜西實力派青年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