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生活質量》中，邵麗講述了一個叫王祈隆的人的成長故事，這個農村的孩子到城里去，從社會的底層向上攀登。他來自農村，他畢生都將與這個身份搏斗，他成為城里人，成為“官員”，他獲得了新的身份，新的意識，但是，原來的身份一直糾纏他，他生活在多重身份和多重意識的變亂和分裂之中。邵麗犀利地表現了這種分裂的深度：他甚至體現于他的身體，王祈隆恨來自鄉村的妻子，但只有和她在一起，他才成為男人，而面對城市的、沒有泥土的和煙火氣息的女人時，他幾乎是無能的。所以，“我的生活質量”注定不高。這也是宿命，一個古老農業國家在現代進程中必然遭遇的宿命。由此，記者以問答形式與邵麗談起了生活質量這個話題。

　　問：生活質量這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生活質量本身是一個唯心的標準，對它的判斷是基于每個人內心的感受，有人喜歡熱鬧，有人喜歡閑適，價值取向不一樣，很難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但你既然寫了一本名叫生活質量的小說，也想請你純粹以自身的經歷和經驗談一點個人感受。

　　答：盡管簡歷上介紹我是99年開始創作，實際上我是80年代初期就開始寫作，那個時候只有十幾歲，還在大學讀書。曾經發表過一些小小說和詩歌，畢業后被一種錯誤的認識誤導，總認為文學是青春期的行為，畢業后先是從政，接著是結婚生子，基本是把自己的熱愛給放棄了。我在機關工作了十幾年，應該說是做得還比較好的，在機關做了好多年的人事科長，中間鍛煉到基層任過黨委書記，在一個地市當過文聯主席。我的家庭情況也是不錯的，丈夫是青梅竹馬的戀人，感情很好，日子相對來說是比較安逸順致的，以常人的眼光看有了一份好工作，嫁了一個好丈夫，作為一個女人已經修成正果，似乎再有所求就是罪過。我自己好像也是認命的，除了工作就是相夫教子，我女兒七歲開始練習鋼琴，我那時可以說投入了工作以外的全部精力。我的驕傲全部是為著他們的驕傲，話題常常是，丈夫做得成功不成功啊，女兒的琴又進了幾個級別啊，幾乎是忘記了自己的存在。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好像干了很多事又好像什么也沒干。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女兒讀初中進了寄宿學校，我好像是一臺閑置下來的機器，突然意識到我的圓整個是圍著他們的圓心周轉，我發現自己活得異常空虛。有那么一天我突然清醒，我的生命還存在一種潛能。想一想，寫作對我純粹是一種傾訴的需要，說的文化一點就是一種內需的外延。

　　問：據我所知，你的外延十分成功，五年時間寫了大概有近兩百萬字，作品先后被《中國作家》，《當代》、《十月》，《青年文學》、《小說月報》、《小說選刊》等一些全國大型刊物刊載。中短篇小說連續三年被中國作協收入年度小說精品年鑒，作品多次獲得一些全國獎項，2003年被評選為年度中華文學人物。長篇小說《我的生活質量》從去年元月份上市，不到半年時間正規發行已經突破十萬冊，盜版可能還要大于這個數字。目前電視劇改編也正在運行當中。這樣的成就，是否達到了你自己的目標，提升了自己的生活質量？

　　答：我并沒有給自己設立很高的目標，我不擔心我究竟能夠走多遠，也許我選擇的只是走，走出自己生活的圈子，走出迷茫與困惑，走入屬于自己的心靈世界。我在意的并不是我做出了多大的成就，而是找到了自我，找到了自己的支點。過去我與先生說話，他總是說我很忙。現在他和我說話，我也總說，我很忙。過去他算是個小人物，現在我的名氣遠遠大于他。上網到任何一家收索引擎都能找到我的幾百條相關資料。我不是驕傲，可我非常自信。我并不要求他人的圓圍著我的圓心周轉，至少我們現在是互為圓心。

　　問：不少人認為，快樂是生活的最高追求，作為一個女人，你認為快樂的源泉在哪里？

　　答：熱愛生活始終是我快樂的源泉。我覺得無論我們做什么，熱愛永遠是第一位的，我們要善于在平庸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支點。如果好高騖遠，甚至這山望著那山高，那我們永遠做不好腳下的事，更不容易滿足。生活質量的高低，完全取決于自己的感受，自己總是處于一種不滿足的狀態，再怎么好的日子也會覺得沒有質量。我們常常說傻樂，只是說說而已，卻沒有品位傻樂這個簡單的詞語中間所蘊涵的道理，容易滿足啊。

　　隨著名聲的提高，我也開始給自己立標桿，要求自己超越，結果反而是很難靜下心來。我自己都感覺不再敏感，過去寫的時候，碰到一些開花結果的事情都會激動，孩子的成長，老人的關愛，朋友的幫助都能讓我流下眼淚，現在覺得這些事情都不足掛齒，不屑描述。并不是生活的給予少了，而是我們的欲望越來越高，我們的心漸漸不知道感恩。想一想，如果我們把生活的每一點給予都當作獲取，我們的快樂將會日復一日累加，生活質量如何會不好。作者:劉先琴【原標題：生活質量取決于自我感受——訪作家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