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抹去后人給孔子鍍上的光環，孔子就是“少也賤”、“志于學”、“誨人不倦”的一個教書先生。他的祖父貧賤到無可考據，他的父親可稱道的僅僅是位作用的就三個字：“力氣大”，這樣的家庭出身決定了孔子只能從事“賤業”，雖則他的六代先祖以上曾經是貴族，這“貴”與孔子已全無關系。

　　然而孔子“志于學”。他能私人開館，說明他的學問被大家承認；他有三千弟子，說明他身教言教的成功。在《禮記·學記》和《論語》中，我們能了解到孔子的教學方法是啟發式的而不是填鴨式的，教學氛圍是寬松的而不是橫加壓力的，對學生多開導而不是動輒責備的，學生在他的教導下，不是死讀書，而是勤思考的。這樣的老師，學生是歡迎的，是能贏得學生真感情的。在孔子死后，眾多弟子為他服喪就是例證。本來，在周禮中并沒有弟子為師服喪的規定，是孔子的弟子們首創了“心喪”，即不著喪服，只是在素服外縛上一根麻腰帶，并為師守墓三年（其中子貢守墓六年）。弟子做到這個份上，應該是孔子這個為師者必有值得尊崇之處。而他的學生跟著他周游列國，主要是跟從老師這個“人”，不一定認同他的游說動機。

　　孔子周游各國，是為了復周禮。 “禮制”的道統源于周公旦。由于魯國保存了較完整的周禮，孔子對周禮有著深刻的感性認識。

　　約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建立周王朝。周武王將魯地給了弟弟周公旦作為封國，并特許魯國可以享有天子禮儀。到了孔子誕生的公元前五百多年，其他諸侯國的天子儀禮都受到了很大沖擊，唯有魯國的禮樂文化仍是最完善最發達，《禮記》載：“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所謂“周禮盡在魯矣”。今天，拍攝《孔子》也好，演繹孔子也好，都是在聽憑后人解說孔子。解說的背景是——整“禮”，是有原委的。

　　不過，孔子的“復禮”又是注定要失敗的。

　　周禮是什么？周禮是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宗法社會的禮儀。

　　周在滅商前，是個姬姓部落聯盟，滅商后，成了“天下共主”。也就是諸侯國的“共主”。諸侯國分為三類，一是同姓諸侯國，是有著血統關系的自家人；二是異姓諸侯國，是由姻親、功臣組成的“異姓骨肉”；三是原來的商朝屬國。荀子說“（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兼制天下”就是“兼制”三類諸侯國。要治理這幾十個諸侯國，需要制訂規矩，這個規矩，周公旦定為“禮”，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有了“禮”，才可以“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次），則民有所（謙）讓”。

　　然而以血緣為紐帶的周禮，到了孔子生活的年代，已歷時500年。血緣紐帶早就維系不了周天子與諸侯國的“領導與被領導關系”， “禮崩樂壞”勢在必然。在禮樂文化破壞最小的魯國，孔子也親眼見到大臣驅逐國公，家臣竊取國政等不合“禮”的行為。本來，孔子學問的核心內容在于“禮”，他當然要為“復禮”而不遺余力，孔子為“復禮”奔走呼號，對他而言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只可惜各國的田畝賦稅改革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氏族制的公田形態，經濟基礎改變了，作為上層建筑的禮樂制度不能不改變，這就決定孔子的奔忙無論為做官也好，還是為挽救禮樂制度也好，注定不會成功，注定要以失敗而告終，并注定會在生前受盡冷遇。

　　魯迅的話是一針見血的：“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圣人，和一般的民眾并無什么關系。”

　　捧孔、玩孔、再造孔，都不是為了“孔”

　　權勢者們為什么要捧孔子？

　　孔子的作用：大一統也

　　因為《春秋公羊傳》詮釋《春秋》，詮釋出了歷代中國統治者都需要的東西。

　　《公羊傳》對《春秋》一開頭的八個字“隱公元年春王正月”用了200個字來“闡述大義”， 200字中，起到徹底改變孔子地作用的就三個字：“大一統”。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這八個字，只是敘述了一件事。即在周平王四十九年（元前722年）的正月，魯國隱公開始攝政。“春”，在此是“開始”的意思。

　　這怎么會牽涉到“大一統”呢？原來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歷法都自行制定，周朝將冬至所在月（也稱子月）當作一年的“歲首”即“正月”，這是“周歷”；晉國、秦國將寅月當 “歲首”，這是“夏歷”。魯國也將子月當歲首，但在記錄“魯國隱公攝政”這件事情上，孔子不用魯國紀年，而是用周朝的紀年——一個“王”字說明了問題：只有周天子才有資格稱“王”，諸侯國國君只能稱“公”，“王正月”就是周平王的“正月”，而不是魯隱公的“正月”。所以《公羊傳》說：“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孔子是只認周朝為正統的。

　　是“大一統”三字，勾起了權勢者們的興趣！到了漢武帝時，董仲舒更在八萬字的《春秋繁露》中將之抬高到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的地位，從而形成了中國皇權社會一套完整的統治體系。所以，自漢武帝后的“尊孔”，尊的就是經《春秋公羊傳》和董仲舒加工過的、將“大一統”精神光大后的“孔”。

　　漢武帝時代為什么需要“大一統”呢？

　　原來漢高祖劉邦大封同姓王143個；雖經再三“削藩”，到曾孫武帝即位時，還有75個。諸侯國眾多，意味著能與漢武帝爭奪帝位的“同姓骨肉”眾多。漢武帝是處在江山隨時會被“同姓骨肉”奪走的危險中。是董仲舒的學說給了漢武帝制裁諸侯國的理論武器——用“大一統說”使諸侯割據成為“非法”和不可能。而漢代以后，各朝各代的統治者都按照各自所需，來解釋“大一統”

　　——要鞏固“大一統”的江山，就需要 “大一統”的理論……

　　孔子活著時，所有的諸侯國君誰都不想用他，因為他要將已經有能力“自立”的各諸侯國，放棄“自立”，重新“統”到自顧不暇的周天子腳下！孔子辭世后，除了秦始皇，所有的“大一統”在位者都要利用他，都愛“玩孔”。 “大一統”固然是“一統江山”需要，孔子心儀的禮制文化，也符合“一統江山”后維護等級社會統治的需要，孔子所以能在死后三百年風光起來，并持續風光兩千年，是有道理的。

　　那么，實踐了“大一統”的秦始皇為什么不“尊孔”、不“玩孔”？

　　秦始皇雖然“大一統”了中國，但他的“大一統”正是孔子譴責的“亂臣賊子”行為！秦始皇不能象漢武帝那樣高唱 “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漢武帝的江山是他祖上傳下來的，他坐江山當然“受命于天”；秦始皇的江山是從原先“天子們”手中一步步奪來的，正怕人家指責他名不正言不順呢！秦始皇當然不會“尊孔”！

　　孔子，無疑是兩千年間影響中國的第一人。但影響中國的孔子，并不是“原版孔子”，公羊、谷梁、董仲舒都是一代代的再造孔子者，歷朝歷代追封孔子的帝王們，都是利用孔子者，“五四”時期的“打孔家店”，也是在借題發揮的利用孔子。而大多數不識字和識字很少的中國人與孔子的確沒有多少聯系（清朝和民國的識字人口占總人口20％，識字人口中約有一半僅念過一至兩年私塾）。不過，由絕大部分不識字和識字很少的人組成的社會也需要遵循約定俗成的道德倫理，否則正如孔子所云：“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人們就無法安居樂業了。于是，不識字和識字很少的中國人聰明地將千年蒙學課本《三字經》《千字文》中的精華歸結到簡簡單單的三個字“憑良心”，這是1949年前占中國社會95％以上的漢民族為人處世的基本道德準則。“憑良心”也是潛意識中的“自律”，這種自律，使得社會能內在產生向善排惡的功能，這是文明社會必須具備的功能。

　　今天，拍攝《孔子》也好，演繹孔子也好，都是在聽憑后人解說孔子。解說的背景是——整個大陸中國，有六十年不讀古文，不讀孔子孟子。所以解說孔子的人到底對孔子了解多少，大陸人也是在批判不出個子丑寅卯。

　　于是，“再造孔子”盡管大膽放心地“再造”。作者：陳明遠【原標題：陳明遠：孔夫子是權勢者們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