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正穿越第36個隧洞，名為沈全的中年男人從農村老家匆忙返京。一個叫謝大海的“星探”與他搭訕，問他愿不愿意去試鏡，出演話劇中的魯迅。出于普通人天然的自我保護意識，沈全拒絕了他的邀請，但同時留下了對方的名片�；氐奖本┖�，沈全發現自己經營的足底按摩店遭遇了經營危機，在老顧客同時也是新聞工作者周宜的鼓勵下，沈全決定利用自己的身體資本——在謝大海看來，他的長相酷似魯迅——來解決眼前的困境。接著，沈全趕赴謝大海的公司試鏡，準備出演魯迅的角色。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轉變：沈全的外形得到了經紀公司的肯定；同時，在老顧客周宜的點播下，他化妝成魯迅站在自己的小店門口，立即引起了轟動，為了體驗“魯迅”給自己捏腳的感覺，他的小店門庭若市。但戲劇性的變化同時也開始發生，市場糾察隊責令其停止使用該廣告，并不得化妝成“魯迅”提供服務，原因是他根本就沒有演出話劇。這是對開頭情節的逆轉——從拒絕出演到強烈地渴望出演——沈全那看似近在咫尺的夢想在一瞬間跌落谷底。果然，因為資金不到位，這部話劇流產了。
　　
    故事還沒有結束，因為魯迅，沈全的生活發生了一系列變化，他因此越來越渴望扮演魯迅，最后，他居然借錢幫助那個陌生的導演墊付了拖欠的8000元委托金。接著，他見到了話劇的導演——在校大學生蘇洱。原來，所謂的話劇，不過是蘇洱為自己父親特別安排的一場表演。蘇洱的父親是一位魯迅研究專家，發表了很多關于魯迅研究的成果，但直到退休前還只是一個副教授，可憐的蘇副教授因此患上了精神妄想癥。作為獻給父親最后的禮物，蘇洱想找一個演員去完成父親的心愿，雖然她無法理解“為什么魯迅對父親如此重要”。于是，只有3個人參演的話劇在蘇洱家里如期上演，每個人都得到了其想得到的：老知識分子得到了“魯迅”的肯定；蘇洱表達了自己的孝心；而沈全似乎得到的最多，他不僅扮演了魯迅，還在這種扮演中得到了情感的升華，最后，他決定“實實在在”地生活。
　　
    這是蔣一談的短篇小說《魯迅的胡子》給我們講述的故事。故事涉及了生意失利、婚姻困境、社會不公等當下中國的普遍現實，蔣一談把這些“現實”一一納入其小說中，串聯這些現實的，是一個獨特的“道具”——魯迅。就我的閱讀所及，在虛構類文學里，“利用”魯迅，這似乎還是第一次。無疑，蔣一談用對了。只有魯迅，才可以讓沈全獲得如此廣闊的社會關注：在戴上魯迅的胡子之前，生活對于沈全來說是鑲有玻璃外墻的房間，他以為他看見了，其實他只是觸摸到一片冰冷的、虛假的表象。正是通過化身為魯迅，并戴上那帶有強烈不妥協意味的胡子，沈全才得以看見生活本身的戲劇性，包括廣告的神奇效應、政府的管制、知識分子的受迫害妄想癥等等，當這些現實的活幕劇在眼前一一上演之時，沈全看到了真實——日常生活原來如此嚴峻、荒謬和苦痛。
　　
    但沈全僅僅是一個旁觀者和受動者，他擁有的僅僅是魯迅的假面，在薩滿教的儀式中，一旦巫師戴上神靈的假面，立即就變成了神靈的一部分并擁有超能的力量。毫無疑問，蔣一談是極具現代感的作家，沈全擁有個人清醒的認知能力，魯迅的假面是他觀看現實內核的一種方式，也是蔣一談結構小說的一種方式，通過魯迅，蔣一談最終是要回答自己的生活。“魯迅的胡子”是假面的一種，沈全借魯迅來看這個世界，借他犀利的觀看來洞穿生活的隱蔽玻璃，而當一切痛苦都得以呈現的時候，沈全作為自己，反而獲得了生活的勇氣。從這個意義上說，沈全戴上“魯迅的胡子”，是為了最終能夠撕掉它。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蔣一談的寫作表現出高度的對故事創意和表述方式的追求，但他絕對不是一個形式主義者。實際上，在蔣一談的作品中，因為這種對“格式的獨特”的用力而使得他的小說自然涌現出一種“表現的深切”。在另外一個短篇小說《溫暖的南極》中，故事從女編輯閱讀吉根著名的短篇小說《南極》開始：“每次這個婚姻幸福的女人離開家時總會想，如果和另一個男人上床，感覺會怎么樣。那個周末她決定試一試。”閱讀給女主角平靜乏味的生活以強烈的蠱惑，“她從小說里面那個渴望***的女人身上讀到了自己”，于是，她也決定試一試。接下來的描述不再著力于故事的起承轉合，而是像一個慢慢橫拍過去的長鏡頭——女主角的心理活動與吉根的敘述頻繁地互動起來，并在小說的結尾達到一種虛偽的高潮，女主角在心中狂野地呼喊著南極和男人，但實際上，她并不知道下一步該怎么進行。
　　
    《溫暖的南極》的精彩之處正在于這種無法行動的悲劇的存在。當女主角借助閱讀恢復了感性以后，當她明白自己的欲望不過是一種“普遍人性”的結構時，她依然無法完成這種普遍性。我想，這是蔣一談的高明之處。通過對吉根《南極》的征用和對話，他凸顯的是另外一種現實的結構，在這個現實的結構中，個人視域不斷被社會視域擠壓、阻隔和改造。女主角固然是以中產階級的身份出現，但是，她所遭遇到的現實卻并非是中產階級的。小說特別描寫了兩個細節：首先是女主角遭遇了一個開吉普車的丑陋男人，這個男人因為要超車而對她進行了惡毒的咒罵；之后，她在天橋上遇到了一個乞討的女人，這個女人以夸飾她的苦難來博取同情。這兩個細節像兩根鋒利的釘子一樣，釘在了這個短小精悍的小說中，它們好像某種恥辱的標志，提醒著女主角和所有的讀者，這里不是吉根小說敘述的愛爾蘭——在那里，***是一種浪漫的詩意之旅，即使這種行為最后獲得“罪”的懲罰——這里是中國，現實社會已經把一切詩意消解殆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女主角面臨著更大的內心分裂，她只能在閱讀和想象中完成《南極》一樣的行為。作為普通女性，她遭遇的現實并不容許她完成這一行為。在這個意義上，《溫暖的南極》改寫了《南極》的主題，小說探討的并非是情欲的原罪問題，而是普遍人性與非人性的社會結構之間的矛盾沖突。
　　
    正是因為這種社會視域的涌入，蔣一談的小說超越了故事的層面而進入了另一個更大的解讀系統——他的小說是關于“當下中國”的寓言一種。在蔣一談已經出版的小說集中，有兩篇小說被直接冠以“中國”之名，一篇是《China Story》，一篇是《中國鯉》。《China Story》有3個層次值得我們注意：首先，它是新聞事件意義上的中國故事，這不僅是指小說中數次引用具體的新聞作為故事的內容之一，更重要的是，該小說的主要故事情節——為了讀懂遠在北京工作的兒子編輯的雜志，孤身生活在小鎮的父親刻苦學習英文，最后孤獨地死在臥室里——本身就是一個包含了豐富的信息量的大新聞。蔣一談這個以“城鄉”、“父子”為主體結構的故事繼承了現代文學的主題，在現代文學名篇王魯彥的《黃金》中，在城市工作的兒子定期給家里匯款，構成這個家庭尊嚴的基石，城市在那個時候是向鄉村輸血的。但是，在《China Story》里，城市完全是一個無情無義的剝削者，它以一種隱性的方式表露出其資本嗜血的本質，它剝奪一切：親情、金錢甚至是表達能力。正如這個小說題目所象征的，為什么不是“中國故事”而是“China Story”呢？為什么父親要通過學習英語才能讀懂發表在雜志上的中國故事呢？也就是說，為什么中國故事要用英語才能被閱讀、被傳播、被接受呢？它隱喻了一種“失語”的現實：生在中國而并不能了解中國，或者根本就無法講述中國故事。中國故事只有通過“轉譯”才能被表達。
　　
    這是一個極其深刻的隱喻，它不僅暗示了當代中國自我敘述能力上的孱弱，也指向蔣一談寫作的抱負，即，通過一種普遍化的語言，將中國故事普遍化。這正是蔣一談小說語言的特征：準確。因為，只有在準確性這一點上，所有的語言才是可以互譯的。但是，蔣一談也許忽略了，這種普遍化的語言和表達可能只是一種一相情愿的幻想，它就像完美的民主制度和全球化運動一樣，只可能是一種理念的建構而不可能是現實的存在。
　　
    所幸，蔣一談小說家的敏感拯救了他，《中國鯉》的故事解構了這種普遍化的幻想：中國的鯉魚到了美國后，遭到了大規模屠殺，美國人始終強調“它們是中國的魚……不是我們的……它們生在中國……”。這是“我”在飛機上無意中閱讀到的一篇用英文寫的故事，“我”讀完后想到，“一百年前被美國商人帶去修筑鐵路、挖掘金礦的中國勞工”，想到“現在千千萬萬移民在美國的中國人……”
　　
    這兩篇小說都是把真實的新聞事件作為故事素材納入到小說中，但毫無疑問，在這兩篇作品中，“虛構”才是本質和重心。新聞事件不過是另外一種“假面”，就像魯迅的胡子、吉根的《南極》一樣，他們只是小說現實感的來源而不是目標。小說的目標是文字中跳躍起來的那一部分東西，蔣一談比任何作家都強調這一點，他在短篇小說的篇幅中呈現了廣闊的社會視域，但是他會做奇怪的逆轉，好像游子歸鄉一樣回頭自視，把剛剛擁入人群中的個體再度拉回家庭和個人的空間，這是蔣一談小說中反復出現的逆轉的結構：家庭和個人提供的治愈成為小說最后的歸宿。
　　
    即使《魯迅的胡子》《China Story》中有一種溫婉的諷刺，但蔣一談并非是以批判為寫作導向的作家，雖然他的作品具有契訶夫式的洞察力，但他更多地陶醉于寫作的“點金術”，像拼積木一樣將現實變化為造型各異的故事，并且以治愈作為其重要的主題。所以，在蔣一談的小說里，很少見到人格分裂的主人公，即使在《魯迅的胡子》里，沈全已經完全分身為兩個不同的角色，但是在小說的最后，他依然治愈了自己，變成了一個內心單一、強大的好男人。而在節奏明快的《七個你》中，一個人可以在7天中變換不同的角色而并無主體破裂的焦慮。
　　
    最能表現這種治愈愿望的是《療傷課》，女精神分析師司南放棄了美國的一切，只身回國，她的內心藏著不被人理解的痛苦秘密：“得不到男人的愛，那就愛自己。”她在這種自我暗示中度過了平靜的幾個月，但是，一個精神病患者——桑雪的出現打破了這種表面的平靜。故事于是在兩個女人之間展開，她們都是受害者，同時又都渴望得到療愈。這是一個奇怪的文本。薩德式的邪惡和但丁式的神圣同時并存，交織成一幅現代女性的自我救贖之圖景。故事的高潮在于游船上的獨白，桑雪大聲控訴她如何遭到男人的羞辱和壓迫，以及她的痛苦和掙扎。這是這個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名副其實、驚心動魄的一幕，我想每一個讀者都能在這種莎士比亞式的戲劇獨白中感受到刺穿內心的力量。桑雪也是蔣一談的“假面”之一，作者借她之口表達了一個千百年來不斷重復的，男人對女人的壓迫、控制和剝削的問題。
　　
    是的，不僅僅是男人對女人的壓迫、控制和剝削，同時也是一個故事對另外一個故事的壓迫、控制和剝削，一種語言對另外一種語言的壓迫、控制和剝削，最終，是一種現實對另外一種現實的壓迫、控制和剝削，如此，小說的治愈可以完成嗎？或者說，借著小說的“假面”，夢與和解是不是變得過于容易了？這是蔣一談脆弱和天真的地方。也許，在他故事最開始的時候，他已經宣泄了全部的殘酷性——那就是那個被重復了82次的凄厲的鳥叫聲：
　　
    “China Story…… China Story…… China Story……”作者：楊慶祥【原標題：蔣一談中短篇小說：當代中國的“寓言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