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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尹達致傅斯年的一封信說起

2014/2/19 14:33:56 點擊數: 【字體:

從尹達致傅斯年的一封信說起
尹達致傅斯年信影印件

    1995年12月,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印行《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第222頁收有一封尹達1946年2月寫給傅斯年的信的影印件,全文如下:

  孟真先生:

  延安一晤,至以為快;知諸師友均在努力寫作,自愧于學術工作盡力甚微,思之悵悵。

  日內即赴華北,橫過山西,擬便中作考古調查;過去山西雖然多處發見遺址,但大都未能分析清楚,故欲于不妨礙旅行中作此調查。

  今后甚愿與諸師友取得聯系,以便共同致力于學術事業,未審所中師友愿否?

  所中所出有關考古之書,可否致送一份?盼甚。

  愚未完成之書,仍愿續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至北方大學,當設法完成之。

  學安!

  后學尹達(簽字)二月十五日

  這封信曾經引起一部分讀者對尹達的某種誤解,現就所知情況作一點說明。

  先作背景介紹。為促進國共合作,1946年6月2日傅斯年以無黨派人士身份聯合黃炎培、章伯鈞等致電毛澤東、周恩來,提出訪問延安,6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等復電對其以民族利益為懷表示欽佩和歡迎。7月1日傅斯年一行在王若飛陪同下飛抵延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到機場迎接。傅斯年是毛澤東在北京大學時的舊識,談到“五四”運動,毛澤東稱贊傅斯年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傅斯年則說“我們不過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向毛澤東索要墨寶,毛澤東慨然應允,題寫條幅: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盡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唐人詠史詩一首書呈

  孟真先生

  毛澤東

  同時,附信一封由交際處王世英轉交:

  孟真先生:

  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

  敬頌旅安!

  毛澤東

  七月五日

  這封短信和寫給傅斯年的條幅,也收錄入《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在第115頁。

  所謂“唐人詠史詩”,系指晚唐詩人章竭所作《焚書坑》。“劉項原來不讀書”句,是毛澤東的自謙之詞,表示沒有傅斯年學問大。

  在這樣的氛圍中,尹達與傅斯年一晤,話題自然少不了史語所考古組的往事。1929年12月,傅斯年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身份到開封,與河南省協商殷虛發掘事宜,晚間住在河南大學,并在六號樓作學術演講,有五六次之多。第一次演講題目是“現代考古之重要性”,已是國文系二年級學生的劉?(尹達)自然是聽眾之一。在傅斯年的演講中,有一個題目是“虛谷與漢學和徐旭生先生與西北考古”,這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劉?發表《考古研究法》的書評時使用過“劉虛谷”的署名。此后,劉?與石璋如作為河南大學校長“函送”的學生參加殷虛發掘。劉?受到梁思永器重,并成為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員、助理研究員,發表《河南大賚店史前遺址》……信中自稱“后學”,反映的正是這一時段的實際,無可非議。

  傅斯年告知史語所后來的情況,使尹達“知諸師友均在努力寫作”。尹達談來到延安的研究情況,以1943年5月新出版的《中國原始社會》一書相贈,表示仍在“致力于學術事業”,這也沒有什么值得議論之處。毛澤東面對傅斯年尚且自謙“劉項原來不讀書”,尹達面對傅斯年說一句“自愧于學術工作盡力甚微,思之悵悵”,可謂正是一種呼應。

  兩人的話題一定談到《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以及未完成的“山東日照兩城鎮遺址發掘報告”。

  很少有人知道,《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1947年3月在國統區和解放區同時發表。在國統區,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三《中國考古學報》(即《田野考古報告》)第2冊刊載此文,署名“劉?”;在晉冀魯豫解放區,《北方雜志》發表此文,署名“伊達”。《中國考古學報》刊載此文,無副標題;《北方雜志》發表此文,增加副標題“中國原始社會資料研究之一”。《中國考古學報》刊載此文,前列5個部分的標題;《北方雜志》發表此文,前有一段小序,全文如下:

  算起來這篇文章已經整整寫成十年了。寫成那天,正是全國開始抗戰的“七七”;后來我決心離開那一學術機關,想到敵后盡一點抗戰的義務。在解放區當時經過領導者督促,使我重檢舊業,寫了一本《中國原始社會》;在寫那冊書時,曾因為材料的關系,托友人把這篇文章檢抄一份,并承這位友人的好意把插圖及圖版復照的照片寄來。這篇文章曾由考古組編入《田野考古報告》第二冊中,在香港付印時底稿及圖版全部散失了;我曾據友人所抄副稿再抄一份,并照片六張,由一位朋友寄往上海,據說要這篇文章的雜志短命夭折,副稿及照片均不知流落何所!現在我僅存友人抄給的一份副稿,圖版及插圖也一時無法補足了。這次所發表的稿子,我只更動了個別的字句,所有的意見和布局都不曾變動。這篇文章的意見,我在寫《中國原始社會》時曾用過(該書三三至三六頁),現在索性發表出來,以求同好者的是正!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尹達當時“與諸師友取得聯系”的幾種情況:一是1939―1941年寫《中國原始社會》一書時“曾因為材料的關系,托友人把這篇文章檢抄一份,并承這位友人的好意把插圖及圖版復照的照片寄來”。二是得知“這篇文章曾由考古組編入《田野考古報告》第二冊中,在香港付印時底稿及圖版全部散失了”。三是“我曾據友人所抄副稿再抄一份,并照片六張,由一位朋友寄往上海,據說要這篇文章的雜志短命夭折,副稿及照片均不知流落何所”。這三種情況,都提到《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不能說均與傅斯年毫無關系,尤其是1947年3月在《田野考古報告》第2冊發表,信息來源唯有傅斯年。

  至于“山東日照兩城鎮遺址發掘報告”,限于延安的圖書資料條件以及尹達當時的工作性質(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出版科科長),是不可能“續作”的。但當得知即將調往北方大學時,才表示“仍愿續作”,但須得“所中所出有關考古之書”,待“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時,“兩城鎮遺址發掘報告”稿“望能捎至北方大學,當設法完成之”。這是完全符合實際的表達,怎么會產生誤解呢?

  然而,不到數月時間,國共合作徹底破裂,傅斯年、梁思永、尹達等多少考古學家殷切盼望的“兩城鎮遺址發掘報告”最終未能完成,成為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進程中的一件憾事!

  最后,還有一點須注意,尹達致傅斯年,信封豎寫,自右至左三行:重慶,傅孟真先生,尹達。沒有寫傅斯年在重慶的具體地址,倒留有一些輾轉查找的痕跡,顯然是經由延安轉送重慶,最后交到傅斯年手中的。在那個年代,這封信送出延安,必定通過“組織”無疑,對尹達不應產生任何誤解。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第222頁尹達致傅斯年信影印件,系王戎笙先生提供,志此表示感謝。)作者:謝保成【原標題:從尹達致傅斯年的一封信說起】

責任編輯:C009文章來源:光明網 2007-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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