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首先要考慮入印文字的問題。入印文字的正誤，往往會影響讀者對作者的文字修養產生疑問，可是無論是國展，還是報紙雜志上發表的篆刻作品中，都能夠見到入印文字錯誤但整個印面效果頗佳的作品。這就引出一個話題來:到底是要藝術還是要文字學？如果以篆刻藝術為標準的話，入印文字即便有誤又何妨？當然我不是提倡寫錯字、刻錯字、讀錯字！如果以文字學的標準來規范入印文字的話，那又恐怕是過時之舉，試想千人一面的話，哪來篆刻藝術？在往屆的國展或藝術評比中，屢屢出現入印文字爭論的敏感問題，而現在的篆刻界早已寬容并大度起來：不管是大小篆、簡文的摻和，還是簡化的篆字入印，磚文、鏡銘和彝器的文字入印，只要文字經過印化處理，統一協調起來就行，甚至生造入印文字也可。 
　　 
    入印文字自然有見仁見智者，但在舊的入印文字標準不合時宜新的入印文字標準沒有統一之前，也就是現在，入印文字還是處于混亂狀態，各有所長，各有所見，希望達成共識的一天早點兒到來。但是有一個原則我想是不會變的：不能因“字”害“藝”！目前的篆刻界早已不是明清時期“以書入印，印從書出”。 以怎樣的面目來突破傳統舊容，樹立起自己的個性，突出印面的視覺沖擊力，只要能為藝術服務，做印、造印、扣印、燒印等皆可為用。

    談到字后，肯定就是章法。從篆刻藝術產生的那一刻起，章法就伴隨而生。不論秦漢印，還是流派印，那都是時代的產物，而目前篆刻界，自然也不可能脫離時代的烙印。有人專攻一厘米的小印，甚至經常在大型展覽中獲大獎；有人�？叹抻�，先用泥刻，后燒成陶瓷印，印面效果也頗佳。有人專攻古璽秦漢印，有人擅長流派印，有人探索“前衛印“（如公章印等），說到底還是用不同的章法來表現自己的面目。當然、也有多面手：工放兼擅，傳統與流行并舉，古璽與前衛同重。如何能找到屬于自己的章法呢？也許有人會笑問：“這還不簡單？”我想是他還沒有認真去考慮這個問題！在現代篆刻作品中除了字法之外，恐怕章法是最能突現個性與面目的標志了！許多的巧思與匠心的獨運，全靠章法去表現。刀法只是服從并服務于章法需要。大紅大白的對比，攲與正，點與塊，穿插與挪讓，寬邊與細字，殘損與完整，夯實與虛無等，都被當代人統而用之。要想找到屬于自己的章法，還是要在經典中開拓，還是要在古璽秦漢流派印中挖掘，只要能采擷出一點可利用之處，加以因勢利導，放大并完善它，自己的面目與個性自然就突現出來。經典就像海綿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擠總會有的。經典就像一口井，挖得越深，汲水越多。

    刀法已不是當代篆刻人的終極追求，無論是磨、銼、削、敲、劃、砸、剮皆可用之。只要能夠體現自己的藝術思想，萬法皆為我用。當代的同道在一起也很少談到你用的是切刀、沖刀等，因為那是技法上的東西，不是篆刻的終極關懷，不是現代人的最終理想。因為我自己刻印較傳統，所以我多用沖和切。藝術的路很長，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寫意”印難在“意”，“工穩”印難在“穩”，“古璽”印難在“高古”，“漢印”難在“篆 ”，“流派”印難在“刻 ”，“玉印”難在“清剛 ”，“今人印”難在“經典 ”。篆刻敢于走的很遠，很大程度上是入古很深的原因。一方印刻好后，至少有一兩個看點，能有三個以上看點的印可謂“經典”矣 。“刀痕淋漓”是當代印人的“痛快 ”，“溫文爾雅”是當代印人的“缺點”。作品的原創性，可讀性，耐品性始終是經典作品的代名詞。 比如提及某某篆刻家，就馬上想起他的某某印，就馬上想到藝術風格與流派，鮮活的面孔呈現在眼前，這才是藝術特色，這才是個性。我在刻這些方印時一改平常工穩細膩的圓朱滿白印式，大膽嘗試葷素搭配的“現代意識”，寓寫于工，寓篆于楷，直抒胸意，忘形得意。只“工”不“寫”，難以嘗到“意外效果”，只“寫”不“工”，又難領略“婉轉流美 ” ，兼“工”帶“寫”，方可“帶燥方潤”�？踢@些印時我有意識的想“突圍”的小試牛刀，望方家不吝賜教。

    方寸之間,氣象萬千。包羅中國文化精髓的篆刻,之所以有如此之魅力,是因為對于每個創作者而言,好像“瞎子摸象”一樣,僅得篆刻之一二而已。越是想探得她的芳容,就越陷越深,奢望有一天能像武陵人進人“桃花源”一樣豁然開朗。 印章的靈魂是線條。學古人,學名家,學到了線條就完成了一半功業。浙派在篆刻史上形成最晚,而走向絕境也最快,為什么?盡管浙派代表們刀法了得,可他們的線條質量是否就達到“靈魂”呢? 

    不要背上“創新”的包袱,“欲賦新詞強說‘愁”,功夫深處卻平夷。“長槍大戟”，“寬邊細字”,決不是創新。篆刻家們都追求無可名狀之新面目,但把握似曾相識之舊氣息更為重要。

    呼應是篆刻藝術的生命。篆刻藝術是否有生命活力、情趣,關鍵是看它在章法、字法、刀法上的呼應運用與表現如何。呼應可以助長氣勢,形成節奏增加氣韻。呼應可以造就印內的以虛補實、虛實相生的重要作用 。

    “刀拙而鋒銳,貌古而神虛”十年一劍,今日示君。篆刻對于我來說,只是跟著感覺走。“鋒”是銳了點，而“貌古”卻百思不得其解,昨日之“今”,即今日之“古”,今日之“今”,即明日之“古”。篆刻作品是復秦漢之“古”,還是復明清之“古”?難道“舊瓶裝新酒嗎？”今人摹古，古人摹誰！

    氣質是決定篆刻作品高下的重要標準。篆刻家的思想，情操，學識，修養和技巧即決定了其作品的氣質。吳缶翁的“蒼”，黃牧父的“光”，齊白石的“霸”無一不是他們的氣質在篆刻作品中的體現，那些“齷齪氣”“匠氣”“俗氣”，決無篆刻的氣質可言。

    無個性的書法，就無個性的篆刻。“印從書出”“書從印入”倡導了幾百年的至理，無非是倡導個性，倡導篆刻家們自己獨特的藝術語言。“紅杏枝頭春意鬧”，“僧敲月下門”，一“鬧”字一“敲”字，不正是詩人“個性”的證明嗎？“書無意于佳乃佳”。興到刀隨，運籌印稿于腹，見美石而動，有心德而發，適時令而作，一氣呵成，鈐蓋于白宣，孤芳自賞一番，此樂何極！然刻印難，蓋印更難。經過精心設計，精到鐫刻而成的印章完成后，要想蓋出一方自己滿意的印蛻太難了。幾十方印蛻選一也可，而半晌沒蓋出一方滿意印蛻，那創作時的得意可就去了九霄云外了。

    藝術形象愈是含蓄，概括的生活容量及其實際意義就可能更加深廣，作品的思想與藝術價值也就會愈大，使觀者尋味就越多。意在先匠心獨運，味在中氣韻為上。“精微之處見功夫”。雖雕蟲小技，“小”處則體現出大家藝術風范，“小”處則滲透著藝術家的匠心與獨運。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但愿這些“閑話”能拋磚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