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

韓非可能連做夢都未曾想到，死后兩千多年，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動亂時，竟然又讓他大出風頭。那時“四人幫”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把儒法之爭炒得沸沸揚揚，歷史人物都得按“新”標準“重新排隊”，不是法家，就是儒家，沒有第三種人。法家是革命的，儒家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韓非作為法家的代表人物，自然是頭頂光環，備受推崇，甚至炙手可熱。然而“四人幫”一垮臺，這種反科學的劃線自然被廢棄。今天，當人們再回過頭看韓非時，雖然沒有了耀眼的光環，但顯得真實。

韓非（約公元前280-前233年），戰國末年韓國宗室貴族，“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曾與李斯一起求學于荀卿。他從小口吃，不善言辭，但天資聰慧，又勤奮好學，很早就開始著書立說，并聞名于世。

學成歸國的韓非，看到當時的祖國積弊甚重，國勢衰微，曾“數以書諫韓王”，希望以自己的能力幫助國家變法圖強，可惜昏庸的韓王執迷不悟，根本聽不進他的意見。失望的韓非只得埋頭寫作，把自己的理想和主張寫進書里，這使他成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主要著作有《孤憤》、《五蠧》、《內外儲》、《說林》、《說難》等。

韓非反對儒家說教，認為“儒者用文亂法”，也反對游俠行為，說“俠者以武犯禁”。他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賞后而信，刑重而必”。他強調，治國要有法律，明確指出“為治者不務德而務法”。法的制訂，應“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法是整個社會的行為準則和規范，必須做到“法不阿貴，繩不繞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取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這在某種意義上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相近。他還綜合前人商鞅（前390-前338年）的“法”治，申不害（前385-前337年）的“術”治和慎到（前395-前315年）的“勢”治，提出“法、術、勢”三合一的統治術。“法”指現行的法令法規，“術”指操縱臣屬的手段，“勢”指國君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勢（所謂君權神授）。可以說，中國封建專制主義極權統治的建立，韓非的學說起到了相當大的影響。
 

在人性是善還是惡的問題上，韓非繼承老師荀子的“性惡論”，認為人人都有“欲利之心”，人際間純屬利害關系，即使親如父子也是如此。他說，“父母之于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為什么？“慮其后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夫婦之間也不例外。整個社會都處于利害關系之中，統治者與人民之間更是對立的雙方。因此帝王們要鞏固政權，就必須用暴力強迫人民，使其心悅誠服地接受管理，如果人民反抗，則必須用嚴刑峻法予以制止。他說，“夫嚴家無悍虜，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厚德之不足以止亂也。”他還認為，實行輕罪重判，可以使“小過不生，大罪不至。”

在哲學上，韓非發展了荀子的唯物主義，反對“前識”（即先驗論），主張“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他最早提出“理”這個哲學概念，并論述“理”與“道”的關系——“道者萬物之所成，理者成物之文也”。即“道”是事物運動的普遍規律，“理”是具體事物的特殊規律。因此他說，“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他還主張“緣道理以從事”，反對“無緣而妄意度”，并提出”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的歷史觀。他還認為，天不能主宰人事的吉兇，人可以勝天，人可以把天當作物類加以利用。

邏輯嚴密，議論透徹，鋒芒犀利，說服力強，是韓非文章的一個主要特點。例如他在《亡征》篇里，一口氣談了國家可亡之道達47條，讓人感到處處都有亡國的危險，可謂驚心動魄。最后卻平靜地說道，“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意思是，說有亡征，并不一定就會亡，我韓非在這里主要是給君主們提個醒，平時要多注意某種征象，做到防患于未然，才能確保江山的長治久安。韓非還喜歡用寓言闡述深奧的道理，使文章顯得生動活潑。這些寓言后來很多被提煉為成語，如“守株待兔”就見于《韓非子·五蠹》。他在這篇文章里，列舉了歷史上的許多事例，指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接著就講了一個故事，說宋國有個農夫在一株樹下撿到一只撞死的兔子，以后老是在那里等待，以為還有這種機會，結果只能落空。他以這個故事說明，“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即歷史是不斷發展的，因循守舊行不通。
 

韓非的著作很快就流行于當時各國。《史記》這樣寫道，“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即嬴政）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可見秦王嬴政對韓非著作的喜愛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為了急于得到韓非，他迅速派兵攻打韓國。韓王原先對韓非認識不足，棄而不用，現在才發現其價值。可是大軍壓境，不把韓非送給秦國是絕對不行的，韓王無奈，只得“遣非使秦”。

秦王如愿以償地得到自己的“偶像”韓非，按說一定會委以重任才對，然而人們看到《史記》的記載卻是這樣的，“秦王悅之，未信用”。為什么秦王那樣喜愛韓非的著作，甚至不惜動用武力把他搶過來，而到手之后，卻“未信用”呢？司馬遷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但他強調指出，“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于秦，不能自脫”，這分明暗示，在與秦王的對話中，韓非可能說了些秦王不喜歡聽的話，因而被閑置起來。筆者讀《韓非子？初見秦》，就有這種感覺，認為韓非雖然在文章中為秦王統一六國而積極獻言，卻有意無意地否定過去，如“秦當霸而不霸”，“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自以為是的秦王對這種批評能接受嗎？

在秦王身邊任丞相的老同學李斯看到這種情況，既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秦王沒有信用韓非，擔心的是有朝一日秦王又重用韓非，會對他造成嚴重威脅，因為早在荀卿那里求學時，他就深知韓非比自己能干。于是他勾結姚賈，在秦王面前說韓非的壞話：“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這種沒有任何事實作為依據的推理，等于造謠，但秦王竟然聽信，并“下吏治非”。李斯見陰謀得逞，不等有關部門判決下來，便搶先一步，派人給韓非送去毒藥，讓他自殺。韓非看到秦王竟是如此的反復無常，非常悲憤，也清楚自己難逃一死，但他并不害怕，只希望在死前能夠再見一見秦王，然而這個要求也被李斯斷然拒絕了。之后，當秦王對誅殺韓非的決定感到后悔時，派人前去赦免，韓非已經于獄中自殺身亡了。

韓非的死無疑是個悲劇。究其原因，一是死于李斯的妒嫉，這與龐涓暗算孫臏同出一轍，都是師兄弟不相容所造成，比起為宿敵所害，更讓人嘆息；二是死于秦王的一時糊涂，作為韓非著作的忠實讀者秦王，本應很好地重用這個能人，卻因誤聽讒言而殺了他。但更主要的是死于他深知的說話難。

在《說難》篇中，韓非指出人臣與主子說話的種種難處：“與之論大人（有道德有地位的人），則以為間己（挑撥離間）；與之論細人（見識淺薄地位卑微的人），則以為賣重（賣弄身價）。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拉關系）；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搞試探）。徑省其辭，則不之而屈之（指笨拙不會辦事）；泛濫博文，則多而久之（指啰哩啰嗦）。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說你膽小不敢盡言）；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說你粗野不懂禮貌）。此說之難，不可不知”，“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后說之矣”。可以看出，與主子說話的難處，韓非是相當清楚的，他還告誡人們“不可不知”。然而，知道是一回事，做起來又是一回事，韓非最終還是沒能逃脫因“說”所帶來的殺身之禍。正如司馬遷所嘆息的，“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原標題：知“說難”卻不能自脫——韓非的悲劇人生】

    來源：《炎黃縱橫》  作者：楚欣  時間：2010-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