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青也是個獨特的人。在他身上，有榮譽籠罩的光環，有地位附加的神秘，有相悖的景觀呈現：譬如平日里，他寡言少語是性格內向之人，卻把文章寫得情思奔涌、筆墨淋漓；再譬如他能到窮鄉僻壤采訪睡在農民的土坑上，又能走進中南海坐到政治局的會議桌旁；他能用地道的農民語言同鄉親們拉家常細說麥子、棉花、芝麻，也能從政治家的角度同黨和國家領導人暢論國事政事天下事；他沒有上過大學，他的作品卻是高等院校新聞和中文、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讀教材；他自稱重實踐不擅理論，而全國多所院校都有學養深厚的專家學者從事“穆青研究”；他的采訪對象有延安時期的毛澤東主席、抗戰勝利后的金日成將軍，也有日軍戰俘、國民黨降兵。他集多重角色于一身：既是新聞記者又是新聞事業管理者，是國家正部級干部又常以“無產階級新聞戰士”自勉自勵……
　　
    “穆青是個很有探討價值的人。”———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孫民樂博士，是謝冕先生的高足，曾在報告文學課堂上講授穆青作品，他說：“作為20世紀客觀存在的無產階級新聞學或說中國社會主義新聞學，穆青是這一新聞理念的重要代表人物和成功實踐者，其地位毋庸置疑。他是怎樣介入歷史的，其內在驅動力是什么？他身后同哪些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產生過關聯？以及文章之外是怎樣一個穆青，都是有探討價值的問題……”
　　
    抉擇于烽火之中穆青祖籍河南周口，1921年生于安徽蚌埠，10歲時給一小軍閥做師爺的祖父去世，舉家遷回河南杞縣即祖母的娘家，穆青由此踏上河南那片厚土。人都說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師，而在穆青，這第一口“奶水”卻來自祖父，他是晚清舉人，深厚的國學素養，又寫一手時常有人來“求”的好字，因此給長孫“開蒙”之事不會假手他人。“四五歲時我就要每天認、寫4個字，祖父晚上回家要寫給他看，有時出去玩瘋了，沒寫字，晚上就挨毛撣子打”。《千字文》、《論語》《孟子》《唐詩》等篇目，都是祖父親授。“后來我上小學，直接就上三年級，沒讀過一二年級，而且作文成績好，總是班上第一名。
　　
    ”雖是有詩文浸染、字畫熏陶的書香門第，祖父還是讓孫子跟隨一位俠義的武功師傅習武練拳，“小時候每天要踢腿、練功架，一直到祖父去世”———80歲的穆青還能健步如風，不可思議地將年輕人甩在身后，他說緣于“腿上有勁兒”。除此，每天清晨堅持揮墨習字，“祖父去世前留給我三句話：好好讀書、好好寫字，好好打拳”———聽一位早已做了祖父的人一字字默念他祖父70年前的臨終留言，旁人也會有一份感動，那里面有中國人滲透到骨里的對兒孫的愛，有中國人深刻的人性。
　　
    如果說淵源的家學以傳統文化打造了穆青生命鏈條的第一環，那么杞縣大同中學的師長則以國難當頭的民族大義和匹夫之責與之鏈接。穆青說有兩位老師對他的人生產生影響，一是趙伊坪老師，另一位是中共地下黨員梁雷老師。“我正值對世事半懂不懂的年齡，進步思想激發了我的愛國熱情，那時就打定主意，參加革命，不做亡國奴。
　　
    ”1937年，華北淪陷，太原失守，開封危在旦夕。此時家境日見窘迫的穆青正在開封兩河中學讀高一，一個意外情況觸發他中斷學業奔赴抗日前線。一位同學先行離校參加了八路軍，給穆青來信被校方扣壓、拆看，并找穆青“訓導談話”。穆青早就對學校的國民黨背景和排擠進步學生的做法不滿，此時又引起校方“注意”，當即與幾個同學商定：即刻動身，北上山西參加八路軍。
　　
    16歲的穆青是在倉猝之中離開故鄉山河的，也在倉猝之中提前結束了他的少年歲月。在山西臨汾，穆青參加了八路軍學兵隊，后被分配到賀龍任師長的120師政治部工作。此后三年，穆青跟隨部隊走太行、去冀中，民運工作、對敵宣傳、寫劇本、當文化教員，是令戰士們羨慕的“高級知識分子”，人稱“穆教員”。穆青說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我也許就是抗日烈士了”。
   
    那是1940年晉西北的一個夏日，“我正在河邊洗衣服，一位師部首長下來檢查工作，碰巧見到了我，他問：‘你怎么還沒走？’‘走？走哪兒去？’”———原來上級早已決定抽調穆青到延安學習，可他所在部門領導不放，師領導則以為他早就去延安報到了。事情拆穿，穆青喜從天降：“我一直盼望著有一個到延安學習提高的機會！”———后來他才知道，在抗戰最艱苦的階段，黨中央為了保存一批知識分子干部，將他們從前線撤回延安培訓。
　　
    在延安，他本應去抗大，或者陜北公學，但穆青卻提出去魯迅藝術學院，因為他始終有一個文學夢想，而且他欽佩的那些大藝術家都在魯藝。剛巧魯藝舉辦一個“部隊藝術干部培訓班”，馬烽、西戎、孫謙即后來的“山藥蛋派”作家，成為穆青的同班同學。半年后培訓班結束，穆青進入魯藝文學系學習，又與賀敬之、馮牧結為同窗之好。在魯藝的兩年，是他一生最勤奮的時期，他如饑似渴地汲取知識，聽茅盾講《中國市民文學》，周揚講《文學概論》、周立波講《中外名著選讀》，何其芳講現代散文和詩……在窯洞一根棉芯的麻籽油燈下，他開始了小說習作，反復推敲、字斟句酌，最后還要讀上兩遍，“看有沒有疙疙瘩瘩的地方”。他后來以文章名世，除自身稟賦與刻苦用功，另一不可忽視的因素是：他曾被中國現代文學的諸位大家點撥。
　　
    穆青說他“原來對記者印象并不好，這印象來自國統區的那些記者。”1942年調他去《解放日報》當記者，幾次都以“本人不愛講話，不愛活動、性格內向”為由“頂”著，實際上是放不下當作家搞文學的心愿，直到魯藝院長周揚親自出面與之談話：“記者和作家沒有嚴格的界限，許多作家都有當記者的經歷，比如愛倫堡、高爾基。至于性格，在共產黨員面前沒有攻克不了的堡壘……”幾天后，穆青去了延安清涼山上的《解放日報》社，這一干就是60年。
　　
    一場“文革”兩度磨難北京宣武門西大街現新華社所在地，舊時稱國會街，民國初年的“國會議場”，如今已作為文物受到保護，青灰色的磚墻，朱紅色的外窗，在毗鄰樓群的包裹中，反有一種雍容、平正的氣度，如果說四圍高樓像壁立千仞的山峰，它就是傳蕩著歷史回聲的山谷：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曹琨賄選“五千大洋一張選票”的鬧劇就在此上演；1913年前后的國民黨，為在國會議員中發展勢力，也在此擺桌設案“填表即入黨”，北洋政府倒臺后它也從喧鬧歸于平靜，為北京大學四分院，五十年代以后為新華社大禮堂。
　　
    1958年穆青自上海調京，翌年出任新華社副社長兼國內部主任，他在這大禮堂里聽過報告也作過報告。最難忘1966年1月，他自蘭考采訪歸來，向全社人報告焦裕祿的感人事跡。其間，輕易不喜怒形之于色的他，幾次哽咽、暫停，會場上許多人掉眼淚，有人低聲抽泣。他萬萬沒有想到，幾個月后，這里竟成為他的“批斗”會場：戴高帽、掛“走資派”黑牌、坐噴氣式飛機，除此，還有三次抄家、多次搬家，到基建隊“勞改”：扛水泥，當小工、搬磚、打掃廁所……又一出鬧劇在“國會議場”前隔代上演。戰爭年代毫發未損的穆青，卻在這場“史無前例”中“留下殘疾”：在基建隊勞動時食指被方磚砸成骨折，去了合同醫院，人家一聽說他是“走資派”，好歹包扎一下就讓回來了。可那手指粗腫，很痛，再去積水潭醫院，醫生說：“當初根本沒把斷骨給你接上，現在已經晚了，那骨頭已經長歪了。”如今，穆青右手食指是有兩個“鼓肚”的畸形指，所幸不影響寫字。
　　
    穆青說當年就堅信有出頭之日，一是源自他冷靜的政治分析能力，更重要的是他親歷的1943年、1957年的政治經驗：“太過分的事兒，遲早都得倒回來。”1943年，延安整風后開展了一場“搶救失足者”運動，起因是年初“審干”時發現了特務，于是有些人夸大了敵情，陜甘寧邊區以外的干部、知識分子都被看成嫌疑犯，此風愈演愈烈，《解放日報》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受到審查，22歲的穆青也忝列其中，“當時我抵觸情緒很大，覺得像我這樣經歷簡單的中學生都要審查，那外來的知識分子還有可信任的人嗎？”正巧這時，毛主席接見南泥灣勞動模范，穆青奉命采訪，趁采訪間隙，早就憋了一肚子話的他向毛主席談了下面“搶救”的情況和自己的不解。毛主席驚異于有那么多人被審查，認為“不能擴大化”，“如果大多數人都不可靠，共產黨還有什么偉大可言，革命還有什么凝聚力……”1957年他任新華社上海分社社長期間，在滬上各新聞單位都在大張旗鼓打右派的態勢下，他按兵不動，受到柯慶施書記的詰問，他回以種種托辭：“我們人手聚不齊，人都下去報道反右成績去了”，“我們沒鳴放，沒鳴放就沒言論，沒言論怎么定右派？”———近年新華社上海分社整理社史，幸運地發現這一頁歷史的空白：他們是當年滬上新聞單位中唯一沒有右派者。
　　
    如果說穆青是以他的良知、政治經驗使身邊的青年記者幸免于難，那么這種個人經驗沒能成為全黨及社會的理性自覺時，1966年荒誕鬧劇的上演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而他，一場“文革”卻兩度磨難。1970年以后，因新華社報道中的差錯遭到周總理的嚴厲批評，被打倒的老干部逐步解放回到工作崗位上。1975年秋，江青在大寨講話，說黨中央有人學宋江、架空晁蓋，影射周總理，矛頭直指鄧小平。穆青感到事態嚴重，讓與會記者整理出講話記錄向中央領導反映，由于斗爭復雜材料不能按組織系統直接上達，唯一的辦法就是以個人身份直接向毛主席狀告江青。性命攸關之際，穆青和朱穆之果斷地在信上簽名，受委托轉交此信的外事記者李琴也隨之署名，這便是新華社有名的“朱穆李事件”。告狀信交上后，風向突變，鄧小平再度下臺，信也被秘密退回。不料新華社內部有人告密揭發，“朱穆李”即成“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活靶子。穆青也又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批判、檢查后，再次發配至基建隊搬磚、和泥，聽候處理。應該說是唐山大地震使三人免遭牢獄之災，“四人幫”無暇顧及此事。毛主席逝世不久便是十月的勝利，粉碎“四人幫”的第三天，黨中央即為三人平反……
　　
    十年“文革”是穆青此生最大的磨難與挫折，這讓他至今抱憾：“那是我從45歲到55歲的黃金年華，可以寫多少文章啊！”事實上，他以自己在政治風浪大起大落中的行為，書寫了一篇無字的文章，特別是當他躋身于中國新聞史冊時，這無字之文便成有字之文的輔讀，
人品為作品增色。
　　
    “文革”結束，怎樣把個人傷口變成民族的智慧，是穆青著力思考的問題。于1978年3月發表的《為了周總理的囑托》（與陸拂為、廖由濱合寫）有如下句式：“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像吳吉昌這樣的遭遇，連同產生它的時代背景，都一去不復返了。”這在今天看來是極為平常的話語，但在兩個“凡是”還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召開之時，卻是在“雷區”行進，也確有匿名電話打給穆青問：“稿子經過誰審的，這是誰的精神？”1981年1月，在法庭對“四人幫”終審判決第二天見報的《歷史的審判》（與郭超人、陸拂為合寫）則以一種貫古今吞天地的氣勢，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對“文革”的荒誕，進行了理論清算，“‘四人幫’正是巧妙地利用封建專制的‘亡靈’和現代迷信的‘夢魘’為自己營造了一個借以孳生和發育的溫床”，作者的筆觸探測到了那場民族苦難的最深處。
　　
    辦一流通訊社如果說“國會議場”見證了穆青困厄中的憂憤，那么25層新聞大廈的落成則令他辦世界級通訊社的意氣高揚。在這座大廈中，他多次提出新華社在世界上的聲音要加強再加強。他于80年代提出“新聞三論”，即寫散文式新聞、視覺新聞和實錄性新聞，為新聞改革吹來縷縷清風。譬如新華社記者郭玲春，其作品《金山追悼會在京舉行》，獲1982年全國好新聞一等獎，不知曾為多少記者模仿。郭玲春回憶當時情景：“80年代初的文風還是比較刻板，我那篇稿子變了個寫法，發出以后，心里也沒底，出差幾天回來，同事向我傳達，‘老頭兒’，在社長會上對你那篇稿子提出表揚。得到領導的首肯和鼓勵，自然很高興，我也就一路寫下來了。”這一路文字后來編輯成約15萬字的《郭玲春作品選》。“建一座大廈，帶一支隊伍”是穆青的兩大心愿，后來他才覺得，帶隊伍比建大廈難得多，這其中還有非人力的天意。譬如郭超人，北京大學畢業后主動要求去了西藏，采寫了中國登山隊攀登珠峰等一系列好文章。“老頭兒”欣賞他的才華，先后安排其在陜西、四川分社鍛煉，親自帶他到農村調研，幾度合作重量級文章，把他培養成自己的接班人。孰料本該大展宏圖時卻身患不治，接班人先倒走了，讓“老頭兒”不勝唏噓。不過“老頭兒愛才”，新華社人有口皆碑。
　　
    新聞大廈北側，一個不惹眼的位置，兩株櫻桃樹在這寂寥的冬季沉默地挺立著。枝叉上片葉無存，裸露著暗沉色的樹骨，那清枝瘦干極像一位清峻老人。那位老人名叫潘從正，也叫“老堅決”，十多年前辭別人世，這兩株櫻桃樹是他生前派人用一根扁擔兩只籮筐，從河南寧陵坐火車、穿人流，千里迢迢送到新華社的。
　　
    穆青和他筆下的人物，有著近乎生死之交的情誼，吳吉昌的一尊塑像每日與他相伴，“老堅決”的孫子常來看爺爺的好朋友，焦裕祿的兒子每來北京必登門……而他自己六訪蘭考、七下扶溝、八進輝縣、四訪寧陵、兩上紅旗渠……
　　
   《人民日報》前任總編輯范敬宜說：“穆青把根扎在最厚的土層里，所以他有最肥沃的養分，他的作品也能代表最大多數的人，他能用最底層的事感動最高層的人。他有我們許多記者都不曾享受到的幸福。”
       
    穆青說：“我是中原的兒子，我的心和那片土地魂牽夢縈。”【原標題：生為穆青】

    來源：大眾網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