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聞穆青
       
    我感到穆青是個真情很容易顯露的人我第一次聽說穆青，還是在北京上大學時。同班有個同學是新華社子弟，經常提前發布一些重要新聞。一天，他告訴我，新華社有位副社長叫穆青，不久前帶記者到河南采訪了一個重要典型，回來作了一場非常感人的報告，稿件正在修改，很快就會發表。幾天后，我聽到了那場報告的錄音。穆青在報告中詳盡介紹了他在蘭考采訪縣委書記焦裕祿事跡的經過。（當時，焦裕祿已病逝）聽錄音時我就感到，穆青是個真情很容易顯露的人，在談到采訪對象對焦裕祿的敬愛和懷念，敘述焦裕祿的感人故事時，他幾次聲淚俱下，聽眾也無不抽泣。雖然因當年錄音水平不高，有些地方聽得不太清楚，我仍感動得熱淚盈眶。
       
    隔了一段時間，新華社播發了穆青等三人寫的長篇人物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各報、各電臺刊播后，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許多人收聽或看了這篇文章后，都淚流滿面，心情久久難以平靜。我也從此記住了穆青這個名字。

    第一次見到穆青
      
    關鍵時刻，穆青的幾句話，使我調進新華社大學畢業后，適逢視知識如糞土的年代，我和全國各地數千名“臭老九”一道，被分配到西北農村鍛煉。不到一年，我被再分配到甘肅武威地區報道組搞新聞報道。一次，我陪新華社甘肅分社記者王廣普到天祝藏族自治縣采訪，合作寫了通訊《古驛新顏》。該文在《人民日報》發表后，王廣普向當時的甘肅分社社長夏公然推薦了我。老夏很快設法將我借調到分社工作。借調期間，我寫了不少稿子，分社上下印象不錯，均同意將我正式調來當記者。誰知有人反映我政治上有疑點，說我愛人家“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受沖擊，有些人問題還很嚴重。
　　
    老夏很為難，在那個年代，從政治著眼，我顯然是不適合當新華社記者的。也正因為此，再分配時，幾個地方新聞單位也沒敢要我。但老夏此公很惜才，不舍得將我退回原單位，他趁到北京開會的機會，專門向穆青匯報了我的情況。穆青聽后沉吟片刻，對老夏說：“這是他愛人家的問題嘛，又不是他家的問題。再說也要重在表現嘛！只要有培養前途，我看可以調進！現在隊伍青黃不接，正需要吸收一些有學歷的年輕人。”
　　
    穆青這幾句話，使我很快被調進新華社甘肅分社，成為一名新華社記者。老夏將經過告訴我后，我內心對他和穆青的感謝難以言表。當記者后，我工作更加努力，一心要用實際行動報答他們的關懷。那些年，我每年下鄉采訪的時間都在7個月以上，也很快寫出了一批有影響的內參與公開報道。遺憾的是，我這個邊遠分社的記者，頭幾年一直無緣見到穆青。
　　
    第一次見到穆青，是在1977年冬春之交。其時，“四人幫”帶來的政治嚴冬剛結束不久，他們在甘肅的影響尚未完全清除。我正在北京修改一組反映甘肅貧困地區情況的內參，分社社長夏公然來京匯報工作，一天晚上，他特地帶我到穆青家拜訪。進門他就對穆青說：“這就是胡國華，調來后，干得不錯。”穆青微笑向我點頭，說：“真年輕啊！”
　　
    老夏與穆青是抗日戰爭年代的戰友，落座后便開始親切交談。我坐在一旁，一邊聽他們談話，一邊默默觀察這位敬仰已久的前輩。許是戰爭年代歲月摧人，當年不到60歲的他，顯得有些蒼老，略微卷曲的頭發已現稀疏，兩鬢開始發白，額頭和眼角的皺紋很深。他鼻高目深，鼻梁稍彎，有些像中亞人，但面容慈祥，目光溫和，不笑也臉含笑意。他個子不太高，背微駝，腰板卻很挺直，這顯然得益于戰爭年代的鍛煉。穆青相貌并不出眾，但舉手投足間的那份從容沉穩，卻是常人身上難得一見的。

    那次見面，我只是個旁觀者，穆青未和我多說話，沒想到他對我仍留下了印象。

    參與穆青部署的黃土高原貧困地區調查
     
     “當記者一定要敢于講真話，寫實情。要使自己的作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斯諾的《西行漫記》、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是幾十年前寫的，為什么至今讀來依然震撼人心？就因為他們真實反映了當年的社會現實。他們當時發表的新聞，已成為今天的信史。你們這次的調查，只要真實，也會成為明天的歷史。所以，你們不能有單純任務觀點，一定要有歷史的責任感。”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長期被極左寒流籠罩的中國農村開始解凍，不少地區特別是貧困地區已現復蘇跡象，沖破舊政策禁錮的新生事物的萌芽在艱難破土，但倒春寒的陰風仍陣陣襲來。我和新華社一批農村記者分別深入農村，認真調查正在涌動的這場變革，寫了許多反映真實情況的內參。但舊勢力的頑固阻撓，使改革依然處于舉步難艱的境地。中國農村何去何從，改革何以突破僵局？依然是人們十分關注的問題。
　　
    1980年初，總社國內部突然電召我赴京。到后才知道，為了進一步摸清中國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的底細，總社決定派一支采訪小分隊到黃土高原地區調查，我是有幸被抽調的記者之一。這次被抽調的還有寧夏分社傅上倫、陜西分社戴國強，總社記者馮東書也由另一路配合調查。
　　
    我們深感責任重大，一種使命感油然而生，行前做了認真準備，查閱了一系列文件，匯總了手頭掌握的情況。
　　
    動身前，穆青突然在辦公室召見我們。他點了支煙，抽了幾口才說：“這次叫你們來，我是反復考慮才決定的，選的也是精兵強將。你們都是農村記者，能吃苦，也了解農村實際，相信能不負眾望。”我這才知道，這次采訪是由他親自部署指揮的。
　　
    接著，他有些動情地說：“你們的任務，就是要把貧困地區的真實情況反映出來，為中央制定農村政策提供依據。極左的農村政策，對農村經濟造成了極大破壞。現在有些地區自發出現了‘包產到戶’的做法，有些人叫好，另一些人則視其為洪水猛獸。
　　
    事實到底怎樣？除‘包產到戶’外，你們還要廣泛深入了解各種情況。一定要沉下去，到最底層去調查，傾聽基層干部和群眾的心聲。不能道聽途說，人云亦云！“
　　
    他強調說：“當記者一定要敢于講真話，寫實情。要使自己的作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斯諾的《西行漫記》、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是幾十年前寫的，為什么至今讀來依然震撼人心？就因為他們真實反映了當年的社會現實。他們當時發表的新聞，已成為今天的信史。你們這次的調查，只要真實，也會成為明天的歷史。所以，你們不能有單純任務觀點，一定要有歷史的責任感。”
　　
    正是在他這番話的鼓舞下，我們用了半年時間，跨越黃土高原4省區39縣，跋山涉水，走村串戶，行程萬里，采訪了上千對象，一路上陸續寫了數十篇內參。這些稿件，對中央推進農村改革起了重要的參考作用。胡耀邦同志看到我們從寧夏西海固地區發出的內參后，第二天就帶著這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