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乘直升飛機赴六盤山區，實地考察稿件中提到的張易公社“包產到戶”的情況。
　　
    這些內參涉及的問題當時都較敏感，所以大部分未能公開發表。為了紀念這次采訪，事后我抽空將這批內參匯總改寫成了一部書稿，可惜也沒有出版社敢出版。我便將其用鉛字排印了20多份，分送給朋友和關心農村的同志。
       
    想不到，在紀念改革開放20周年前夕，因當年拿到書稿的一位朋友的推薦，人民出版社以《告別饑餓——一部塵封十八年的書稿》為名，出版了這本書。穆青看了此書，對我說：“你們當年寫的新聞，不已經成為今天的歷史了嗎？至今讀來依然耐人尋味。”

   《瞭望》創辦前后
        
    他深感要促進我國新聞事業的發展，應該辦一本類似美國《時代》周刊那樣的雜志
　　
    1980年代初，在關注中國改革的同時，穆青也一直在思考新華社自身的改革。在他親自策劃和領導下，新華社陸續創辦了一批報刊，使業務領域有了很大拓展。1981年創辦《瞭望》雜志時，他親自點名，由部門和分社抽調7名記者、編輯，負責籌辦工作。我有幸被他選中。調到北京后，接觸穆青的機會多了，我對他有了更直接的了解。他多思慎言，許多問題想得很深。創辦《瞭望》，他并非心血來潮，而是慎密思考后的決策。他深感要促進我國新聞事業的發展，應該辦一本類似美國《時代》周刊那樣的雜志。《瞭望》雜志創刊后，他親自兼任社長，從辦刊宗旨、編輯方針，到欄目設置、內容策劃，他都和創辦的同志一道研究。他還為創刊號確定了目錄，審改了主要文章。最初幾期，連許多選題都是他確定的。
       
    穆青多次對辦刊的同志說，一定要更新觀念，突破舊框框的束縛，想方設法把《瞭望》雜志辦成群眾喜聞樂見的新聞周刊，中國目前還缺少這樣的雜志。由于是新華社主辦的，所以更要有權威性，要縱論世界風云，闡述大政方針，預測形勢走向，為人民鼓與呼。他特別強調要有來自中南海的信息，要有高層權威人士的訪談。在他指導下，《瞭望》設立了《中南海紀事》、《本刊專訪》、《本刊特稿》等名牌欄目，專門發表采訪高層人物和權威機構的獨家新聞，產生了很大影響。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年4月底，討論第二期選題時，穆青提出要專訪廣東、福建兩省省委書記，反映改革開放前沿的真實情況。采訪福建省委常務副書記項南的任務落在了我身上，為了保證采訪任務的完成，穆青還親自給我簽發了蓋新華社大印的采訪介紹信。正是穆青的思路，使《瞭望》雜志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成為全國影響最大的新聞周刊。

     采寫《風帆起珠江》，為廣東改革開放正名
      
     “一定要把它寫出來，拍下來，不然愧對時代！我們要用事實告訴人們，改革開放使中國大地究竟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
　　
    長期以來，穆青的言傳身教，使我受益匪淺。1988年6月，因工作需要，我被調到新華社福建分社任副社長、黨組副書記。原打算呆幾年就回總社。不料1990年秋，總社黨組突然決定調我到新華社廣東分社任社長、黨組書記。穆青召見我時，開門見山地說：“我知道你想回北京，對這次調動感到意外。不過，這是總社黨組再三考慮才作出的決定，對你來說也是一次難得的鍛煉機會。廣東這塊熱土，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十多年來發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但怎么看待這些變化，卻眾說紛紜。你到任后，要帶記者深入調查研究，摸清事實，昭示真相。”
　　
    他的話解開了我的心結。到廣東這個陌生的省份后，我很快發現，這里人們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包括看問題的角度，與內地的確有很大不同。這究竟是什么原因？有人告訴我，這里毗鄰港澳，改革開放后深受外來經濟文化的影響，很多方面自然和內地不同。個別記者對我說，變化最大的是珠江三角洲地區，那里農村的做法和內地已有天壤之別，但情況不明，采訪很困難，分社記者都稱之為白區。為了探個究竟，我便專門帶記者幾次到珠江三角洲采訪。下去后發現，只要注意溝通，采訪并不困難。過去三角洲的干部群眾怕媒體誤解他們的做法，信奉只做不說、多做少說，因而不大愿意接待記者。我們深入到被稱作“四小虎”的順德、南海、東莞、中山的一些主要鄉鎮，和干部群眾進行了探討式的交談，他們都對我們敞開思想，談了對農村改革發展的看法和做法。采訪結束后，我們寫了一組內參《廣東四小虎調查》，肯定了當地深化改革、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經驗。而后又將其改寫成公開報道。文章發表后，引起了廣泛關注。但也有人懷疑我們是否美化了珠江三角洲。
　　
    在此期間，我到總社開會或辦事，幾次順便向穆青同志匯報采訪情況。他每次都很感興趣地問這問那，并叮囑我要多看一些地方，廣泛聽取各種意見，不能主題先行，要用事實說話，讓讀者得出結論。我建議他抽空到廣東來一趟，親自了解廣東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他接受了我的建議，1992年元旦剛過，就到了廣州。我陪他深入到珠江三角洲地區，在“四小虎”的主要鄉鎮采訪調查了半個多月。這一帶欣欣向榮、生機勃勃的景象，深深吸引了穆青。他平常少言寡語，但內心世界豐富，對祖國，對人民有著異常深沉的感情。采訪的這些日子，他一直處于高度興奮狀態，每天夙興夜寐，馬不停蹄地在村鎮企業、農貿市場、田間地頭奔走，興致勃勃地察看、拍攝、詢問，先后踏訪了數十個村鎮，與上百名干部群眾進行了交談。為了解南海大瀝鎮“三鳥”市場和順德樂從鎮水產品市場的交易情況，他連續幾天5點起床，黎明時分趕到現場。
　　
    他深入細致的作風，不知疲倦的精神，使隨行的同志深受感動。我擔心他太勞累，提議把采訪日程安排得松一點。他卻說：“來一趟不容易，一定要多走走，多看看。這里發生的變化，令人振奮。一定要把它寫出來，拍下來，不然愧對時代！我們要用事實告訴人們，改革開放使中國大地究竟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任何懷疑論調都經不起事實的駁斥。”
　　
    在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后，穆青與我們反復研究，經過九次字斟句酌的推敲修改，寫出了通訊《風帆起珠江》。此文以大量生動的事實，為廣東的改革開放正名，間接回答了姓社姓資的問題。新華社播發這篇通訊后，時任《經濟日報》總編輯的范敬宜異常感奮，第二天就在頭版重要位置全文刊登此文，并配發了評論。不少省市黨報也發表了這篇通訊，但也有一些報紙不敢刊登。盡管如此，此文仍引起了強烈反響。
　　
    隨后，傳出了鄧小平南巡的消息。不少人發現，《風帆起珠江》一文中的觀點，與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精神十分吻合。也因此，香港一家右派刊物無端猜測，是否穆青事先得知鄧小平要南巡，搞政治投機，搶先一步到珠江三角洲采寫此文。穆青得知此事，又好氣又好笑，對我說：“真是無稽之談！我哪能知道小平同志的行蹤和想法。我們只不過是以贊賞的態度，實事求是地書寫了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洲的變化。見仁見智，就由人去評說吧！”
　　
    這次采訪，使穆青對廣東產生了感情。他離休后，依然每年都要抽空來走走看看。他告訴我，改革開放以來的廣東，真是一年一個樣，每次來都感到很振奮。此時，他除了談看法，出點子，已很少動筆，但攝影的興趣依然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