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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載,從隋大業四年(608年)至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的900余年中,朝廷一直把欽州作為流放和貶謫官員、文人的場所。結果是,被中原人士視為“斷發文身”的欽州人有機會與這些名人交往接觸,聆聽教誨,接受影響。儒釋道,詩書禮樂便如此從中原潛移默化到天涯海角來了。
“開元”是我國古典詩歌發展的全盛時期。引發詩歌高潮的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張說擔當唐玄宗長期信任的輔弼大臣,身兼朝中重臣和文壇翹楚的雙重身份,“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在初、盛唐轉變之交,將唐朝社會的經濟、文化推進到“開元盛世”,使唐詩發展達到鼎盛。
而在此前,這個日后的“開元宗臣”張說,就曾經流謫欽州,成了半個欽州人。
張說(667年-730年),字道濟,一字說之,唐代有名的賢相和詩人。他是河南洛陽人,自幼文筆鋒健、才思敏捷,文學造詣很深。唐垂拱四年(688年),張說參加武則天親自在洛陽城南門主持的萬人科舉考試,應詔對策為天下第一,授太子校書,安排到鳳閣(中書省)當專門為皇帝撰擬詔令的鳳閣舍人。張說年輕時堪稱一路順風,但入仕后仕途卻相當坎坷。
遭女皇男寵陷害 “坐忤旨配流欽州”
天授元年(690年),已執掌唐朝朝政多年的武則天罷黜唐睿宗,當上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女皇有一些喜愛的男寵,因了這些男寵,武周時代許多故事才發生,本文主人公張說才有了貶謫欽州的經歷。
萬歲通天二年(697年),在女兒太平公主引薦下,“年二十余,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詞”的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先后覲見武則天。年逾古稀的武則天見后“甚悅”,對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倍加寵愛。武則天晚年“居長生院,宰相不得見者累日,惟張易之、張昌宗侍側”,“政事多委易之兄弟”。
得武則天如此寵愛,二張兄弟專權跋扈,朝廷百官無不懼之。宰相魏元忠賦性坦直,曾諫止女皇親近小人。于是,二張于長安三年(703年)制造了著名的“魏元忠案”,污蔑宰相魏元忠和司禮丞高戩謀反。案情由武則天在殿上親自審問。張說被張氏兄弟威逼利誘傳上殿當證人。張說是個有氣節的人。《舊唐書•張說傳》載:“(張)說至御前,揚言元忠實不反,此易之誣構耳。”他不但沒作偽證,反而揭露張易之逼他誣陷魏元忠的真相。由于沒有“謀反”的真憑實據,二張沒敢殺魏元忠,將之貶為高要尉,將高戩貶謫嶺南。張說卻因此大大觸怒了張氏兄弟及武則天,被“坐忤旨配流欽州,在嶺外歲余”。
二兄弟齊貶領表 難友魂斷天涯
張說謫居欽州,雖僅為一無職無權之流人,但其人品、人格及學識對當地社會人文產生的影響也有跡可循,當地方志中早有錄載。他固有的政治地位和才能、文化素養和道德品質也對當地吏治的改善、經濟的發展、社會風俗的變化帶來了隱性的促進作用。同時由于為了生存張說不得不靠自己的雙手去勞作,也在客觀上對地方開發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對傳播中原文化,促進欽州文化事業發展起了很好作用。
張說生活余暇喜與好友相聚宴飲、小酌,時逢佳節則寫詩助興,而四季流轉,陰陽慘舒的變化,也無不觸動詩人心弦,故聞雷聽雨有詩,見花開葉落有感,入海登山,誦經念佛,體悟大道……詩歌題材豐富多樣。由于遭到貶謫、流放,他的情感世界更加的敏感、豐富,發諸吟詠,著為篇章,造就了唐代難得的優秀貶流文學作品。
長安三年(703年),張說被從長安押送到廣州,由廣州沿西江而上,經端州(今肇慶)、梧州、藤縣、北流而抵達欽州。到欽州時正值歲暮,張說作《欽州守歲》詩一首,詩云:“故歲今宵盡,新年明旦來。愁心隨斗柄,東北望春回。”(《全唐詩:卷89_16》)詩人貶謫的愁苦無處發泄,全心仰望天上北斗,盼望時來運轉,今年冬天與斗柄一樣轉向南方,春天將重返北方,返回朝廷。
在欽州,張說留下的詩作約有十余首。初到時,萬里押送的使者要回京交差了,張說作《嶺南送使》詩送別:“秋雁逢春返,流人何日歸。將余去國淚,灑子入鄉衣。饑狖啼相聚,愁猿喘更飛。南中不可問,書此示京畿。”(《全唐詩:卷87_47》)
《嶺南送使二首》:“獄中生白發,嶺外罷紅顏。古來相送處,凡得幾人還。萬里投荒裔,來時不見親。一朝成白首,看取報家人。”(《全唐詩:卷89_23》)感慨自己蒙冤入獄,流放南荒,愁絲萬縷,紅顏盡褪,表現出他對未來命運的迷惘心情。整首詩在平靜中流露悲憤,沒有低聲下氣、委曲求情,顯示了他為人剛正的性格。那時,欽州一帶被稱為“蠻荒之地”、“瘴癘之鄉”,被流放到這里的人很多。張說有許多詩句描寫了他們這些“天涯淪落人”的生活情景。如:“燕人同竄越,萬里自相哀”(《石門別楊六欽望》);“愁多時舉酒,勞罷或長歌”(《端州別高六戩》)等。
早在唐代,端州便是西江一帶的交通要道。據載,唐代的貶謫文人,均是先到端州驛站,后分赴各地。張說與時為司禮丞的高戩同貶嶺表,他在端州驛站寫下著名的《端州別高六戩》與《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端州別高六戩》:“異壤同羈竄,途中喜共過。愁多時舉酒,勞罷或長歌。南海風潮壯,西江瘴癘多。于焉復分手,此別傷如何!”(《全唐詩:卷87_43》)張說與高戩同朝為官,亦正是因為高戩被誣而直言才觸怒權貴以忤旨罪名配流欽州的。高戩雖得張說證明確系冤枉,但仍然逃脫不了貶謫的命運,被貶為端州長吏。故兩人共患難,同命運,感情深厚。在嶺南時張說一共為高戩寫過三首詩。此詩寫二人貶謫路上相逢,尚得飲酒、長歌,互相慰藉。現在又要分手,連這一點機會也沒有了,哀傷之甚,無可比擬。
張說到欽州后,還曾作一首《南中贈高六戩》寄給高戩,詩云:“北極辭明代,南溟宅放臣。丹誠由義盡,白發帶愁新。鳥墜炎洲氣,花飛洛水春。平生歌舞席,誰憶不歸人。”(《全唐詩:卷87_53》)可見其交情之深厚。
神龍元年(705年)張說被赦歸,回京路過端州時,與他同時被貶的高戩卻與世長辭了。傷感之余,他寫下了《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舊館分江口,凄然望落暉。相逢傳旅食,臨別換征農。昔記山川是,今傷人代非。往來皆此路,生死不同歸。”(《全唐詩:卷87_67》)昔日驛館依舊坐落在分流的江浦水口旁,江水分流,就像與高戩的分別。看著落日余暉,好友已經不在世,心中無限感傷,當年此地相逢,共享旅途食物,臨別還互換征衣,記憶中的山川依舊,但人事已全非,分別不過三年,就陰陽永隔。詩情凄惻,情傷氣慘,字字從心坎里流出,讀后使人喟然淚下。
貶謫對士人來說絕對是一場政治悲劇。貶謫詩是古代文人被貶后所寫的表達自己思想感情的詩。張說的流貶詩,真摯地表現出其真實情緒與感受:既有愁苦憂悶,又有慷慨激憤,還有調整適應之后的振作與瀟散自適,總的創作心態超越了傳統屈原式的憂愁、思鄉與怨憤,成為張說作品中成就及影響最大的一部分。作為唐前、中期貶謫詩人的代表,張說的貶謫心態與其后元和詩人有著一脈相通的承傳。早在上世紀40年代,聞一多就認為,張說的《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五律一首“整篇勻稱,無句可摘,才是盛唐新調”,“張說的詩能高于這一派的小家詩人,這是重要的原因”。
唐玄宗譽之“當朝師表,一代詞宗”
神龍元年(705年)正月,張柬之發動兵變,誅殺二張,擁立中宗復位,光復了李唐王朝。張說的命運也有了轉折,被召為兵部員外郎,累遷兵部侍郎,轉工部侍郎。從此,張說成了中宗、睿宗、玄宗三朝的元老重臣,前后三次為相,封燕國公。張說在政治、軍事諸方面,都對李唐王朝的鞏固和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盛唐時期,燕國公張說與許國公蘇頲的散文并稱“燕、許大手筆”。張說的詩作也有較高水平,故唐玄宗譽之為“道合忠孝,文成典禮,當朝師表,一代詞宗”。
張說對初、盛唐詩歌轉型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他對盛唐詩歌的審美標準作出了前瞻性指導,以其充實的詩歌創作成果豐富了初唐詩歌實踐,加之他“喜延納后進”,識拔文士,張九齡、賀知章、王翰等許多著名文士均常游其門下。他實際上已經成為盛唐前期文學界的領袖人物,開創了開元時期的文治盛業,并推動了盛唐詩歌興盛局面的形成。張說事實上成為盛唐文學的開路人。
開元十八年(730年),張說患病,唐玄宗每天都遣中使前去看望,并御筆寫藥方賜予。張說不久病逝,享年64歲,贈太師,謚號“文貞”。唐玄宗曾親自為張說撰寫神道碑文。
張說有文集30卷。明人輯為《張燕公集》25卷。【原標題:張說:曾流謫欽州的一代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