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咸歸殷,百姓以寧。”這個歷史上唯一的“以臣放君”的故事,在《孟子》、《左傳》等書中的記載與此基本相同,可見在古代流傳很廣。孟子是“天下為公”,是“大仁”、“大義”,伊尹因此成為后世儒家推崇的人物,被尊稱為“元圣”。
在伊尹的努力下,商代前期國家機器、政治制度臻于完善,社會也比較穩定,經濟、文化都有很大發展。而標志這一文明的是甲骨文字的成熟和青銅冶煉技術的進步。
伊尹死于第五位商王沃丁時,沃丁以天子禮葬之。在商代,伊尹受到諸王隆重的祭祀,殷墟甲骨文中就有祭祀伊尹的卜辭,可見他的地位之高。
恢宏斑斕的青銅文化
河南各地的博物館,幾乎都展示有青銅器。面對青銅器,我常常感覺到一種震撼:碩大的形體,顯示了青銅文化的恢宏;銅綠斑駁的外表,昭示著青銅文化歷史的久遠。
商代青銅器的應用幾乎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近一個世紀來,各地出土的商代青銅器不斷增多,精美絕倫的銅工藝品、種類繁多的銅日用品、逐漸成為禮器祀具的青銅彝器、抽象變形令人眼花繚亂的銅器紋飾、龐大建筑群的銅構件和銅飾物、金聲玉振的音樂演奏及持干戈而舞的銅像,都顯示出那個時代文明的燦爛輝煌。
商的統治范圍比夏王朝更大,文明程度更高。商代前期,疆域不斷擴展,影響范圍達到長江流域。經過商代中期的長期混亂,盤庚遷殷以后,商王朝再度“中興”,隨后又有“武丁盛世”。武丁即位以后,兢兢業業、勵精圖治,大力選拔人才,任用傅說、甘盤、祖已等賢能志士。他四處征伐,對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國進行征討,甲骨文顯示,這些戰爭的規模不小,往往動用數千兵力,最大的一次發兵一萬三千人。在這些征戰中,商王朝征服了周圍的各方國,大大地擴充了商朝的疆域和人口,這個時期,中國青銅時代進入繁榮時期。青銅器生產數量大增,還出現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聯這樣的重器。
商王朝的疆域劃分為王畿和四土。王畿是商王直接管轄的地區,甲骨文稱為中商、大邑商或天邑商(后來稱中國、中土、天朝,大概是從此而來)。四土,即商朝的諸侯,是商人向四方移民和擴張的區域。四土以外是多方(眾多的古國),是眾多古部落分布的地區。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四處征戰,商王朝的疆域不斷擴展,中原青銅文化也同時向四周傳播擴散。眾多的古國逐漸匯聚成一體化的國家系統,華夏民族逐漸形成。
各地出土的色彩斑斕的青銅器,生動地勾勒了商王朝的疆域,也展示了商文化在神州大地上的傳播和擴展。
商代早期(即二里崗時期)的青銅器,以鄭州出土量最豐富。從1955年后,鄭州市白家莊、銘功路、東里路、北二七路、人民公園、南關熊耳河、二里崗等地的商代墓葬和窖藏坑內出土了數百件青銅器;商代晚期的青銅器,以安陽出土量最豐富。有人統計,上個世紀河南出土青銅禮器1000多件,戈、斧、錛等兵器、工具和用器數量更多。
山東泰山以西、陜西西安以東、河北南部、山西南部、湖北北部,這些地域是商王朝的王畿,出土的商代青銅器,與河南的同類器形制相同;而四川、湖南、內蒙、甘肅、江西等地出土的商代青銅器雖有不同程度的地方特色,但也都有明顯的“中原風格”,這些地域是商的“四土”或“多方”,明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響。
銅是人類最早使用的金屬之一,青銅的發現和使用,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標志之一。由于青銅工具遠比石器銳利,并可以制作不同用途的工具和農具,因此它的出現有力推動了社會生產的發展。在青銅時代,擁有眾多人口的都邑出現了,巨大的宮殿建造起來,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和安陽殷墟幾個都邑遺址面積都很大,均在上百萬平方米以上,有的甚至在三四百萬平方米以上。考古學家已在這幾個遺址中發現了大型宮殿基址、墓葬及作坊等重要的遺存,如二里頭遺址中部發現的一號宮殿,面積達一萬平方米。在偃師和鄭州發現了規模很大的城垣。安陽殷墟還發現了規模宏大的王陵區祭祀場。據估計,當時殷墟人口在10萬以上,而商朝勢力所達的地域,人口達到600萬以上。燦爛的青銅時代,把中國古文明帶上一個新的高度,為周乃至秦漢的輝煌奠定了基礎。
林密水豐的商代中原
數千年過去了,伊尹所處時代的人們所愛所恨所思所想,早已隨風而逝。他們的生活圖景,到如今我們也難以描繪,即使想象,也不一定能符合那個時代的真實場景。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在他們上演愛恨情仇的中原,與今天中原的自然環境迥然不同,那時的中原,森林草原密布,河流湖澤眾多,優越的自然環境,孕育了燦爛的華夏古文明。
“逐鹿中原”是我們今天常用的成語。所謂“逐鹿中原”,最初的含義是中原森林湖沼多,野獸成群,是個逐鹿打獵的好地方。后來這個成語與“問鼎中原”一樣,成了爭奪天下的委婉表達,聽起來氣魄很大,也顯示了在古人眼中,早期文明發源地——中原那無與倫比的重要性。
夏商兩代的都城多次遷移,但基本上是在中原一帶。大禹最初的都城在陽城(登封境內),后來遷到陽翟(今禹縣),而偃師二里頭遺址一般認為是夏代最后幾個王(包括夏桀)的都城。
滅夏之前,商湯的城邑在亳(今商丘一帶),滅夏后,為了加強對夏人中心區域的統治,商湯遷都西亳(今偃師商城遺址),商代中前期遷都于鄭州商城,后經多次遷移,定都于今安陽殷墟。夏商兩代的政治中心多次遷移,為何總不離中原?分析個中原因,除了文明傳承的因素外,也與當時中原自然條件優越,適合生存,適合農牧業發展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根據考古發現和全球氣候變化,學術界認為,公元前2000年,全球氣候較暖,在國外通常成為“氣候最適宜時期”,夏商兩代基本上處于這一時期。當時,中原地區雨量充沛,氣候溫暖,屬于亞熱帶氣候范圍,與今天長江流域差不多。
據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陳建魁介紹,當時的中原大地地勢平曠,河流湖泊眾多,今天的大小河流,只是古時河流留存下來的一小部分,而且水量比古時已經大減。那時的中原不但河流多,湖沼也多,有學者根據古籍,統計出先秦時河南的湖沼不少于24個,如鄭州附近有莆田澤,開封東南有逢澤,商丘東北有蒙澤等。到西漢時,今天內黃縣的黃澤還有方圓數十里大小。
那個時期,中原地區森林密布,喬木、灌木樹種分布廣泛,種類多,有松、櫟、樺椿、核桃、柳等,這已經得到了考古學家的證明。在甲骨文里,也可以看出造字的人不是生活在我們今天的環境中,他們的四周布滿了原始森林。朝和暮也就是日出和日落,生活在平原的人看到的不是太陽落山、落海的景象,而是太陽從林中升起,又在林中落下,所以“朝”、“暮”兩個字,在甲骨文中從草或從木。“朝”的形狀是太陽從草木中出來、月亮在草木中落下;而&l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