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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晁錯不斷推進他的削藩的措施,使天下諸侯無不嘩然,吳國第一個忍不住公開謀反,晁錯的激進恰恰成為謀反的借口,吳王劉濞打著討伐奸臣“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的旗號,征發國內所有男丁,聯盟趙楚,向京城進軍。當初晁爸爸見兒子更該法令,得罪諸侯,特地來京城質問他:“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上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為也?”晁錯不以父親的話為然,大義凜然地回答老爸七個字:“為國家穩固而已。”他完全沒有考慮過自己將來的下場,而覺得一切理所當然,絕望的晁爸爸只能感嘆:“劉氏安而晁氏危,吾去公歸矣!”然后服毒自盡,沒想到十天之后,七國就謀反了。
國家出現大危機,總得找個負責人來處理,如果此人解決不當,就必定成為千夫所指,淪為替罪羔羊,那么七國這次謀反,對抗朝廷,孰勝孰敗都注定了有一批人要犧牲祭旗,而另一批人將從而顯赫。晁錯此時,正想除去他的眼中釘袁盎。兩人素來就不友好,晁錯在場,袁盎就會回避;袁盎在場的地方,晁錯就會回避,兩個人還沒試過“同堂語”。晁錯厭惡袁盎并不僅僅是出于一己私念,因為袁盎經常收受吳王財物,在皇上面前隱瞞吳王密謀造反一事,歌頌太平。本來晁錯當上了御史大夫時,就有心要除掉袁盎,他“使吏按盎受吳王財物,抵罪”,本來有機會殺了干凈,卻偏偏“詔赦以為庶人”,因為袁盎好歹也是二朝老臣,也曾與皇帝討論國家大事。可此時袁盎留下了小命卻成為晁錯的后患。我們不能不說袁盎這人命大,其實除了晁錯想整他不死,后來梁考王也使人暗殺袁盎也未遂,反而事情敗露,梁考王差點以謀反之名被誅。袁盎此人趨炎附勢,見利忘義,從文帝登基元年就開始在皇上面前搬弄是非,將小問題擴大化。背地里向皇上說絳候周勃的壞話,說他有“驕主色”使“臣主失禮”,使文帝對周勃起了戒心。后來周勃也擔心自己位極人臣物極必反,于是請歸相印,回到自己封國中,可還是夙夜害怕自己被誅殺,凡聽見京官來到都嚇得要披上盔甲才敢和人家見面,人家見周勃連平日里都穿盔甲持兵器,以為他正密謀造反,于是報告皇帝,文帝早對周勃起戒心,一聽他要謀反,立即下令捕捉周勃。幸好最后太后出面求情周勃才保住了性命。皇太后用第三者的角度則可以很客觀地分析事情真相,她覺得周勃當年誅諸呂之時還系著皇帝玉璽,統帥著軍隊,他那時候不謀反,怎么今日在封地那一個小縣城里反倒起謀反之心了呢?
如果說周勃為右丞相“驕主色”使“臣主失禮”,袁盎這種間離人臣者更該誅殺滅門。除了周勃之事,袁盎向皇帝推薦過一個叫張釋之的人,袁所薦之人也賢不到哪里去,竟然妒忌一位工作敬業的虎晉夫,在皇帝面前說他是口辯無實,其實他自己更能說會道,張釋之除了說一些禮不禮,法不法之類的雞毛蒜皮的事外,對社稷毫無貢獻。這種人袁盎會以張釋之為賢,可見袁盎其人。
吳楚造反之后,晁錯再次向丞、史告發:“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卻說:“事未發,治理有絕,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晁錯想想也是,一直猶豫不決,對待袁盎的問題上晁錯的態度遠沒有對待諸侯王那么堅決。而事情讓袁盎聽見,他十分懼怕,狗急跳墻,要見皇帝,然而他被貶為庶人不能直接面圣,剛與晁錯鬧不和的竇嬰于是幫他引見。袁盎到皇帝面前以替國家對付諸侯造反獻策為幌子,實際僅是針對晁錯。袁盎示意皇上,屏蔽左右,故意支開晁錯。晁錯不得已而離開,知道袁盎自己是沖自己而來,肯定兇多吉少,于是回避到東廂,心中怨恨不已。袁盎見四周無人,說:“今諸侯反叛,皆因賊臣擅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反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之國,復其故地,則兵可血刃而俱罷。”景帝聽后,默然良久,才說了一句話:“顧誠如何?吾不受一人以謝天下。”自從吳王聯合楚、趙公然叛亂,來勢洶洶,景帝在朝中聽到消息,思想上開始矛盾了,父親交給自己的天下很可能毀于一旦,到底晁錯的“削藩”是對還是錯呢?景帝心里沒底,也許袁盎說的有道理,于是決定向諸侯王妥協,接受袁盎的意見,擢升袁盎為太常。袁盎奸計得逞,咸魚翻生。十幾天后,晁錯被滿門誅殺,事先晁錯自己毫不知情,還在辦公室處理政務,忽然被人拖出東門斬首,工作服還穿在身上,死時五十四歲的晁錯也許還沒來得及回想自己跟隨景帝那么多年,看著他從太子登上皇位,自己忠心輔佐,而景帝卻因為小人的一句話而改變先前的立場,將自己殺害。晁錯之死正好印證一句古話“當斷不斷,反遭其亂”孔子五十六歲當上了魯國的司寇七天之后,就把大夫少正卯以為亂政之名誅殺了,蘇東坡也說:“使便遲疑兩三日,已為少正卯圖矣。”可謂一真見血指出官場中當機立斷的重要性。
事后鄧公上書言軍事,指出諸侯王造反的實際目的,說景帝不應該錯斬晁錯,這樣做的后果會“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景帝聽了喟然長嘆,說:“公言善,吾亦恨之!”可惜人既已誅,無回頭之路。決策如此鹵莽,可見這位新皇帝的確缺乏管理國家的經驗。然而誤斬晁錯,對于景帝來說是一次教訓,對于國家卻是一種損失。
到了武帝朝,大臣們多為晁錯平反,并且紛紛繼承晁錯生前的政治主張,“務摧抑諸侯王”,不斷上奏,揭露諸侯王的過錯。其實諸侯造反失敗,已經元氣大傷,況且到了武帝朝,中央政府的統治更為鞏固,那些于天下一隅的諸侯王很難再與中央抗衡,此時朝中大臣再無得罪諸侯引起諸侯公憤的憂慮,當然可以跑到皇帝面前暢所欲言,以搏皇上看重。而景帝朝的時候,又有幾個人能像晁錯一樣能直言天下利弊呢?后來武帝采用主父偃的建議實行“推恩令”,開國以來威脅漢政府的諸侯割據問題才得到根本解決。
司馬遷認為:“晁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而有些人卻覺得晁錯的削藩措施過于激進草率,如同自桶馬蜂,惹禍上身。仿佛如果賈誼能延長十幾年壽命用他的主張就能妥善解決中央與諸侯的對抗關系。
諸侯王掌握著封國的賦稅,任免官吏,鑄造錢幣等政治、經濟大權,從高祖到景帝朝,諸王早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勢,他們即使無謀反之意,也完全有與朝廷分庭抗禮之力。即使在景帝時實行“推恩令”,也會招致諸侯王的不滿,誰不知道這是要分割我的封地與權力。如果中央沒有壓倒性的政治實力和向心力,政令是很難推行開來的,所以削藩非用暴力不可,留著這些毒瘡,即使不發作,對國家的統一,政權的穩定,賦稅收入等等也都是巨大的威脅。
等到平定了吳楚七國之亂,劉啟收歸諸侯王的行政權,并由中央任免王國官吏,到了武帝才能有效地實行“推恩令”和“附益之法”,進一步更徹底地削弱諸侯勢力。哪個王國還有能力敢說“我反對!”如果不是晁錯的激進主張,就決沒有后來的“推恩令”。
晁錯雖然在處理國家大事上十分出色,卻在官場上盡惹是非,這才是他“為國遠慮,禍反近身”的根本原因,所謂“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晁錯可以看得很遠,而絆倒自己的卻是腳下的小石子。 所以上文將袁盎這種人拿出來詳細介紹,不僅是他用奸計陷害晁錯使國家損失人才,而且他本人恰恰與晁錯形成鮮明的對比。晁錯善于治理天下,而袁盎善于權術。《淮南子》說:“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以任以大功。”有大略而不捷巧,說的正是晁錯;有小智力而無大功,說的恰如袁盎。不過在真正的官場中,晁錯這種人再怎么有能力,照樣很容易成為官場人際交際的祭品,他得罪的人太多了,申屠嘉、竇嬰、袁盎、還有各路諸侯。最后一旦皇帝不站在晁錯身邊,他便轉瞬間成為刀下冤魂,自古忠臣難做,在政治權利斗爭,那些王公大臣,今日可能還受寵于上,扼權申令,可能明日就成階下之囚。【原標題:漫談晁錯“削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