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軸”銅礦區，此區銅礦分布廣，規模大，礦床類型有多種。云南東川銅礦屬于層狀型銅礦，通常稱為“東川式”，它是和海相沉積有關的銅礦床。書中記載湯丹銅礦是明代設廠的老礦，以乾隆時開采最盛。湯丹銅礦床的特點是：礦體呈扁豆體狀，大的長達4000米。最厚處達450米；小的長數十米，厚約數米。湯丹礦區內圍巖普遍破碎，整個扁豆體全部礦化，大礦體最大厚度超過百米，這就是倪慎樞、吳大雅所說的“堂礦”或“塘礦”。礦石構造以網狀細脈為主，并有塊狀斑銅礦(即紫金錫箔)出現。
　　
    東川銅礦的礦石成分以輝銅礦(綠錫錫)、斑銅礦(紫金錫錫)和黃銅礦(鍮石、黃金箔)為主。因黃鐵礦含量少，一般不容易產生強烈的氧化作用。加上圍巖是碳酸鹽巖石，氯化后的硫酸銅溶液易與碳酸鹽作用產生孔雀石(綠礦)及藍銅礦(曾青)，這是對次生富集作用不利的因素。盡管如此，東川銅礦通過漫長的地質時期，還是形成了深度很大而富集程度較差的次生硫化帶。湯丹銅礦由于構造條件極有利于氧化作用，加上圍巖破碎程度劇烈的特點。因此，形成了深達600米的氧化帶。銅礦床中氧化富集帶或次生硫化富集帶中的礦石品位很高。具有重要的工業價值。如東川銅礦中的氧化帶和次生硫化富集帶的富集程度雖不高，但有的深達數百米，古代大量開采墨綠(孔雀石等)和錫錫(次生輝銅礦和次生斑同礦等)等兩種高品位礦石，就分別產生于氧化帶和次生硫化富集帶中，這就是“東川式”銅礦在中國礦業開發史上曾經極盛一時的主要原因。
　　
    《滇南礦廠圖略》中有關于云南銅礦石的記載，如說最好的礦石叫做“自來銅”，成分十溜(含銅量100%)的天然金屬銅。其次是有待煎煉的礦砂，最上品是滇人稱為“徹礦”即是“凈礦”，又叫“火藥酥”。顏色深黑，組織松脆，成分可達九溜以上(含銅量90%以上)，它是名貴不易多得的礦石。屬于“錫镴”類的礦石種類很多，其中的“白銀镴”、“紫錫镴”等含銅量都很高。書中還記載有“油錫镴”、“綠錫镴”、“爛頭錫镴”等等含銅量較低的礦石。屬于“綠礦”的礦石有“墨綠”、“黃胖綠”、“豆青綠”等各種名稱，含銅量也較高。基本上反映了云南某些大銅礦的礦石分類和產狀的實際情況。
　　
    關于清代云南銅礦的采礦技術，在《滇南礦廠圖略》中有較詳細的記載。在地殼淺部的礦石，可以露天采掘；深部礦石，必須開鑿窿道，進行系統的山地工程。吳其濬引倪慎樞《采銅煉銅記》說，鏟草掘地深數尺，便獲得礦砂一片的叫“草皮礦”(又叫雞爪礦)。另一種易采如草皮而礦砂成窠，每穴不過數升數合的稱“雞窩礦”。“草皮礦”和“雞窩礦”都是些風化殘留礦石，只需露天采掘，就可全部采出。書中又說：凡臨江外行的叫“奔江礦”，內行人出的叫“進山礦”。凡盤旋曲沂，其勢趨下的叫“磨盤礦”，其礦可采，但數年之后必有水患。上面說的奔江礦、進山礦、磨盤礦等都是埋藏較深的銅礦體，只是根據它們賦成形態和空間位置有所不同，從而給予不同的名稱。都必須經過開鑿窿道，才能采出礦石。開鑿窿道和洗選所用的工具有篷、座、風箱、風柜、擺夷樓梯、銀爐罩子、扯風爐、斧、藤柄、鑿子、木糙、木柄、鐵糙、燈、竹龍、小風箱、門檻、簸箕、箝子、木拔條、鐵拔條、鐵撞等，均附有圖。礦并中的主要設備、照明、通風、排水餃前代無顯著進步。
　　
    3．吳其濬的科學思想及研究方法
　　
    吳其濬的科學思想，主要表現在他的科學研究方法中，如果對他讀書、作學問的思想方法進行一些分析，不難看出吳其濬所以取得偉大成就決不是偶然的。
　　
    吳其濬十分重視實踐，如他在編著《植物名實圖考》的過程中，充分利用去各地巡視的條件，深入實地觀察各種植物，采集標本，并繪出圖譜，描述其形態和生長情況。有時因季節關系，某種標本末能來到，多年以后，他還耿耿于懷。例如卷六油頭菜條下，他說：“余屢至，皆以深冬，山燒田菜，搜采少所得，至今耿耿。”卷二十二地不容條記載吳其濬在湘中沒來到它，后來到云南地區才找到。吳其濬還將一些野生草本植物移栽盆中，觀察其形態和生活習性等。他這種從實際出發的認真態度，在當時的學者中是難得的。吳其濬通過實踐充分認識到科學知識的來源，也認識到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如“牧豎”、“老圃”、“老農”、“與臺”(差役)等在科學實踐中的作用。他的代表著述《植物名實圖考》中記錄了不少勞動人民的經驗和豐富的植物知識。例如，他從“牧豎”那里了解到“蔽”有結實和不結實兩種。結實的豆可食，不結實的莖葉可食；同屬十字花科的蕪菁、蘿卜在《名醫別錄》為一類，以后有人以根葉強別。吳其濬說，《兼明書》不知其錯誤，為何不請教“老圃”?
　　
    吳其濬也很重視前人經驗，善于向書本學習。從1817年考取進士之后，憑借他曾擔任各種官職的關系而閱讀了大量藏書。在《植物名實圖考》中，就引用了從古代到當時人的書中有關植物的文獻800多種。另一方面，他在吸取前人知識時，態度又是審慎的。一是體現在注意對文獻的考訂、辨偽，不輕信盲從；二是不局限于文獻記載，而重視實地調查的研究方法，他通過自己調查研究，對古書中不足之處，都給予糾正和補充，使書本知識與實際聯系起來，如在甘草條中，指出郭景純在注《爾雅》中所記甘草蔓生，葉似荷，似地黃的錯誤。并說其草不蔓生，不似荷，也與地黃不同類，有關錯誤都是傳聞，或傳寫的訛誤。
　　
    對于經過實地觀察、訪問，根據文獻記載加以研究，仍然不清楚的問題，決不主觀推測妄下結論。所以《植物名實圖考》中出現了有圖無文或無名，或只有圖既無名又無文。或一物數圖未加訂注釋的情況。這也是他“存信存疑”不逞臆見的思想反映。另外作者在轉引文獻時，不割裂原書文義，忠實于古文獻原文。全部照錄，注明出處。這些都反映了吳其濬治學方法的嚴謹。總之，吳其濬在植物學、采礦學方面取得了較大成就，是與他的科學態度分不開的。吳其濬作為19世紀的著名科學家是當之無愧的。【原標題：植物學家吳其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