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洛陽牡丹初植于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北宋。至于明清時期的洛陽牡丹，人們大多語焉不詳。由于明代后期，亳州等地開始種植牡丹，又有花譜問世，人們往往認為，亳州等地的牡丹在明朝時一定盛于洛陽。實際上，明朝時期，洛陽仍是全國的牡丹栽培中心，正如《大明一統(tǒng)志》所言的“牡丹，出洛陽者為天下第一”。
    
    1 洛陽牡丹甲天下
    
    《大明一統(tǒng)志》是明代官修地理總志，于明英宗天順五年（公元1461年）刊行。該書卷二十九載：“牡丹，出洛陽者為天下第一，有姚黃、魏紫，名園二十四，花品特著者二十五種。”它記載了明代中期洛陽牡丹的種植情況。當時，洛陽牡丹名園有24個，特別著名的品種有25個，如姚黃、魏紫等。
   
     明朝洛陽牡丹的興盛，一方面源于元朝中期以后牡丹的發(fā)展，另一方面還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豫西山區(qū)野生牡丹資源豐富，為栽培提供大量種源；二是明代洛陽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成為河南省采煤、礦冶、棉紡、瓷器業(yè)的中心，如明代紅洞溝銀礦遺址，規(guī)模甚大。
    
    經(jīng)濟的發(fā)展，促進了園林的發(fā)展和牡丹的種植。明朝詠吟洛陽牡丹的詩文不亞于唐宋時期。在《明史》《明史紀事本末》這兩本書中，牡丹一詞出現(xiàn)了18處——4處講的是抗倭戰(zhàn)爭中的朝鮮牡丹峰之戰(zhàn)，8處講的是有關牡丹的衣服，1處講的是關于紫牡丹的詩，4處講的是明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春二月下詔取洛陽牡丹三十本，還有1處講的是洛陽龍門鎮(zhèn)有個叫“司牡丹”的女子死而復生。
    
    這說明洛陽牡丹名滿天下，皇帝要下詔取之。而在洛陽，以“牡丹”為名的女子很普遍，這反映了牡丹在民間的重大影響。
    
    2 天下名園重洛陽
    
    明朝時期，洛陽名園很多。除元代名園的傳承外，還有兩種——重建的北宋名園和新建的園林。在重建的園林中，最著名的是苗帥園和獨樂園；在新建的園林中，最著名的是12個王府園林。
    
    苗帥園曾是北宋洛陽私家園林，毀于戰(zhàn)亂，明初有人在此重建苗帥園。謝肇淛（zhè）《五雜俎》卷三載：“洛陽名園，以苗帥者為第一。據(jù)稱，大樹百尺對峙，望之如山，竹萬余竿。有水東來，可浮十石舟。有大松木，水環(huán)繞之。”
    
    獨樂園是由司馬光命名的園林，也毀于戰(zhàn)亂。明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洛陽人畢享中進士，官至右都副御使，開始重建此園。對于此園的景致，黃佐在《泰泉集》卷九中這樣表述：“獨樂名園樂水濱，種葵長得殿余春。”畫家仇英曾來到洛陽，繪制了《獨樂園圖》，畫中可以看到花農(nóng)擔水澆牡丹的場面。
   
     明代徐渭的《牡丹賦》載：“何名花之盛美，稱洛陽為無雙……爾其月陂堤上，長壽街東，張家園里，汾陽宅中，當春光之既和，藹亭榭之載營。天宇曠霽兮絲遊，景物招人而事起。”月陂堤等是唐宋的洛陽名園，明代對其進行修復，再現(xiàn)“百蕊千芽，照耀朱霞”的牡丹奇觀。
   
     洛陽最壯麗的園林是明朝前期的伊王府和后期的福王府（位于今老城區(qū)）。除此之外，洛陽及周邊還有10個郡王府：洛陽郡王府、萬安郡王府、安樂郡王府、孟津郡王府、陽城郡王府、新安郡王府、永寧郡王府、宜陽郡王府、河清郡王府、河陽郡王府。這些王府廣設園囿，芳草芊芊、國色吐芳。
    
    關于洛陽的名園，明朝王立道的《具茨集·詩集》卷四載：“洛陽自古多名園，仙履同臨九日尊……點綴春光應不惜，一花乞于一詩來。”胡奎的《斗南老人集》卷三載：“洛陽牡丹公式玉盤，宮城落絮春漫漫。千輪萬轂畫馳道，一日看花心未了。”詩中描寫的就是明朝初期伊王府的牡丹之盛。
    
    3 中原遍開洛陽花
   
     明朝中原各地，除洛陽外，開封的牡丹也很繁盛。開封是朱元璋第五子周王的封地，周王府就是原來北宋的宮城。朱安侃的《叢桂莊牡丹譜序》載，周王府是從第二代周王朱有燉開始種植牡丹的，牡丹園名“天香圃”，其中有牡丹二十余品，“汴之城中，土鹵而水咸，百卉不宜，士庶之家罕有焉”。
    
    嘉靖后，周王府開始在郊外建牡丹圃，貴族們爭相種植牡丹。朱有燉的庶孫朱安侃說：“一園所植者數(shù)萬本，其品多至五十余品，自古未有如此之盛！”朱安侃的牡丹園名為“叢桂莊”，“植牡丹數(shù)百本，作牡丹譜六十二品”，但該譜已佚，僅有這篇序言載入《明文海》而傳世。
    
    河南省其他城市如汝州、裕州（今方城）、汝寧（今汝南）也植有牡丹，但以許州（今許昌）為勝。
    
    緊鄰今河南省的亳州，牡丹種植是從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開始的，薛蕙將牡丹從洛陽、許州引種至亳州。明萬歷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薛蕙之孫薛鳳翔的《亳州牡丹史》載，亳州有15個牡丹園，“今亳州牡丹更甲洛陽，其他不足言也。”實際上，薛鳳翔的話不足信矣！因為他未到過洛陽、開封、鄢陵。他所記載的15個牡丹園，只有兩個數(shù)十畝，其余都是數(shù)畝。與開封“一園所植者數(shù)萬本”根本無法相比，因為當時開封僅王府園林就有35個。與“名園二十四”、一般園林數(shù)百的洛陽更不能相提并論。
    
    中原牡丹在明末遭到毀滅性打擊。鄭廉的《豫變紀略》載：“李自成破洛陽，殺庶民數(shù)十萬；水淹開封，百萬民眾死的剩兩萬；亳州被李自成破兩次、被張獻忠破一次。戰(zhàn)亂過后，開封、亳州牡丹滅絕。”

    明末清初的孟津人王鑨（lóng）在《哀洛陽故宮》表述了戰(zhàn)亂后洛陽之慘狀：“洛陽三月春不新，惱殺洛陽看花人。舊時池館今不識，暮鴉啼破楊柳春。”他的《洛陽聞子規(guī)》載：“洛陽三月啼子規(guī)，子規(guī)嗷嗷聲何悲……春來啼處花成血，血積花飛紅雨傾。”（原標題：明朝洛陽牡丹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