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開始，刺繡以平繡為主，采用多種針法與色線。唐宋時期，刺繡參與人員擴大，產生了畫師供稿、藝人繡制、畫繡結合的繡畫。從唐宋到明清，文人畫師的加入推進了刺繡針法的發展與創新。

    明清時期，刺繡技術和生產空前繁榮，進入巔峰，出現“蘇繡、湘繡、粵繡、蜀繡”四大名繡。其他還有汴繡、京繡、甌繡、顧繡、苗繡、漢繡等，都自成一派，中國古老的刺繡業繁榮似錦。

    傳說在舊石器時代，伏羲氏就開始利用野蠶繭，浙江余姚河姆渡村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已發現了絲帶、絲線、絲絹殘片。聞名于世的“絲綢之路”是由蠶絲鋪就，絢麗的中國刺繡，更是蠶絲的杰作，它的發生發展，可以說是另一條“絲綢之路”，針和線共舞，連綴了五千年文明史。
 
    別樣風流尼姑“為他人作嫁衣裳”

    在當下，汴繡被當作地方土特產歸入“其他”類。但在北宋，它可是“國寶級”的玩意兒，原因無他，“在一個正確的時間，出生在一個正確的地方”。

    汴繡誕生在北宋時的東京——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據史學家估計，北宋東京大約有136萬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3.8萬人左右。它的商業發達到什么程度？孟憲明舉了個例子：當時甚至有專門哭喪的隊伍，專業哭喪人怕因哭成讖，每當有人圍觀，就會聲明一句“不關我事”，意思是“我這是在工作，可不是我們家人死了”。

    感謝張擇端給我們留下了一幅《清明上河圖》，它透露出史書不收的生活細節。在《清明上河圖》上，擁擠的人群中，兵士的影像不斷閃現。據記載，當時東京駐禁軍十萬余，再加上家眷，占了東京總戶籍的近一半。達官貴人也是東京的重要成員，他們城內外宅舍之多，《東京夢華錄》的作者孟元老“不欲遍記”。大量不事生產的消費人口的存在，使得城市充滿極強的消費能力，“410多行”生意，都好活了。

    唐代長安，居民所居的“坊”和商品交易的“市”嚴格分開，街區是封閉的，晚上早早閉鎖。而北宋東京，隨街設坊，面市建屋，細看《清明上河圖》，城內外店鋪林立，酒旗招展，商店都朝街巷敞開門戶。道路已打通，街區不封閉，四更天便有早市，通宵夜市燈光照天，市民可以像魚游春水一樣“快活”，逐“神怪”于露臺下，迎“社火”于街道上……“410多行”生意，都好做了。

    在商品經濟大發展的宋代，刺繡業是“410多行”中一個重要的行業。當時已出現了專業刺繡人員——“百姓繡戶”。尼姑成為刺繡重要力量，所謂“龍飛鳳亦舞，繡巷皆師姑”。當時的大相國寺是個巨大的商場，每月五次開放，萬姓交易，第二三門兩廊“皆諸寺師姑賣繡作、花朵、珠翠頭面、生色銷金花樣袱頭、帽子、特髻、冠子、絳線之類”。相國寺東門外有一繡巷，“皆師姑繡作居住”，是個專業刺繡區。

    為什么尼姑會成為繡女？遍訪開封當地人，沒有明確答案。遙想當年東京城，人們的商業意識都很強，寺院的行者、頭陀都成為取酬的“專業打更人”，尼姑敲木魚誦佛經之余，支個繡花繃，掙點碎銀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另外，當時東京城民間大量應用繡品，城內72家大酒樓和千家小酒店的招牌和幌子很多也是繡制的，市場需求巨大，商場就在大相國寺，如此優勢，尼姑們大可將這份事業做大做強。

   當時有名的女道士曹希蘊為東京乾明寺尼姑做詩，說她們：“睡起楊花滿繡床，為他人作嫁衣裳。因過竹院逢僧話，始覺空門氣味長。”詩中那份慵懶的閨閣閑情，是一張繡床幾縷絲線造就的。

    除了民間應用外，皇室和官僚以及軍隊也要消費大量刺繡，官辦的“刺繡大學”——文繡院應運而生，這是宋代刺繡史上的一個重要拐點。

    公元1104年，管絲織、刺繡的中少監張康白給朝廷匯報說，“今天朝廷用的所有繡品，是有規定范式的。政府沒有專門繡工，都把活兒委托給市井婦人和尼姑。現在官辦的有織錦院和針線院，沒有刺繡院，希望朝廷同意設置一所刺繡院，招300個繡工，到各地選擇名師，教導她們”。第二年，這所官辦的“刺繡大學”文繡院誕生了。

    各地名師云集授藝，無疑是宋代繡品——宋繡的一次全國性大交流。300名繡女十指翻動，千絲萬縷皆成趣，何等的五彩繽紛。此時，宋繡工藝達到鼎盛時期。

    宋徽宗時，又特設了繡畫專科。繡畫分類為山水、樓閣、人物、花鳥，名繡工輩出，由實用進而為藝術欣賞，將書畫帶入刺繡，形成對后世影響極大的“宋繡畫”。明代屠隆曾對“宋繡畫”有過精辟的描述：“山水人物，樓臺花鳥，針線細密，不露邊縫。其用絨一二絲，用針如發細者為之，故眉目畢具，絨彩奪目，而豐神宛然，設色開染，較畫更嘉。女紅之巧，十指春風，迥不可及。”【原標題：“開封市井風情畫”系列之“絲情畫意”屬汴繡（上）　東京城僧俗“我為繡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