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居瓷器王氏旅邸期間，王氏對王重陽不太禮貌。王重陽說：“吾后必宅是。”王氏認為這是發(fā)狂言，說氣話。王重陽仙逝若干年后，重陽觀果真在王宅原址建起。公元１２３３年，“全真七子”之一郝大通的徒弟棲云真人王志謹主持重陽觀。遵照丘處機的遺命，他率領徒弟大興土木，歷時３０年，建起了一座廣袤七里、氣壓諸方的壯麗殿宇。重陽觀，元朝時稱朝元宮，明朝改稱延慶觀，延續(xù)至今。

　　從王重陽到丘處機，再到王志謹?shù)热耍�一座氣勢恢弘的重陽觀終于拔地而起。這些先哲兼大宋的遺民們，想在大宋故都聚集的，絕不是什么磚頭瓦塊，而是一種文化、一種精神。就是這種文化和精神，只用了幾十年時間，就把曾經(jīng)不可一世的大元朝給吞沒了。

　　欲知中原文化和精神如何吞沒了大元朝，明日請看“延慶觀里說全真”系列之三——《全真教害死大元朝？》。

　“自有人類祖先亞當以來，迄于今日，世上從來未見如此廣有人民、土地、財貨的強大君主。”這是馬可·波羅的話，這“強大君主”說的是元世祖忽必烈。

　　如此強大的元朝，為什么僅僅統(tǒng)治全中國８９年后就轟然倒塌了呢？

　　其實，早在成吉思汗召見丘處機的時候，丘處機就送去了元朝難以消化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種子。

　　沒有文化根基的有元一代統(tǒng)治全中國后，在佛、道之間朝秦暮楚，把持不住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最終沒能逃脫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所吞噬的命運。

　　蒙古語對漢語的影響，可考者只有一個“歹”字，歹是不好的意思。這個“歹”字，是從蒙古語學來的。蒙古人極少與漢人通婚，所以也沒有被漢人同化。金庸認為，蒙古人統(tǒng)治全中國８９年，統(tǒng)治中國北部則超過１００年，但因其文化落后，對中國人的生活沒有留下重大影響。

　　沒有重大影響當然不等于沒有影響，比如保存到今天的延慶觀玉皇閣，其中就有蒙古文化的影子。

　　延慶觀繁塔文管所所長孫惠玲告訴記者，曾經(jīng)廣袤七里的延慶觀，只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玉皇閣。玉皇閣是典型的蒙漢文化相結合的建筑，蒙古包與閣樓渾然天成，這是它彌足珍貴的所在。延慶觀之所以被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就因為有這個玉皇閣。

　　玉皇閣建于元代，至今已經(jīng)歷了７００多年風霜雨雪。坐北朝南的玉皇閣通高１８．２５米，分上、中、下三層，用青磚一“砌”呵成，不施梁架，不設樓梯，其建筑風格可謂“特立獨行”。

　　玉皇閣第一層外部呈四方形，閣內(nèi)卻像個大蒙古包，一進閣，“天似穹隆，籠罩四野”的詩句立刻就會浮現(xiàn)在你的腦海；玉皇閣的第二層是個八楞形的實體，不是空的，它要隔開的是地與天；四面八方之上，自然是天庭——第三層，是個亭閣，里面住的是玉皇大帝。二、三層與一層之間，不設樓梯，象征玉皇大帝居于神秘的天庭之上，高不可攀。但在三層閣頂?shù)陌私菙�尖上，卻是蒙古武士——他騎著獅子，腳蹬筒靴，頭戴尖頂卷邊氈帽，穿著皮毛外衣。這蒙古武士好似天兵天將，不懼風雨、不知疲倦地守護著玉皇大帝，想來已經(jīng)７００多年了。

　　不懼風雨、不知疲倦的蒙古武士們心靈深處的玉皇大帝，其實不是玉皇閣里供奉的漢白玉神像，而是有血有肉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成就了一個空前的大帝國。據(jù)說如果一個人從帝國中心騎馬向外奔跑，不管是向東向西，還是向南向北，都要奔馳一年才能到達邊界。

　　蒙古鐵騎曾大破波德聯(lián)軍，直殺得藍色多瑙河變成了紅色多瑙河；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羅斯侯王對蒙古戰(zhàn)栗聽命達４００年之久；從伊朗、伊拉克到敘利亞和土耳其，廣闊的西亞都是蒙古的屬地。從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蒙古鐵騎１００年中只打了一個大敗仗，不是敗在敵人的手里，而是敗給了颶風，不然日本也會被納入其版圖……

　　曠古未有的大帝國，雖到成吉思汗的子孫手里才建成，但基礎是成吉思汗奠定的。他的西征南伐雖然也有溝通東西文化的功勞，但對于整個人類，恐怕終究還是罪大于功。《射雕英雄傳》所頌揚的英雄，是質樸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滅國無數(shù)的成吉思汗。

　　但歷史不應忘記的，卻是丘處機。

　　在西域和成吉思汗相處的日子里，丘處機教給成吉思汗的并不是什么神仙方術，而是中國的正統(tǒng)學術，諸如儒、道兩家忠孝仁義之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丘處機力勸成吉思汗戒殺，“及問為治之道，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為要”。

　　如今，人們只知道丘處機在《射雕英雄傳》里的所作所為，“更忽略了丘長春（處機）先見之明。他不辭艱苦地到了雪山以南，是為得預先布置，保持民族國家的傳統(tǒng)。這是多么可歌可泣而且含有無限悲憤的歷史往事！因為他是一位道教的道士，便被自命儒家的歷史學者們輕輕地一筆抹煞，無奈不可乎”！“當成吉思汗崛起蒙古，以素無文化基礎的民族，除了依賴武力征服以外，根本不懂文化和政治的建設，如非丘長春師徒教化其間，他禍害之烈，恐怕又不止如元朝八十余年的情況了。這筆寫到全真道的事跡，又不勝有觀今鑒古之嘆！”（南懷瑾：《中國道教發(fā)展史略》）

　　成吉思汗對丘處機的教化可謂感恩圖報。成吉思汗除下詔保護丘處機及其門人外，還免除了全真道士的賦稅徭役（但僧人不能豁免），這讓全真教獲得了特殊的政治地位。利用這種優(yōu)勢，王重陽“吾將使四海教風為一家耳”的理想慢慢走向現(xiàn)實。

　　隨著全真教的迅速發(fā)展，其徒眾與佛教各教派之間不斷發(fā)生劇烈的沖突，這引起了蒙古統(tǒng)治者的猜疑。雖然成吉思汗對全真教不錯，但后來的蒙古統(tǒng)治者在釋道之爭中偏袒佛教，壓抑道教。公元１２５５年與１２５８年，釋道兩次辯論，道士失敗。于是皇帝下令焚毀道教偽經(jīng)，勒令全真教向佛教交還寺產(chǎn)，并強迫一些全真道士削發(fā)為僧。公元１２８１年，忽必烈再次下詔焚燒道經(jīng)，削弱了全真教的勢力和影響，使其居于佛教之下。

　　成吉思汗不愧是大英雄，但拖雷的子孫們卻越來越把持不住全真教、佛教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了。蒙古鐵騎所向披靡，但其勝利后的統(tǒng)治則充分暴露了其落后性的一面。于是，在中原地區(qū)出現(xiàn)了“胡化”與“漢化”的沖突、佛教與道教的沖突，而這種沖突，最終徹底動搖了元朝的統(tǒng)治。

　　元朝統(tǒng)治者實行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他們實行了民族等級制度，在這個等級中，漢人處于最低層。但為了維持統(tǒng)治地位，他們又不得不與漢人的中原傳統(tǒng)文化打交道。“胡化”與“漢化”，尊佛與崇道，都是元朝統(tǒng)治者從維持政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