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秀，即漢光武帝，后漢開國皇帝，史上著名的中興之主，王夫之說他“允冠百王”。新莽末年，天下大亂，身為一介布衣卻有前朝血統的劉秀在家鄉乘勢起兵。更始三年（25年），劉秀與更始政權公開決裂，于河北登基稱帝，國號“漢”，史稱“后漢”或“東漢”。經過十余年的統一戰爭，劉秀先后消滅了更始、赤眉和關東、隴、蜀等諸多割據勢力，使得自新莽末年以來分崩戰亂的中國大地再次歸于一統。劉秀在位三十三年，大興儒學、推崇氣節，使后漢成為“風化最美、儒學最盛”的時代，毛主席評價劉秀為最有學問、最會打仗、最會用人的皇帝。     
       
    一、成長于棗陽 發祥于棗陽     

    棗陽不僅是劉秀的成長地，也是劉秀的發祥地，從這里開始，劉秀建立了東漢王朝。在棗陽，劉秀經歷了從皇族宗親、官家子弟淪落為布衣貧民的轉變過程，飽嘗了人世間的辛酸苦辣，由一個不諳世事的少年成為一個謹厚誠信、克勤克儉、雄才大略的青年，最后成長為一個驚世駭俗、叱咤風云的歷史偉人。在這片熱土上，劉秀留下的故事和他對故鄉的殷殷眷念之情，千百年來，一直被人們傳為佳話。     
       
    成長于棗陽     

    劉秀屬西漢皇族，文史典籍有翔實記載。《東觀漢記·帝紀一》說：“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孫，承文景之統。”《后漢書·光武帝紀》說：“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之孫也。”劉秀既然是漢高祖、文帝、景帝之后，又是怎么與棗陽淵源至深呢？《后漢書》作了解釋，“……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舂陵為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回及其宗族往家焉。”由此可見，劉秀家族在其祖父一代已來到白水鄉。據有關部門考證，西漢末年，棗陽版圖內設有四縣，即北有湖陽縣，西北有棘陽縣，東有復陽縣，西南有蔡陽縣。關于白水鄉的方位，《水經注》記載：“光武帝舊宅在城東南40里即白水村，又曰皇村。”李賢為《后漢書》作注道：“光武舊宅在今棗陽縣東南，宅南二里有白水焉。”明朝正德二年，河南道御史袁仕和山西道御史李幫用立皇村寺碑，碑文中稱“皇村在棗陽東南四十里，圣龍襟其左，響水潭在其右，群山在其前，白水帶其后。”據此方位看，舂陵白水鄉即在今棗陽市吳店鎮。     

    據史料記載，西漢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劉秀出生在陳留郡濟陽縣（今河南省蘭考縣東北），他父親劉欽時任濟陽縣令。劉秀出生的時代是一個矛盾叢生、動蕩不安的時代，９歲時，父親去世，劉秀兄妹成了孤兒，生活無著，只好回到祖籍棗陽舂陵白水村，依靠叔父劉良撫養。“光武年九歲而孤，養于叔父良。”     

    在棗陽白水村，劉秀生活了近２０年。在那里，他同族人、鄉親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相親相助，“樂施愛人”，“勤于稼穡”；他還善于經營，每年夏、秋大忙以后，他便利用農閑時間，趕著毛驢把谷物等農產品運往新野、南陽銷售，增加收益。王莽天鳳年間，劉秀到當時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長安求學，進入太學，拜中大夫許子威為師，專門攻讀《尚書》。但他絕不固守一經，而是通覽博學。在天下未平、戰事頻起的時代，他也力爭做到一有空閑便學習和研討儒經文藝，“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在長安，他大大開擴了眼界，也磨煉了心智，他非常關心時事、關心政治，“朝政每下，必先聞知，縣為同舍生解說。”（《東觀漢記》）。勤學好思，廣泛接觸社會，使劉秀在政治上逐漸成熟起來。后來因家境困難，劉秀不得不中途輟學，回到棗陽，過著他熟悉的耕讀生活。    

     現在吳店鎮境內，還保存有皇村遺址和舂陵故城遺址。皇村遺址就在現在的吳店鎮白水村旁，棗陽市政府在此修建了皇村遺址陳列館。舂陵故城遺址在今吳店鎮舂陵村，是西漢舂陵侯國、東漢章陵縣、三國義陽郡、南北朝安昌縣和隋開皇年間舂陵縣治所的故城址。為了紀念棗陽出了東漢開國皇帝劉秀，明萬歷年間，時人在城西關口立石碑一塊，上書“漢世祖光武帝故里”。也是在明萬歷年間，棗陽知縣張靖臣為紀念棗陽出了西漢更始帝劉玄和東漢光武帝劉秀這兩個皇帝，在城西內觀臺立“古帝鄉”碑一塊。這兩塊石碑均收藏于棗陽博物館。     
       
    發祥于棗陽     

    棗陽不僅是劉秀的成長地，更是他的發祥地，從這里走出去的劉秀，建立了東漢王朝，創造了“光武中興”。     根據史料記載，居住在舂陵白水村的劉秀兄妹，雖屬皇族，但由于嫡系繼統的疏遠，實際上已是布衣。王莽篡位后，因心惡劉氏，諸劉均被罷官去爵，劉秀的叔父蕭縣縣令劉良被罷除后，也回到舂陵白水村務農。劉秀非常痛恨王莽，一心想恢復劉家漢朝的天下。
         
    王莽托古改制，損害了貴族的利益，加重了農商的稅賦負擔，加上連年天災，民不聊生，以致天下大亂，各地紛紛揭竿而起，反抗王莽暴政。這時，劉秀因賓客為盜受到株連，而“避吏新野，販賣谷米于宛。”在此形勢下，“時年二十八”的劉秀認為起兵反莽復漢的時機已到，于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十一月，“光武遂（從宛）將賓客還舂陵”，會同大哥劉演打著“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的旗號，開始“舂陵起兵”。劉演、劉秀兄弟發動“舂陵子弟七、八千人”，其中劉秀的叔父劉良、二哥劉仲、劉秀的族兄劉賜以及舂陵侯嫡子劉祉兄弟“相率從軍”，新野的鄧晨也帶領賓客到舂陵會合。這支起義軍因在舂陵起兵，史稱“舂陵兵”，又因以復興漢室為口號，故又被稱作“漢軍”。劉秀雖然當時還不是起義軍的主要領導者，但他在組織和發動起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為壯大起義隊伍，劉演、劉秀決定聯合其他農民軍。他們聯絡到王鳳率領的新市兵和陳牧率領的平林兵，組織聯軍。由于在反抗王莽統治上目標一致，所以聯軍很快形成了較大的聲勢。“西擊長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這里所說的長聚就是現在棗陽的寺莊，唐子鄉就是現在的棗北唐子山下的太平鎮。長聚、唐子鄉、新野、湖陽的勝利，為漢軍戰勝強大的王莽南陽政府軍打開局面，取得后來南陽、昆陽大戰勝利乃至東漢中興奠定了基礎。    
        
    眷念于棗陽     

    公元25年，劉秀稱帝，重建漢政權，史稱東漢。     

    劉秀平定天下后，頒布實施了一系列利國利民、富國強兵的政策和措施，使國家走上了“中興”之路。日理萬機之際，他還念念不忘家鄉、情系故土。據史籍記載，劉秀在位32年，先后５次回到故鄉棗陽。在棗陽，劉秀多次進行祭祖并看望、款待族人、鄉親，表達眷念之情。     

    在衣錦還鄉的同時，劉秀還給予故鄉許多恩賜，一是升級家鄉的行政區劃，劉秀在削平主要割據勢力、全國統一已成定局的情況下，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詔用自已祖陵章陵的名字，將故鄉舂陵鄉升格為章陵縣；二是對章陵縣實行特殊的優惠政策，建武六年春，劉秀詔令免除章陵的田租及各種差役。劉秀不僅眷念照顧故鄉棗陽，而且對其出生地、幼時生長地也都寄予深情。據史料記載，劉秀對其出生地濟陽縣，先后三次詔令免除全縣徭役8年；對幼時生長地南頓縣，先后兩次詔令免除全縣田租2年、徭役1年。一代明君劉秀這種熱愛家鄉、依戀故土、知恩圖報的傳統美德，在他的故鄉棗陽一直流傳至今，也必將世世代代發揚光大。  （作者:張承明 來源:漢江傳媒網-襄樊日報）     
        
    二、劉秀的中興之路     

    自王莽篡漢自立新朝開始，廣大劉姓皇室成員就無不以復興劉氏漢家天下為己任，暗中積極進行活動。新朝亂政，天下大亂，綠林、赤眉等大規模農民起義在全國風起云涌的時候，各地劉氏皇族紛紛揭竿而起，投身于反新莽、復劉漢的斗爭之中。其中，以劉秀為代表的長沙王后裔一支，在反新莽起義中異軍崛起，最后推翻新政，平定群雄，光復漢室。中國歷史從此便又被拉回到劉姓統治的時代。    

    劉秀是西漢皇室后裔，長沙定王劉發之子舂陵節侯劉買的后代。劉秀自幼好讀書，有志向，又能刻苦耐勞。他年輕時多歷磨難，少時在鄉間耕讀，9歲喪父，由叔父劉良撫養。劉秀13歲時，西漢被王莽篡奪。20歲時，他到長安入太學。太學畢業后回到南陽（今湖北棗陽），不久因受牽連逃到新野（今河南新野），曾一度被捕入獄，出獄后仍回南陽故鄉，繼續過耕田種地讀書交友的生活。     
      
    劉秀的長兄劉也是一位為人剛毅有大志的優秀皇族后裔。王莽篡漢后，他不惜傾家蕩產，廣交天下英雄豪杰，收養俠義之士，暗中積蓄力量，決心恢復漢家天下。劉秀年輕時深受哥哥的影響。公元22年十月，當農民起義在全國各地風起云涌、綠林軍進逼南陽時，劉秀和長兄劉在舂陵老家組織起一支以舂陵劉氏宗室子弟為骨干的“舂陵兵”，響應綠林軍。不久，劉、劉秀率部加入綠林軍，與綠林軍一起多次擊敗王莽軍隊，成為綠林軍中一支很重要的力量。    
         
    公元23年二月，綠林軍擁立漢室后裔劉玄為帝。劉玄本是劉氏皇室中一個平庸的成員，毫無雄才大略和帝王資質。公元22年七月，平林人陳牧率千余人起義，響應綠林軍，號稱“平林兵”。正在這里避難的劉玄參加平林兵，從此走上反新復漢的道路。因為他是皇族成員，而平林起義軍在反王莽斗爭中需要借助劉氏宗族的號召力，便將劉玄推上皇帝寶座。劉玄能登上帝位，純粹是因為比劉秀兄弟參加起義早的緣故。     

    劉玄即位后，改年號為“更始”。劉被任命為大司徒，劉秀則任太常偏將軍。劉玄稱帝后，令劉攻打南陽，又派王鳳、劉秀等率軍北攻昆陽。在昆陽一役中，劉秀以非凡的軍事才能，一舉消滅了王莽軍隊主力，創造了世界軍事史上一次以少勝多的優秀戰爭范例，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昆陽大捷”。     

    當時，王莽下令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發精兵42萬，號稱百萬，圍攻昆陽（河南葉縣）城。劉秀從容自若，說：“今莽軍多，我軍小。如果我們拉力抗爭，尚可取勝，如果望風解散，必至玉碎，萬難瓦全。”又勸說王鳳、王常等率八九千人守城，自己與李軼、宗佻率壯士十人，夜晚潛出南門，疾奔郾城和定陵發兩邑守兵數千人進援。又率敢死隊三千人直沖莽軍中堅，擊殺王尋，莽軍陣亂。昆陽城守軍乘勝出戰，內外合攻，莽軍大敗。王邑率數千敗兵逃往洛陽；嚴尤、陳茂投降汝南郡割據者劉望。    
        
    昆陽之戰的勝利，使王莽的主力喪失殆盡。接著，起義軍乘勝直搗長安。更始元年十月，綠林軍攻克長安，斬殺王莽，新朝滅亡。同月，劉玄定都洛陽。公元24年二月，劉玄遷都長安，完全恢復劉氏漢家天下。史學家柏楊曾感嘆過：“這是一件千年難逢的奇跡，紊亂一團糟的龐大帝國，霎時間恢復秩序。可惜劉玄所建的漢政府，由一群無知無識的人物組成。三個月之前他們還在荒野中大喝小叫，三個月之后忽然成為國家領導人，他們還沒有被訓練出領導能力。于是，各地民變再度蜂起。這一個奇跡政權，從紀元后二三年到二五年，勉強支持三年。”     

    昆陽之戰結束后，起義軍陣營中的分裂也爆發了。威望日增的劉、劉秀兄弟受到綠林軍內農民將領和更始帝的猜忌和排斥。在李佚等慫恿下，劉及其部將劉稷被更始帝劉玄殺害。正將兵在外的劉秀聞兄遇害，自知勢孤，遂強忍悲痛，迅速馳回宛城，向更始帝“謝罪”，不和劉的舊屬往來，不替劉服喪，不提昆陽戰功，飲食言笑如常，終免除殺身之禍。     

    更始帝以為劉秀不記他的仇，反倒有點過意不去，拜劉秀為破虜大將軍，但是畢竟不敢重用。后來，長安攻下來了，王莽也給殺了。更始帝到了洛陽，才給劉秀少數兵馬，讓他到河北去招撫河北郡縣。從此，劉秀擺脫了更始諸將的直接監控，走上了獨自發展的道路。當時河北形勢紛繁復雜，各種武裝林立，群龍無首，正好讓劉秀得到一個擴大勢力的機會。劉秀依照馮異“理冤結，布惠澤”和鄧禹“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的建議，廢除王莽時期的一些苛刻法令，釋放一些囚犯，“所過郡縣，考察官吏，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爭得了各階層民眾以及一些地方實力派的支持，逐漸組成了建立政權的基干力量，并在鄧禹的參贊下，暗自定下了先鞏固河北根據地，逐步奪取天下的根本大計。     
       
    劉秀在河北勢力的發展，再次引起更始帝的不安，于是以加封劉秀為蕭王作借口，下令調劉秀及其部將返回長安。暗令屯軍于邯鄲的尚書令謝躬乘便襲擊劉秀，另遣苗曾、韋順、蔡充分別任幽州牧和上谷、漁陽太守，以控制幽州精兵。劉秀覺得時機已成熟，便決定脫離更始政權，與劉玄決裂，乃“辭以河北末平，不就征”。接著，先后收斬苗、韋、蔡三人，掌握了幽州十郡突騎；繼而，用計襲殺謝躬于郵城，吞并所部6軍，清除了隱患。之后，在當地官僚和地主的支持下，劉秀消滅了假冒漢成帝兒子劉子輿而在邯鄲割據稱帝的王郎勢力，又鎮壓和收編了銅馬等100多萬農民起義軍，勢力迅速壯大，人稱“銅馬帝”。     

    公元25年六月，在眾將的極力擁戴勸進下，劉秀在鎬（今河北省柏鄉縣）正式即位稱帝，國號“漢”，改年號為“建武元年”，定都洛陽。至此，中國歷史又恢復了劉姓漢家天下，進入東漢時期。     
      
    劉秀復漢稱帝之時，西有更始政權，東有赤眉軍，此外，還有劉永割據豫東、皖北，隗囂割據西北甘陜、內蒙一帶，公孫述割據巴蜀、漢中，以及其他大小割據勢力。劉秀用了10多年的時間，先后鎮壓了赤眉起義軍，削平了劉永、隗囂、公孫述等各地的割據勢力，于公元36年統一全國。劉氏宗族復興漢家天下的計劃，至此才最終宣告完成。     

    值得稱頌的、難能可貴的是，劉秀不僅擁有奪天下之“勢”，而且具有治天下之“實”。在完成了統一大業后，劉秀不忘先祖“霸王道雜之”的古訓，采取“以柔道行之”的治國方針，致力于發展社會經濟，安撫周邊少數民族，帝國恢復了興盛局面，因此被后人譽之為“光武中興”。至此，漢王朝徹底銜接上了。  （摘自《中國式王朝衰敗12條法則》梅朝榮著）
          
    三、 “以柔道行之”的治國方針    偃武修文，勵精圖治 　　

    自新末大亂到天下再次一統，歷經近20年的時間，此間百姓傷亡慘重，戰死和病餓而死者不計其數，到劉秀再次統一天下之后，天下人口已經是“十有二存”了。為了使飽經戰亂的中原之地盡快的恢復和發展，劉秀則“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后，非儆急，未嘗復言軍旅”。同時，劉秀連續下達了六道釋放奴婢的命令，使得自西漢末年以來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淪為奴婢的問題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也使得戰亂之后大量土地荒蕪而人口又不足的問題得到了解決。同時，劉秀還大力裁撤官吏，合并郡縣。光武帝下詔：“并省四百余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這樣極大的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到劉秀統治的末期，人口數量達到了兩千多萬，增長了一倍還多，經濟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中央集權，歸于尚書 　　

    光武以優待功臣貴戚為名，賜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祿，而摘除其軍政大權。光武鑒于西漢前期三公權重，權柄下移，雖設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權歸之于設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揮的尚書臺。尚書臺設尚書令一人，秩千石，尚書仆射一人，六曹尚書各一人，秩皆為六百石，分掌各項政務。以下設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書臺直接稟陳皇帝，由皇帝裁決。從此，“天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公）府”；“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但是到了東漢后期，有權勢的大臣多加“錄尚書事”的職銜，從而權柄再度下移，尚書臺又蛻變為權臣專政的工具。     注意民生，與民休息 　　第一，釋放奴婢、刑徒。
 　　
    自西漢后期以來，農民之淪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為西漢末年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參加起義；同時在一些割據勢力的軍隊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劉漢封建政權中，為了瓦解敵軍、壯大自己的力量，也為了安定社會秩序、緩和階級矛盾，曾多次下詔釋放奴婢，并規定凡虐待殺傷奴婢者皆處罪。另外，還規定不許任意殺傷奴婢以及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說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較之過去有所提高。同時，在省減刑罰的詔令中，還多次宣布釋放刑徒，即“見徒免為庶民”。 　 　　

    第二，整頓吏治，提倡節儉。 　 　　

    光武鑒于西漢后期吏治敗壞、官僚奢侈腐化的積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頓吏治，躬行節儉，獎勵廉潔，選拔賢能以為地方官吏；并對地方官吏嚴格要求，賞罰從嚴。因而經過整頓之后，官場風氣為之一變。故《后漢書·循吏傳》有“內外匪懈，百姓寬息”之譽。  　　

    第三，薄賦斂，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邊功，與民休戚。  　　

    東漢初年，針對戰亂之后，生產凋敝，人口銳減的情況，光武注意實行與民休養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賦斂。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詔恢復西漢前期三十稅一的賦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邊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后，未嘗復言軍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東師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愿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請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際發兵擊滅之，立“萬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詔說：“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不如息民。”  　　

    第四，欲抑制豪強勢力，實行度田政策。  　　

    東漢政權本是在豪強勢力支持下建立起來的。但豪強勢力的發展，土地兼并的逐漸嚴重，既威脅皇權，也影響百姓生活，以及為了加強朝廷對全國墾田和勞動人手的控制，平均賦稅徭役負擔，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詔令各郡縣丈量土地，核實戶口，作為糾正墾田、人口和賦稅的根據，又命考察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詔下之后，遇到豪強勢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將度田不實的河南尹張伋及其他諸郡太守十余人處死，表示要嚴厲追查下去。結果引起各地豪強大姓的反抗，有的地區甚而爆發武裝叛亂，“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光武只得不了了之。于是，度田以失敗告終。因各項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實行，為恢復發展社會生產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得墾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從而奠定了東漢前期八十年間國家強盛的物質基礎。    
          
    簡化機構，裁減冗員 　　

    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詔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條奏并有四百余縣，吏職省減，十置其一”。同時，廢除西漢時的地方兵制，撤銷內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職，也取消了郡內每年征兵訓練時的都試，地方防務改由招募而來的職業軍隊擔任。但是，到了東漢后期，州牧刺史逐漸權重，兼有軍政財大權，地方兵力又逐漸興起。     
        
    提倡儒學，表彰氣節 　　

    建國后，在洛陽修建太學，設立五經博士，恢復西漢時期的十四博士之學。還常到太學巡視和學生交談。在他的提倡下，許多郡縣都興辦學校，民間也出現很多私學。
 　　        
    光武繼承了西漢時期獨尊儒術的傳統，東漢建立后，即興建太學，設置博士，各以家法傳授諸經。光武巡幸魯地時，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來又封孔子后裔孔志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別是對儒家今文學派制造的讖緯迷信更是崇拜備至。同時，光武鑒于西漢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祿，依附王莽，乃表彰氣節，對于王莽代漢時期隱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禮聘，表揚他們忠于漢室、不仕二姓的“高風亮節”。（原標題：中興之主——漢光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