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硯為黛黑微帶褐色的上等端石所制，純正秀嫩，溫潤如玉。硯堂周圍的水池如水渠般圍繞硯堂四周，故該硯又名“水渠硯”。這是目前發現的為數不多的一種硯形。此硯體型較高，硯體前后寬度一致，有厚重之感。從此硯的形制及銘文內容看，該硯應為明代時期雕制而成。

　　從硯背的銘文內容看，該硯的始有人為明代的王鏊。王鏊(公元1450—1524年)，字濟之，別號守溪，晚號拙叟，江蘇吳縣 (今蘇州)人。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鄉試，次年會試，皆第一(解元、會元)，廷試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編修，一時盛名天下。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入內閣；不久，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翌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銜。王鏊為人正直，敢于直諫。其時，宦官劉瑾弄權，陷害忠良。王鏊與之抗爭，并聯名上書，終因勢單力薄，孤掌難鳴，遂連續三次上疏辭官，以武英殿大學士致仕。王鏊回蘇后，一直潛心讀書和著述。他崇尚經術，還身體力行地使弘治、正德年間的文體為之一變。著有《姑蘇志》、《震澤集》、《震澤長語》、《震澤紀聞》等，是明代文學家之一。明嘉靖三年 (公元1524年) 王鏊病逝。謚曰“文恪”，墓葬洞庭東山。

　　此硯銘是王鏊于“弘治甲子”即弘治十七年(1504年)在京邸(今北京)所書。銘文中說此硯所雕飾的動物為蜼，也即“宗彝”，王鏊考釋了古人常將這種動物圖案刻于器或繡于服上的原因，并將此硯直接命名為“宗彝硯”。

　　“蜼”實為一種長尾猿，《山海經》中記載有這種名叫蜼的動物。

　　彝本為古時一種盛酒器，常用作宗廟祭祀的禮器，為國家的重寶，是國家的象征。宗彝也是天子冕服上象征統治權威標志的十二章之一。后漢鄭玄詮《周官》司服條中把《虞書》十二章與《周官》五冕內容相結合，把毳冕中的虎彝、蜼彝合在宗彝上面，即于宗彝上畫上虎、蜼之形“謂宗彝也”，這里明確地提出了“蜼”即“宗彝”。所以王鏊在硯銘中說：“攷《爾雅》之蜼，即《虞書》之宗彝”。

　　王鏊在硯銘中說宗彝“性孝而清、禮且多壽”，宗彝具有多種象征寓意。首先宗彝為宗廟之祭祖禮器，表示不忘祖先，即宗彝是禮的象征。其次宗彝又是智慧、多壽、忠孝、威武等的象征。

　　硯銘中稱古人將宗彝“刻之于器，昭良弓以也”。良弓本是指好的弓箭。良弓與國家政事聯系在一起始于唐太宗，《貞觀政要》記載(唐太宗)曾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才也”。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斜，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唐太宗于是感嘆道：“朕以弓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猶失之，而況于理乎？”從而從制弓之道中參透出修身、治國之理：木心正則弓良，人心正則才俊。于是下詔要求五品以上的京官輪流夜宿中書內省，以便自己一有機會就召見他們，詢問宮外之事、百姓疾苦及政事得失。此后，人們就常將“良弓”與治理國家聯系在一起。所以王鏊認為古人刻宗彝于器上，是作為“良弓”的比擬，寓意為皇權的威嚴或國君的圣明。而他自己是否也寄情于硯，以宗彝作硯之裝飾來期盼如唐太宗一樣圣明的國君呢？

　　從硯左側的“太原閻若鐻藏”刻銘看，該硯后來的主人應為閻若鐻。閻若鐻，字百詩，號潛邱，祖籍山西太原。他學識淵博，為我國考據學的奠基人之一，同時又是清初的經學大師。其一生學術成就繁巨，經學、地理、歷史詳細考證，著述十余種，其重要著作有《古文尚書疏證》《四書釋地》《潛丘札記》《毛朱詩說》《經學論》等。尤其是《古文尚書疏證》一書，證明了古文《尚書》之偽，漸開學者疑經之風，成為我國學術史上的不懈之作。此硯成為考據家閻若鐻收藏的墨寶珍品，大概也與王鏊的硯銘內容頗具考釋的特點有一定的關系。

　　明代是一個藏硯之風大為流行的時代，一些士大夫等文人也都參與到硯臺的雕刻當中，他們不僅參與硯的選料，而且還參與硯的設計與制作，所以明代的名人硯出現很多，并且硯石的典型樣式也非常豐富。明硯一般端莊厚重，大件作品居多，紋飾簡練不甚繁瑣，具有精(精致)、約(簡練)、厚(敦厚)、雅(典雅)的鮮明特征。該硯即為一方典型的明士大夫硯。它選料考究，造型古樸，其挺秀簡約承接了宋硯之清風秀骨，體積品相顯示了明人崇方正渾厚之時尚。

　　綜上所述，該硯始擁有者為明代的王鏊，他在硯背刻銘留記以表心志，后來蓋硯由清代的閻若鐻收藏。硯背、硯側的不同時代、不同字體的書銘賦予了該硯豐富的文化內涵，使其具有了較高的藝術鑒賞價值和收藏價值。【原標題：南陽博物館收藏的明代刻銘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