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街村現象引起關注

南街村的成就，引起了一些領導的關注。南街村一時成為了某種意義上的典型。據稱，當地政府有關部門和銀行因此聞風而動，開始扶持這個典型，大量的貸款開始向南街村傾斜。

1990年9月17日，王宏斌在一次發言中說：

現在，咱南街要貸款不著什么難。前幾天我們的副書記郭全忠、黃經理，在北京跟國家總行達成了協議，答應給我們貸款。當前各方面的形勢對我們南街都很有利，各級領導、各級職能部門都想抓南街這個典型。省水利廳、縣水利局要在南街搞農田噴灌，所需款項都是國家撥款，一撥就是幾百萬元。我們要抓住每個機遇，在兩三年內把南街來一個大的轉變。

以毛澤東思想為旗號，并獲得銀行巨額貸款的南街村迅速融入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浪潮。彼時，中國社會上有一種思潮，“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在這種政治氛圍下，南街村不但堅持“走集體主義道路”，而且堅持“用毛澤東教育人”，正好符合當時中國的政治需求。“這（南街村）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曾有人如此評價。

彼時，南街村（集團）有限公司（即南街村集團）已下轄有26個企業，其中5個是中外合資企業，3個與日方合資，2個與港方合資。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拾億元村”的桂冠。

當年，河南省官方有關部門對所謂南街村的經驗進行了總結。“南街村經驗”被歸納為四個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二、精神的力量是無窮的；三、集體經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據悉，這是對“南街村經驗”首次系統的、明確的表述。此后，當地媒體都按照這一口徑大力宣傳南街村。

1992年，南街村提出了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村莊發展規劃，并對“政治掛帥”、“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線做了更為完整和系統的表述。當年，曾于1988年升格為黨總支的南街村黨支部，再次升格為黨委，王宏斌依舊就任書記。

在南街村提出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規劃時，鄧小平“南巡講話”后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據稱，因“共產主義小社區”的敏感提法，曾使王宏斌等南街村領導層感到不安。但是，這一做法很獲得了個別要人的肯定和支持。

建立“毛主席共和國”

1992年，南街村在東方紅廣場上豎了一尊毛澤東雕像，并規定由民兵24小時守衛。之后，又在塑像兩側分別豎立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巨幅畫像。

同年，為了維護南街村及其企業的利益，臨潁縣公安局特意在村內設立了南關派出所。該所的目的明確，主要是為了維護南街村的良好治安形勢，并為南街社會經濟發展保駕護航。兩年之后的1994年，對南街村極為重要的一個金融機構在村中設立。將大量款項貸給南街村的中國農業銀行，專門為南街村設立了一個支行。之后，漯河工商局南街分局也在南街村成立。除了這些行政金融機構以外，南街村還設有直屬漯河市軍分區的武裝部（與縣武裝部平行），法庭、檢察室、紀委等屬于鎮級的機構也在此設置。

至此，一個擁有財政（銀行）、武裝力量（武裝部、民兵營、派出所）、司法機關（法庭）、“法律”（“村規民約”）、工業部門、農業部門等設置的“小國家”現出雛形。南街村人自稱其為“毛主席共和國”。

在這個“小國家”中，王宏斌是領導的核心。南街村人習慣稱他為“班長”，這是因為毛澤東曾說過“黨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除了任南街村黨委書記、南街村集團董事長外，王宏斌于1992年開始擔任臨潁縣委副書記，這三個職務一直就任至今。

隨著媒體宣傳加劇，南街村聲名鵲起。它被譽為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恩澤下，是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毛澤東思想的樣板村”、是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縮影。

王宏斌也因此被外人稱為“南街村的小毛主席”。“他確實也在刻意模仿毛，深居簡出”，熟識王宏斌的一名人士說，有一次一名從外地來南街村參觀的老紅軍，看到在院子里植樹的王后激動不已，宣稱自己看到了毛澤東的影子，而南街村就是當年夢中的理想家園。

吊詭的發展速度

在舉世矚目之下，南街村像一個被急驟吹氣的氣球迅速脹大。1990年初，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集團雇傭的員工已逾萬人。

“那時是需要什么，咱就建什么。”南街村黨委辦副主任雷德全說。一時間，方便面廠、啤酒廠、調味品廠、印刷廠等迅速拔地而起。然而，除了調味品廠、面粉廠及印刷廠等少數幾個企業效益還算可以以外，其他企業績效平平甚至虧損。

據南街村公開的資料顯示：1990年南街村集團產值是4100萬，1991年是1.01 億，1992年是2個億，1993年是4.2億，1994年是8個億，1995年是12個億，1996年是15個億，1997年16億，1998年16 億，1999年14.2億，2000年是14億。

“這種發展速度是16年增長2100倍，”王宏斌說。南街村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因改革開放發展起來的明星城市深圳的速度。2007年，南街村集團聲稱銷售收入14億，利稅7000萬。

南街村的發展速度，動力從何而來？彼時鋪天蓋地的宣傳，幾乎主要是兩點：南街村選擇了集體經濟；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堅持了毛澤東思想。

在改革開放的大浪潮中，在1995年以前，南街村領導集體幾乎不提“小平思想”———王宏斌稱，因為毛澤東是發展公有經濟，鄧卻允許發展私有經濟。

吊詭的是，在毛時代亦如中國所有農村一樣完全屬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個貧窮的中原農村。

一個隱秘的事實是，南街村高速發展的背后，真正的動力是兩個能量巨大的“隱形外援”：巨額的銀行貸款及大量廉價的外來勞動力。

自從獲得某些要員的肯定之后，銀行便對南街村大開方便之門。1994年，一位中央領導提到南街村“艱苦創業”的問題后，立即引起了中國農業銀行的重視。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報告上說：

“他這一講不打緊，引起了國家農業總行的重視，當即國家總行副行長———抓業務的二把手，專程來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貸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銀行的，如果有其他銀行的，要求南街把它還掉，因為南街這個典型是他們農業銀行扶持起來的，現在不能一面紅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國家農業總行給南街撥了5000萬元貸款，這是南街發展史上的第一次”。

對于包括貸款在內的經濟檔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機密材料。2000年，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馮仕政曾對南街村進行調研，其根據不完全統計的1985—1998年南街村銀行貸款的數據分析后得出：

第一，總產值和銀行貸款增長趨勢是完全一致的，增長幅度也差不多，在總產值翻番的同時，銀行貸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銀行貸款遠遠高于利稅，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經濟增長不是靠自身積累，而是靠銀行貸款。”馮認為，南街村經濟是典型的“高增長、低效率”，正是在巨額銀行貸款的拉動下，南街村經濟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情況下，增長速度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資不抵債的南街村集團

從1991年開始，南街村的貸款額連續多年數倍于其利稅，即使多年未見效益，銀行也愿意向南街村放款。

可資印證的是，南街村材料《理想之光（三）》第146頁上記載：“1995年，村里上麥恩、拉面兩條合資新線，因當時啤酒廠虧損嚴重，流資短缺，農業銀行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再次拿出5000萬元，為企業快速崛起創造了有利條件。”

此外，再集體化之后，南街村集體企業開始大量雇傭外來勞動力。在1990年左右，外來勞動力的人數開始超過本村村民的人數，如今，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有萬余名外來員工在各個企業工作———南街村的村民，多數從事的是管理工作，而外來員工絕大多數從事體力勞動。

與南街村民不同的是，外來員工并不能享受到南街村“低工資+高福利”的待遇，他們只能拿“低工資”———150元—300元/月。

“南街村集體經濟的快速增長，一是靠巨額銀行貸款，二是靠廉價的外來勞動力。”馮仕政說，在這兩個因素中，銀行貸款是首要因素，沒有銀行貸款，南街村就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大規模上項目，也就不可能吸引那么多勞動力。

在南街村連生產投資都主要靠銀行貸款的情況下，其仍然大量進行非生產性投資。1993年辦南街學校投資5000萬元，1995年辦幼兒園投資1500萬元，1998年，號稱將耗資5000萬的南街村“長城”和朝陽門等也開始興建。

然而，在1998年之后，南街村經濟發展開始連續下滑。2004年，甚至發不出員工工資，多條生產線停工。

這除了因中國宏觀經濟調整緊縮銀根，導致迅速擴張的南街村集團面臨資金鏈斷裂之外，另一方面，南街村一直所依賴的輕工業，利潤也日漸稀保“為了貸款維持資金鏈，南街村駐鄭州辦事處的三層辦公樓都抵押了多次，”知情者說。

南街村啤酒廠（漯河南德啤酒有限公司）的建立，是南街村迅速膨脹的產物之一，也是南街村集團最明顯的一個敗筆。1993年，聲稱將實現年利潤1078萬元的該廠自投產以來，年年虧損，最高年虧損達3000余萬。2007年，連續虧損了13年的南街村啤酒公司聲稱“實現了歷史性的新突破”，開始扭虧為盈，有了20萬的純利潤。然而，該啤酒廠填報于2006年4月24日的《外商投資企業聯合年檢報告書》及截止于2005年12月31日的“資產負債表”，均同時標明該廠“負債總額”為2億6千萬余元，而其“資產總額”僅為1億1千萬余元———這意味著該廠實質已經資不抵債。對此，南街村委一名人士卻認為，這正體現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如果是私人企業，它早就破產了”。

啤酒廠只是南街村集團財務狀況的一個縮影。一名熟識南街村集團財務狀況的人士告訴南方都市報記者，“1998年之后，效益最好的是2001年，集團號稱純利潤1億多，但如果將銀行貸款本金利息等計算在內，當年整個集團還屬于虧損的狀態。”

知情者稱，南街村集團從中國農業銀行的貸款本金利息至今未還。南方都市報得到確鑿的消息稱，該行已將南街村列入（貸款）黑名單，“現在一提要貸款都貸不出來了，除了一家銀行外，其他銀行與南街村集團基本不再有（信貸）業務往來”。

面對窘境，2003年前后南街村集團開始將經營權下放到各個企業，希望各廠“自謀生路”。此前，各企業并無獨立核算權，企業的經營績效根據南街村內部價格核算，而每年的生產和銷售也都由“三大班子”在會議上做出計劃。

據知情者稱，作為南街村集團一把手的王宏斌，從未看企業財務報表，對企業經營發展并無成熟規劃，“他喜歡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政治人物”。

一人說了算的集體生活

南街村的政治中樞是所謂的“三大班子”———村黨委、村委會和村集團公司三個系統的高級管理干部組成的一個委員會性質的機構。實際上，這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在“政治掛帥”的口號下，南街村的所有權力都向“三大班子”集中。在“三大班子”中，權力又向書記王宏斌集中。

南街村自生產資料實行公有制后，又開始逐步實行生活資料公有制。

從1991年起，南街村進行“十星級文明戶”活動。評定星級，星少一顆，就意味少一項福利。扣掉的福利，需要自己掏錢買，比如面粉、醫療待遇。如果是6星戶，那就意味著喪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買青菜，從婚喪嫁娶到孩子從幼兒園到大學，所有費用都是南街給的。如果反對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錯誤，這些好處一下子就會消失。

1993年，南街村建起了村民住宅樓，村民按人頭數分配住房。到1998年，全村人搬進22棟樓房。將全部村民動員搬入居民樓之后，南街村實現了所謂“共同富裕”的目標———“要讓村里人富得一分錢存款都沒有”，王宏斌說。

至此，“羊群已進入羊圈”。南街村領導集體全面控制了村中的事務，大到集團企業發展戰略，小到村民婚喪嫁娶。據稱，用于保障村民的福利資金，一年至少需要2500萬元。

“實際上，王宏斌可以一人說了算。”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員劉倩說，南街村領導集體并無真正的監督機制，形同“人治”。

1999年，南街村大修廠廠長耿宏向這種“人治”模式提出了挑戰。因為負責的工廠衛生檢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職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樓自我反省。

被責令搬出村民樓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舊房，原來的福利供給也將被掐斷。這幾個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稱之為南街村的“西伯利亞”（意即政治犯流放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