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句影響了中國幾千年不知多少仁人志士的名言，幾乎老幼皆知。而這樣的名言，按商丘史家之論，正是基于范仲淹在應天書院的思想基礎。

　　“他一生學淵似海，德操如山，從政清廉，為武勇毅，力主改革，不畏邪惡，政績垂史。他以《岳陽樓記》稱絕文壇，又以‘慶歷新政’為王安石變法奠定基礎并揭開序幕，成為北宋政治改革的先驅(qū)，宋代哲學的奠基人。這一切都離不開他在應天書院的學習和執(zhí)教。”張學勇先生說。

　　《宋史》等史料較詳細地記述了范仲淹在應天書院任教時的教學情況，《范文正公集》和《范文正公續(xù)集》中也留有他“出題后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的教學范文，由于這段教學生涯是他一生中時間最長的專業(yè)教學時間，不但教學內(nèi)容最豐富、最系統(tǒng)，而且很多哲學思想滲透其中，如《堯舜率天下以仁賦》中說：“穆穆虞舜，巍巍帝堯，伊二圣之仁化，至四海之富饒，協(xié)和萬邦……內(nèi)睦九族，善鄰之志，咸和外黜……作圣睿哲如神。一則命羲和而欽歷象，一則舉稷契而演絲綸……”，“同致于仁”、“同心而同德”。

　　范仲淹對遠古名君堯、舜、禹英明治國，以仁率天下，為民興國的睿政給予贊譽。范仲淹把國家的英明君主與百姓的關系喻成身體與四肢，這是中國具有傳統(tǒng)特色的官、民關系。

　　此外，范仲淹還主張在四海和平之后，“鑄劍戟為農(nóng)器”，用以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

　　從范仲淹在應天書院執(zhí)教時所留下的詩、賦中，人們不但看到他政治上的成熟、學識上的淵博，還能看到他從中國古代哲學精華中吸取營養(yǎng)并逐漸形成“先憂后樂”思想的軌跡。

　　范仲淹把教育在國家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論述得十分深刻，在同時期寫的奏章《上執(zhí)政書》中，他更有獨到的見解——

　　“古者庠序列于郡國王風，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教育哉？乃于選用之際，患于才難，亦猶不務耕而求獲矣！”

　　“人必強學，副其精舉。”

　　“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

　　“政無虛授，孰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

　　他還在《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中，以自身受教育的體會，談到教育的重要：

　　“學未予教也，弗學而志窮，如玉之而未攻，如泉之在蒙昧焉。”人受到了教育，則“如金之再鑄，如驥之方御躍”，“克學而神悟”。

　　“冒哀上書”

　　“北宋偉大的政治家、文學家、軍事家、教育家范仲淹，在歷史上的地位顯得越來越顯赫。這是因為他的思想積極、偉大，發(fā)揮過推動中華歷史前進的作用�？墒�，一般人只知道范仲淹的《岳陽樓記》震撼人心，不知道還有一則《上執(zhí)政書》，更能顯示出他偉大的政治遠見�！渡蠄�(zhí)政書》是他公元1026年寫給宰相府的萬言書奏章，比‘慶歷新政’早17年，比寫《岳陽樓記》早19年。”張學勇說。

　　《宋史》范仲淹列傳的最后結(jié)論寫道：“論曰：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諸賢，無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即《上執(zhí)政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為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shù)語，生平事業(yè)備見于是。豪杰自知之審，類如是乎！考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后樂之志，海內(nèi)故已信其有宏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為，其讓古人哉？”

　　這是《宋史》對范仲淹的“蓋棺定論”，把范仲淹與諸葛孔明相比，把《上執(zhí)政書》與《隆中對》相比。此外，在《范仲淹全集》和《東都事略》等歷史文獻中也有類似評論，足見其歷史價值。

　　《上執(zhí)政書》產(chǎn)生的歷史背景是，北宋王朝從公元1012年開始，朝政利用“儒、道、釋三教合一”的方針治理國家，真宗皇帝曾依宰相王欽若主張，以降天書、封禪泰山、濫修寺觀等蠱惑群眾。至真宗駕崩，由于仁宗年幼（才13歲），皇太后執(zhí)政，宦官挾政，寇準也被罷相，國家隱患日益加劇。范仲淹寫《上執(zhí)政書》之時，仁宗皇帝才16歲，范仲淹已經(jīng)歷了十年官宦生涯：他從獄訟、刑律、鹽稅以及總役海堤工程中，深刻體驗了百姓之苦、官宦之腐、政弊之劇、國家之患；目睹冗官、冗費嚴重，土地兼并日益加劇，邊備久廢，西、北夷狄虎視眈眈等多種隱患。

　　此時，范仲淹在做興化縣令，主修泰州捍海堰堤，突然母喪去官，回到了他的成才之地應天書院（李氏夫人故鄉(xiāng)在商丘）。他已經(jīng)在此之前，在《奏上時務書》中向太后提出：“言路未廣，忠臣未勸”、“貪者益勵其爪牙，廉者悉困于寒餓”、“倘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于上，風壞于下，恐非國家之福也”的建議�？墒�，得不到太后的重視。

　　至公元1026年，范仲淹母親喪事既辦，個人的私痛和寂寞很快就升華到憂國憂民的境界。范仲淹以史為鑒，深知國家隱患的嚴重性，他以超乎常人的預見性、強烈的愛國心、高度的責任感，“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他破除“守喪不言國事”的禁律，“冒哀上書”，向宰相府提出迫切改革的方案，這便是《上執(zhí)政書》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

　　如何“致君于有道”

　　《上執(zhí)政書》大體內(nèi)容是建議朝政“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聽”六項十八字的改革方針，具體到“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選舉、敦教育、舉將才、保直臣、斥佞臣”等九項內(nèi)容里。

　　《上執(zhí)政書》里寫道，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才、實邊郡，使夷不亂華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于有道也。意思是，要鞏固國家政權(quán)，首先要選好縣令、郡守，以救老百姓的災難；要富民，首先要制止游手好閑、閑散人員，開展生產(chǎn)；要重視名器、重視任用賢才，就要嚴格選舉用人，促進教育，使人才輩出；要加強軍事、武備邊防，就要培養(yǎng)軍事人才、充實邊防，使外夷不敢亂侵中華；要杜絕奸雄，就要朝廷沒有過失，百姓沒有怨言，以杜絕奸雄騷亂的機會；要使國家能夠隨時聽到正確意見，就要保護忠直的官吏、排斥奸佞之人。

　　范仲淹通曉吏風民情，語真情切地寫道：“某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職之士。衰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注：饋贈的禮物、賄賂），動輒徇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茍且，舉必近名……薄書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力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藝不增，孝悌不勸。為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

　　“又觀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尚迎送之勞，有貪燕射（注：泛指宴飲作樂）之逸；或急急于富貴之援，或孜孜于子孫之計，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

　　范仲淹在此段奏章中將郡縣官吏的腐敗作風和對國家的危害揭露得淋漓盡致，論述了“路線確定之后，干部是根本的因素”的道理。此外，他在書中還道出了如何針對以上弊病進行改革的具體辦法，闡述了“一郡之間，生靈數(shù)萬，反可輕授于人乎”的重要。

　　范仲淹深入了解民情，十分關心物價對農(nóng)民的影響，他不單單有愛民思想，同時對“六業(yè)浮民”的危害也非常重視，他在“厚民力”中寫道：

　　“今又六業(yè)之中，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于農(nóng)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nóng)不困乎？某位谷帛之貴由其播藝不增而資取者眾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眾也。”

　　“京畿三輔五百里內(nèi)，民田多隙，農(nóng)功未廣，播藝之家，古皆督責；今國家有勸農(nóng)之名，無勸農(nóng)之實。每于春首，則使移文于郡，郡移文于縣，縣移文于鄉(xiāng)；鄉(xiāng)矯報于縣，縣矯報于郡，郡矯報于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

　　寥寥數(shù)語，把冗官腐吏欺上瞞下的作風和危害揭露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

　　《上執(zhí)政書》在“重名器”里還談到了人才培養(yǎng)方面存在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迫切性：

　　“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人。今士才之間，患不稽古；言不及道，心無存誠；責其能政，百有一焉……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范仲淹認為，現(xiàn)在人才缺乏，官吏、文人之間不談論治國之“道”，心中對于治國也不存在忠誠。如果嚴格要求有能力的官吏，百不挑一。用人才不挑選，賢良的人才如何進升？用人才只挑選，不培養(yǎng)，賢良的人才，由誰來繼承呢？

　　范仲淹一方面吸收了道家“以政治國”、“以道佐人”的政治理念，一方面又摒棄道家“不尚賢”、“絕學無憂”的消極主張，而遵循儒、墨兩家“尚賢”的主張。這就將中華古代文化的精華匯為一體，形成了他獨有的“范學”內(nèi)涵，他的教育思想在其以后的歷代政統(tǒng)中被寵為上策。

　　《上執(zhí)政書》里，更顯示了范仲淹的軍事天才和深遠的政治預見性。他在“備戎狄”里寫道：

　　“育將才、實邊郡，使夷不亂華者，何在？蓋聞古之善御戎狄者，將不乏人，則師戰(zhàn)而不韌；邊不乏廩，則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

　　“今兵久不用，未必有負，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鑒矣。以仍聞延邊諸將不謀方略、不練士卒、結(jié)援弭謗、固祿求榮。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之邊民未豐，邊廩未實，下武之際，兵寡食足，如屯大軍，必煩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矯，深入之虞，未可量也。”

　　范仲淹認為，要防御外侵，就必須培育將才、充實邊防，使外族、外國不敢對我有妄想。自古以來，善防御者，首先要有良將，而且要訓練有素，做到有征無戰(zhàn)；邊防不缺糧草。敵人來圍城了，居高臨下，固若金湯。敵人懷疑又害怕，怎么敢隨便深入？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上執(zhí)政書》未被重視，15年后，邊關更虛，西夏入侵，堂堂大宋無力抵抗，將亡地失。仁宗皇帝這才意識到《上執(zhí)政書》的分量，重新起用“三貶”江南的范仲淹西疆御敵。范仲淹目睹邊疆殘垣斷壁，將荒兵殘，憂憤不已，仍然采用他的“育將才、實邊郡”、“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安必慮危，備則無患”的方針，最終使“師戰(zhàn)而不韌，狄疑且畏，罔敢深入”，達到了兵法“兵不血刃”的最高境界，三五年內(nèi)，就結(jié)束了一場幾十年的戰(zhàn)爭。

　　《上執(zhí)政書》還對“杜奸雄”作了深刻的闡述：

　　“天下奸雄，無代無之；或窮為夜舞，或起為大盜，伺朝廷之過，孰以為辭……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但他的建議并沒有得到太后的重視。多年后，范仲淹出將入相，仁宗皇帝再三要他起草改革方案，范仲淹哭笑不得，向皇帝說：“然事有先后，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盡管如此，還是進行了一次全國性的“慶歷新政”，其內(nèi)容，還是基本上以《上執(zhí)政書》為藍本的。（首席記者李紅軍通訊員孫綱文圖）【原標題：“一座書院開啟一代興學風”系列三“冒哀上書”留下宋版《隆中對》】

　　商丘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