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對著的，是綿延逶迤的城郭；背倚著的，是古老的城墻；周圍環繞著的，是清波蕩漾的水域。這便是應天書院的所在了。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應天書院有了一種特殊的氛圍：穿越城郭，是遠世的寧靜；回望古城墻，卻是現代都市的喧嘩，站立書院，市聲離得很近，卻又很遠，靜謐離得很遠，卻又很近。

　　這正是應天書院的特色之一。

　　北宋一代有四大書院，分別為應天書院、嵩陽書院、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但四大書院中，應天書院卻有著自己獨到的地方：

　　一是另三家皆遠世而居，地處偏遠，只應天書院建于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或說都市邊緣，追求讀書的寧靜，卻也不排斥社會熱點，一切行為的初衷皆直指社會，所以在其時，人氣頗旺；二是另三家書院主要是因理學學術中心的定位而存在，而應天書院所從事的教育內容更廣泛、更具有現實性，視野更為開闊，培養出來的學生能夠便捷地掌握濟世之道，得到朝廷的認可和器重；三是應天書院保留著濃厚的官辦特點，兩宋期間，只有應天書院得到了官方的整體承認，是四大書院中唯一被升入國子監的。

　　應天書院伴隨了北宋168年的政治生涯，對于北宋的政權鞏固、人才培養和教育普及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一千年來的中華教育史上，其地位沒有能取而代之的。

　　宋史有“州郡置學始此”之載，“天下庠序（注：泛稱學校或教育事業），視此而興”。有宋一代先后出資予以扶持，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應天知府李及上言：“本府書院，甚有學徒，自建都（指改名南京）以來，文物尤盛，欲望量于發解進士元額之外，乞添解三人。”明正言順地向上級伸手要待遇。仁宗景�潭�年（公元１０３５年），官府又撥給學田十頃，充作學校經費。明道二年（公元１０３３年），朝廷又準許應天書院“置講授官一員”。這種由中央政府在人力、財力上的支持，是一般地方書院所不能得到的。到了元代，大書法家趙孟瞓更是在《義學記》中道：“宋初時天下有四大書院，應天書院為首……”

　　明年（２００９年）是宋真宗賜匾應天書院一千周年紀念日，應天書院再次為世人所關注，應天書院為何在當時的四大書院中唯一升為國子監？為什么被皇家所重視？日前，記者來到應天書院一探究竟。

　　文化商丘孕育應天書院

　　書院是唐宋至明清出現的一種獨立教育機構，是私人或官府所設的聚徒講授、研究學問的場所。書院與藏書閣，相當于今天的高等學府與圖書館，是名流學者們的講經論道之所，文人學士們的向往之地。

　　中國的書院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東漢時期，當時稱作“精舍”或“精廬”。“書院”一詞最早出現在唐代，史載，玄宗時政府設立集賢、麗正兩處書院，但那時的書院任務還相當單純，主要承擔著國家圖書館的功能。進入宋代以后，由于統治當局對文化教育事業的重視，學校教育異常發達，至徽宗時期，全國由官府負擔食宿的州縣學生就達十五六萬人。而在以宋朱熹為首的一代大儒和眾多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的不斷推動下，中國書院制度逐漸成熟，其功能也趨于多樣，僅北宋就有規模建制的書院３８所，其中最為著名、成就最高、名人輩出的就是包括應天書院在內的“四大書院”。

　　應天書院為五代后晉時的商丘人楊愨所開辦，史料載“學子不遠千里而至”、“遠近學者皆歸之”。

　　《商丘縣志》載：“宋人書院，猶存古遺。今郡縣邑爭立義學，亦源流之意……宋應天府書院，在舊城州治東。”“舊城”指北宋應天府——南京，現在的商丘市睢陽區南湖旅游景區。

　　北宋政權建立后，實行開科取士。因這里人才輩出，百余名學子科舉中第者竟多達五六十人。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１００９年），真宗帝大嘉嘆，正式賜額為“應天書院”。范仲淹來應天書院求學，后娶妻生子，在商丘落戶，并擔任應天書院掌學主教。宋仁宗景�淘�年（公元１０３４年），應天書院改為府學，官府撥田十頃，充作學校經費。慶歷三年（公元１０４３年）改為南京國子監，與東京開封和西京洛陽國子監同為當時的最高學府，相當于現在的社會科學院。

　　其后，書院在曹誠等人尤其是應天知府、著名文學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有大的擴展，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師在此任教，更讓其顯盛一時，后人還立有《范文正公講院碑記》以茲紀念。

　　不過，書院在商丘古城南湖的最早地址現已不存，明正德六年書院遷至城內，即現中山東二街路北一帶，現存少量遺跡。明代與書院相鄰的文廟現在尚存大成殿、明倫堂、月芽池等建筑，大成殿為祭孔之地，明倫堂為學子應試之地。

　　如今，應天書院修復工程被列為河南省和商丘市的重點工程，總投資１９２０萬元，占地面積５２畝，由河南大學古建筑研究院設計，整個書院布局由南向北依次為影壁、牌樓、大門及東西側門、前講堂及東西側門、明倫堂及東西配房、藏書樓及東西側門、饌堂、教官宅、崇圣殿、東西偏房、魁星樓及東西廊房。

　　應天書院的誕生，離不開商丘這片歷史厚土的孕育。商丘在前商為都，春秋為宋都，漢為梁郡，唐稱睢陽，宋初又改為宋州。真宗景德三年（公元１００６年）改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１０１４年）升為南京。這里是宋太宗趙匡胤的發跡之地，“北宋”的“宋”即源于此。當時應天府為北宋陪都，又是北宋經濟、交通、文化中心，它“南臨汴水，西牽京師、禁喉關陜、東蔽江淮、舟車涌會”。

　　應天書院之所以產生于商丘，更深的原因是這里有豐厚的古文化積淀，因為老子、孔子、墨子、莊子等大家都曾在此頻繁活動、講學。老子故里太清宮，距此６０公里；孔子、墨子均為宋國人，國都在商丘；莊子故里蒙墻寺，距此２５公里。春秋文明產生了儒、道、墨、法四大學派，其中儒、道、墨三家均與豫東密切相關。郭沫若先生在《青銅器時代》一書中指出：“中國的思想史上，老子、孔子、墨子這三位大師出現以后，在春秋戰國年間就演繹出了一個學術的黃金時代”，“展開了中國思想史上燦爛的篇章”。西方學者雅斯貝斯也斷言：“在公元前５００年左右的人類，出現了一個文化軸心時代，人類的四個文明古國各自按照自己對世界的看法，提出了超越性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確定了各自的思維方式……人類至今的文化，依然是這四種文明和思維方式的延續、發展和變化。”他指出的這個“文化軸心時代”，正是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代。

　　源遠流長的教育史

　　除了文化的深厚積淀，從教育歷史來說，商丘也是可圈可點，源遠流長。據《商丘縣教育志》“商丘教育大事記錄”載：公元前１６世紀，商湯滅夏，在商丘建立商朝，商朝設置了“庠”、“序”等。公元前１１世紀，西周初年，微子啟封于宋，都城商丘，“國學”與地方建“庠”并存。

　　歷史記載了發生于商丘的教育大事：

　　公元前４９２年（周敬王二十八年）孔子周游列國至宋，習禮講學。

　　公元前４７５年，戰國初，墨家學派創始人墨翟為宋國大夫，在宋興學。

　　公元前３４９年（周顯王二十年）孟子率徒數百人，車乘十乘，到宋國講學。

　　莊周是戰國時期道家學派的主要代表，他也在這一帶活動。楚威王曾以重金聘請為相，被他拒絕。莊周終生從事教育和著述，有《華南經》存世。

　　公元前２０６年，西漢梁孝王劉武在孔子講學處筑“文雅臺”紀念孔子講學。

　　公元６２４年（唐高祖武德七年）皇帝下詔辦學，商丘稱宋州，州學設置經學、醫學兩科。

　　公元９３６年~９４７年，虞城邑人楊愨在城內建“睢陽書院”，楊愨死后戚同文繼續執教，楊愨“力學勤志，不求聞達”，樂為教育，在睢陽聚徒講學，受到趙直將軍的支持。楚丘人戚同文，從小雙孤，寄養在祖母的娘家。他聰慧過人，苦讀經書，后被楊愨收養，楊愨以妹相許。五代亂世，戚同文立志不仕，決心以德行感化鄉里，盼天下統一，故更名“同文”。戚同文繼承楊愨的教育事業后，仍受趙直將軍支持。公元９６０年北宋建立，當年二月就開科考試，書院出進士八人。其后，書院人才輩出，名揚四海，有“七榜五十六”的美稱。其中宗度、許驤、陳象輿、袁象先、郭成范、董循、王礪、騰涉等皆踐臺閣，因而戚同文成為北宋初年著名教育家。

　　公元９７６年，戚同文卒，學校一度中斷。

　　公元１００９年（真宗大中祥符二年），邑民富人曹誠，在戚同文舊學之地出資三百萬金，造舍一百五十間，聚書一千五百卷，并于次年聘戚同文之孫戚舜賓為主持，太原常？博士任教務，建立了書院。“博延眾生，講習甚盛”，愿以學舍入官，真宗皇帝大為嘉嘆，“面可其奏”，下詔表彰，端明殿學士盛度“文其記”，前參知政事陳堯佐“題其榜”，賜名“應天府書院”，《宋會要》里載有１００９年農歷二月二十四日對書院賜額的這份詔書。

　　從此，應天書院取得了官學地位。作為宋代的地方官學，應天書院與曲阜文宣王廟建立較早，宋人有“州郡置學始此”之載。

　　學院的基本課程是儒、道、墨家經典《詩》、《書》、《禮》、《易》、《樂》和《墨子》、《道德經》、《春秋》等，“博涉百家九流之說”。

　　公元１０２６年至１０２８年，范仲淹主持應天書院，同時還教授《藝文》和《易經》兩門課。范仲淹在此留有眾多遺文，如《上執政書》、《南京書院題名記》、《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唐異詩序》等。其時，書院學生會按照不同專長而入讀各項分科，課程主張學以致用，提倡實地考察，即所謂“明體達用”。范仲淹說：“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於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在“經濟之才”的總要求下，還要培養專業人才。他主張選拔人才要德才兼備，且首先注意德。

　　公元１０２７年，書院學生王堯臣、趙鰖分別中得狀元和探花。

　　范仲淹繼承戚同文“天下同文”之志，“以天下為己任”，以“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浮云我決，良玉我切”的博大胸懷，為北宋培養大批人才，如王堯臣、趙鰖、張方平、富弼、孫復、石介等。史載有“宋人以文學有聲于場屋者，多其所教也”。于是，“天下庠序，視此而興”。

　　公元１０３５年（景�潭�年）應天書院改為府學，撥學田十頃。

　　公元１０４３年（慶歷三年）范仲淹參政“慶歷新政”，應天書院升為南京國子監學，與東京（汴京）西京（洛陽）的國子監并列為北宋最高學府。范仲淹提出“精貢舉、擇官長”等十項改革主張，改革當時教育系統，應天府先行實施改革，一改當時崇尚辭賦的浮淺學風，重經義、重時務、重實際。

　　公元１０６９年（神宗熙寧二年）王安石變法，書院實行“三舍法”改革學校制度。

　　應天書院歷經北宋一百余年而不衰，在宋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首席記者李紅軍通訊員孫綱文圖）【原標題：“一座書院開啟一代興學風”系列一　文化厚土孕育明星書院】

　　已修復的應天書院大殿

　　楊愨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