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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某種意義上說，范仲淹屬于應天書院，但應天書院不屬于范仲淹，應天書院的輝煌照亮了范仲淹一生，但范仲淹的輝煌只是應天書院的一篇華章。

    想想，“應天”這個名字真可謂一詞藏海。四大書院均以地名命名，嵩陽書院以嵩山命名，岳麓書院以岳麓山命名，白鹿洞書院以白鹿鎮命名，應天書院以應天府命名。同樣是地名，但就能有所不同。之于它們，應天書院首占一個“天”字，而且是“應天”。

    應天何意？一個詞不再僅僅于一個詞條的話，那要怎樣解讀？怎樣的解讀才能全景式還原這樣一座書院，曾經的艱辛，曾經的滄桑，曾經的尊貴，曾經的輝煌？怎樣的詮釋才能盡致地表達這樣一座書院，千年的歷史，千年的文化，千年的積淀，千年的經典？

    加之范仲淹的影響，應天書院不僅在歷史上，而且在當今這個時代，其凸顯出來的地位和價值，不僅僅是政治上的，更有思想上的，文化上的，以及學術上的，而且是教訓，是借鑒，更有反思，有啟示。

    當前，嵩陽、岳麓與白鹿洞三座書院都已成立國家級基金會，運用世界力量進一步發掘自身魅力，拓展自身影響力。在這方面，應天書院起步晚了。但與之締結書院聯盟，攜手打造國學大講堂，這位“老大哥”仍具有一呼百應的號召力。

    前不久，天安門廣場東側立孔子像就是一個信號：國學作為傳統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的信仰載體，終究要從文獻、典籍中搬到歷史的前臺上來。到那時，四大書院就是搭臺表演的最好地方。而作為“四大書院”之首的應天書院，責無旁貸。

    一座府城何以叫應天

    “應天”一詞，最早出現在伏羲時期的《簡易道德經》里：“推天說：一無天，二少天，三常天，四順天，五應天，六違天，七采天，八取天，九納天。”這是太昊伏羲以簡易圖推理出的天象。從一切順天發展到應天，表明人們思想的進步。“應天”意思是“響天”，這是一種人心虔誠，即便為生活，也不違背天的想法。歷史實踐表明，“應天”并非迷信和偽科學，不是逆自然、逆潮流而動，而是一種“順應天時”“響應天意”的智慧之舉。

    商丘何以稱應天呢？這淵源一定要扯到大宋開國皇帝趙匡胤身上。

    商丘在古代，尤其是五代到北宋，是除東京開封和西京洛陽之外的第三大城市，地位特別顯要。后周時，趙匡胤官做禁軍總帥。老皇帝駕崩后，登上帝位的小皇帝年僅7歲，朝中大權旁落到一群老臣手里。顯德六年七月，小皇帝下詔命趙匡胤“領歸德節度使”，衙門就設在當時的宋州（今商丘）。這表面上看似一份榮耀，實則將兵權在握的趙匡胤支離開封，分散他的軍權。早已在動蕩中諳熟實務的趙匡胤，敏感地嗅出了這樣的“不幸”，于是到歸德節度使任上不足半年時間，便發動了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一步登頂。

    古人很講究“龍潛”，趙匡胤以歸德節度使起家，商丘順理成章便成了他的“龍潛之地”，即大宋王朝的發祥地，國號大宋也源于此，個中意義已非比尋常。

    而商丘稱應天府，卻是在宋朝立國46年后，宋真宗因太祖皇帝曾受群臣尊號為“應天廣運仁圣文武至德皇帝”，便將原本還叫宋州的商丘更名應天府。像人們比較熟悉的晏殊就曾擔任過應天府府尹。

    當時的應天府是最適合人居的優雅城市，有些官員退休，就選擇在這里安度晚年。如今珍藏在美國佛利爾藝術館的《五老圖》，畫中的睢陽五老，并非都是睢陽人。根據南宋《齊東野語》記載：“至和五老則杜衍‘丞相，祁國公，八十’、王渙‘禮部侍郎，九十’、畢世長‘司農卿，九十四’、朱貫‘兵部郎中，八十八’、馮平‘駕部郎中，八十八’……前輩耆年碩德，閑居里舍，放縱詩酒之樂，風流雅韻，一時歆羨。”至今在古代的繪畫、磚雕、木刻、刺繡等一些美術作品中還能領略到《五老圖》的風采。睢陽五老及《五老圖》可謂商丘古城歷史上又一大文化風景。

    前行中的商丘，“應天”“響天”的嬗變不止一次，包括擺上臺面的，擺不上臺面的。但有一點不可否定，他們在摧枯拉朽中推動了歷史。

    一種輝煌何以不再而名字卻永不暗淡

    北宋時期有四大書院：河南商丘應天書院、江西廬山白鹿洞書院、湖南長沙岳麓書院、河南登封嵩陽書院。商丘應天書院被尊為“四大書院”之首。

    應天書院從學舍到書院，從私學到國子監，從一次輝煌步入又一次輝煌，除范仲淹外，楊愨、戚同文、曹誠三人開創性的貢獻功照千秋。

    楊愨可謂應天書院的開山試斧者。約于公元930年，五代后晉時的宋州虞城邑人楊愨應時代之需，開辦起“睢陽學舍”，就是應天書院的前身。楊愨得趙直將軍支持，一生“樂于教育，聚徒執教”。

    戚同文是宋州楚丘人，從小雙孤，聰慧過人，日誦一卷，被楊愨收養并送讀《禮記》。后在楊愨的教導和影響下，讀書累年不解帶，通古今經史。

    戚同文繼承了楊愨的教育事業，從孔子的“有教無類”和秦始皇的“書同文、車同軌”，力行到“天下同文”，故取名“同文”，被尊為北宋初期著名教育家。楊愨后來將自己的妹妹許他為妻，同時也把“睢陽學舍”托付于他。

    戚同文死后30余年，應天府人曹誠，在原有基礎上，造學舍百五十間，聚書千余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不久，曹誠聘戚同文之孫戚舜賓為主持，將學校“入官”。這也是應天書院的一次應時之舉。宋真宗皇帝

    表彰他的義舉，下詔賜額“應天府書院”，并將書院升格為南京國子監，成為國家學府。公元1011年，學子張師德（睢縣人）考中狀元，四方學子復輳。此年，范仲淹也慕名來到應天書院求學。

    應天書院曾創下“七榜五十六”的輝煌。據《宋史》和《中國通史》載：“北宋太祖年科舉考試每年一次，每次錄進士十人左右，十六年共錄九十六人。”據不完全統計：961年狀元張去華（睢縣人）、 967年狀元劉蒙叟（宋州寧陵人）、968年狀元柴成務（宋州楚丘人）。“大中祥符二年詔書”中的許驤、宗度、郭成范、董循、陳象與、王勵、滕涉等7人都是戚同文的門人。范仲淹的岳伯李昌圖（宋州楚丘人，國子監博士）、李昌齡（太宗宰相）、岳父李昌言（太子中舍）兄弟三人均為“七榜五十六”人員。太宗年樞密使楚昭輔，轉運使李惟清、王懷隱、向敏中（均宋州人），以及戚同文的兒子戚維、戚綸也是戚同文弟子……應天書院造就如此眾多的人才，在宋初書院中實為少見。

    一座書院如何參與日益激烈的“文化逐鹿”

    歷史在今天已步入一個文化創意時代，文化的復活離不開“創意”。顯然，應天書院千年的文化積淀，以及豐厚的閃耀著際遇的文化符號，綜合起來，是其他任何一處書院都難以媲美的。而在當下日益激烈的“文化逐鹿”中，它要怎樣突圍？

    明正德六年，應天書院隨商丘古城遷城遷至城內大隅首東。現仍存有大成殿、明倫堂、月牙池等建筑，原大成殿內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倫堂為學堂，這兩座建筑均為歇山式建筑。大成殿為祭孔之地，明倫堂為應試之地。后在宋欽宗時毀于戰亂。直至明嘉靖時，御史蔡璦又在商丘城西北隅以社學改建，沿用舊名。但不久，宰相張居正于萬歷七年（1579年）下令拆毀天下所有書院，應天書院沒能逃過此劫。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知府陳錫格重修應天書院，但短暫的輝煌后又被廢止。

    今天的應天書院新址遷至商丘古城南城門外東湖區，修復工程當初被列為河南省和商丘市的重點工程，總投資1920萬元，占地面積達52畝，委托河南大學古建筑研究院設計，整個書院布局由南向北依次為影壁、牌樓、大門及東西側門，前講堂及東西側門、明倫堂及東西配房、藏書樓及東西側門，教官宅、崇圣殿、東西偏房、魁星樓及東西廊房。

    應天書院建成后，商丘古城旅游將開展古文化建筑游和學術游。怎樣對外打出學術游這張牌？顯然，這樣一座書院是用來講國學、興國學的地方，屆時與各大院校合作開設國學講壇，邀請著名的國學大師定期解讀傳統國學，展示古代教育場所的獨特文化氛圍，以及豐富商宋文化內涵，這的確很值得期待。置身千年前的“清華”“北大”，飽受先賢教誨，盡享文化沐浴，這樣的出游是不是自有一番風味在心頭？

    一座書院雖“委身”商丘，卻擁有國家概念及國家意志。這不僅僅因為范仲淹的光環籠罩，更是應天書院自身的魅力再現。

    一度作為“四大書院”之首的應天書院，在與之同名的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嵩陽書院成為旅游“熱寵”的今天，她卻顯得有些沉默和無奈了。而事實卻也讓我們看到，應天書院作為歷史給予商丘的深情眷顧，其品牌“先天”具有的國家概念以及“后天”培育出的國家意志，都是不朽的。應該相信，應天書院的品牌重塑和重拾輝煌，不僅可能，而且倚馬可待。（策劃/張浩哲 　■文/晚報記者 班琳麗）【原標題：應天書院：一個難以暗淡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