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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興，天下州府有學始此”，“學子不遠千里而至”，“遠近學者皆歸之”，“七榜五十六”……這些散落在地方府志以及國家文獻典籍中的記載，便是當初應天書院譜下的輝煌史詩。然而，一度作為“四大書院”之首的應天書院，在與之同名的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嵩陽書院成為旅游“熱寵”的今天，她卻顯得有些沉默和無奈了。而事實卻也讓我們看到，應天書院作為歷史給予商丘的深情眷顧，其品牌“先天”具有的國家概念以及“后天”培育出的國家意志，都是不朽的。應該相信，應天書院的品牌重塑和重拾輝煌，不僅可能，而且倚馬可待。

    關鍵是，在全國一輪又一輪不見硝煙卻喊殺四起的文化逐鹿中，為了一鳴而驚動天下，重遷和新建的應天書院要怎樣從容“出牌”？

    應天書院的國家級概念

    古代的讀書人遠遠不如現在的人幸運，想要深造，只有千里迢迢到一處叫“書院”的地方去，懷抱朝圣般的心情，背上行李和干糧步行前往。書院的清苦生活自不待言，粗茶淡飯，挑燈夜讀。在古代，這個地方就相當于今天的大學，全國僅有寥寥的幾所，伴著書聲與淡淡的墨香，成為文人學士們的向往之地。這其中，范仲淹與應天書院，當是最為經典的一段佳話。

    北宋時期有“四大書院”：河南商丘應天書院、江西廬山白鹿洞書院、湖南長沙岳麓書院、河南登封嵩陽書院。商丘應天書院為“四大書院”之首，因位于北宋四京之一——南京應天府而得名。

    應天書院為五代后晉時的商丘人楊愨所開辦，后經其學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發展。北宋政權建立后，實行開科取士。因這里人才輩出，百余名學子科舉中第者有五六十人。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州人曹誠愿以學舍入官，并請戚舜賓主持。同年，應天府知府把這一請求上報朝廷，宋真宗大為贊賞，立即批準，并使端明殿學士盛度著文評記其事，前參知政事陳堯佐題寫匾額，正式賜匾額為“應天書院”。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 年），應天書院改為府學，官府撥田十頃，充作學校經費。后改稱南京國子監，與東京開封和西京洛陽國子監同為北宋的最高學府。

    后該書院在曹誠等人尤其是應天知府、著名文學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擴展、光大。此后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師在此任教，更使得應天書院人才輩出，顯盛一時。明正德六年遷城，應天書院隨之遷往今商丘古城內小隅首街北。現仍存有大成殿、明倫堂、月芽池等建筑，原大成殿內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倫堂為學堂，這兩座建筑均為歇山式建筑。大成殿為祭孔之地，明倫堂為應試之地。

    應天書院在歷經了輝煌后，在宋欽宗時毀于戰亂。直至明嘉靖時，御史蔡璦又在商丘城西北隅以社學改建，沿用舊名。但不久，宰相張居正于萬歷七年（1579年）下令拆毀天下所有書院，應天書院沒能逃過此劫。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知府陳錫格重修應天書院，但短暫的輝煌后又被廢止。

    說起對應天書院的開發，睢陽區旅游局局長盛鵬表現出極大的興致、熱情和信心。他侃侃而談：“當初的應天書院改稱南京國子監，相當于現在的社會科學院，那是‘國字號’的規格啊。《歸德府志》載‘州郡置學始此’、‘天下庠序，視此而興’……由此可見，應天書院處在1000年來中華教育史上的地位，沒有能取而代之的。因此修復重建應天書院，意義不僅在旅游，在增長地方經濟，更在于繼往開來，傳承既往的優良傳統，開啟書院的新未來。”而這，正表達了應天書院雖“委身”商丘，卻擁有國家概念及國家意志的最具力量的注釋所在。

    范仲淹政治思想的民族影響力

    范仲淹作為中華民族史上極具影響力的一位歷史文化名人，而成就范仲淹極其政治思想的，正是有著悠久歷史和厚重文化積淀的可謂“中華哲學與思想故鄉”的商丘這方厚土。

    范仲淹是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來應天書院讀書的，在這里被培養成一代大賢。“瓢思顏子心還樂，琴遇鐘君恨即消。”這是范仲淹《南都學舍書懷》一詩中的句子。詩中“瓢思顏子心還樂”和“澗松何必怨山苗”兩句可見青年才俊范仲淹有著積極達觀的處事思想。而少年時期范仲淹的經歷極其坎坷，襁褓之中時他失去父親，母親帶著他改嫁，這在他幼小的心靈深處早早就打下了寄人籬下的烙印。繼父曾經強迫范仲淹學習商賈技藝，年少的他不喜歡，唯一的心愿就是讀書。23歲時，范仲淹慕名來到了應天府，斷絕了一切家庭供給，開始了應天書院5年的苦讀歲月。他“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繼，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處南都學舍，晝夜苦讀，五年未嘗解衣就枕”。范仲淹這種苦學精神，被稱為“顏回轉世”。

    這從范仲淹“斷齏畫粥”的故事中，可管窺一二。范仲淹在應天書院苦讀期間，常常將自己關在屋內，足不出戶，手不釋卷，通宵達旦。由于家貧，他的生活也十分艱苦。每天晚上，他用糙米煮好一盆稀飯，等第二天早晨上凍后，用刀劃成4塊，早上吃兩塊，晚上再吃兩塊。沒有菜，就切一些咸菜下飯。范仲淹對商丘產生的深厚情感，也使他最終選定宋州楚丘李氏（宋太宗時的參知政事李昌齡的侄女）為妻。

    從此，范氏家族與商丘結下永久血緣。他的孩子也多生長在這里，被稱為“睢陽少年”，職田也封在這里。至今虞城縣利民鎮的“范文正公祠”遺址、寧陵“三郎秀才書信”和宋代范氏田井等遺址，乃至《宋史》、《范文正公文集》、《年譜》等大量原始文字，都是有力的佐證。

    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聲如洪鐘大呂的千古絕唱，是范仲淹在什么樣的背景下慷慨發出的呢？自然，這里的“憂天下”，必然有“先知天下”的前提。知者獲智，智達高遠，的確，高度決定視野。所以說，應天府自古沿襲下來的人文歷史的影響，是無論如何不可忽視的外因。

    西方學者雅斯貝斯斷言：“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人類，出現了一個文化軸心時代，產生了人類的4個文明古國。人類至今的文化，依然是這4種文明和思維方式的延續、發展和變化。”這個“文化軸心時代”，正是我國春秋戰國時代。而春秋戰國“軸心時代”文化的集中發源地，老子、莊子、墨子故里和孔子祖籍均在當時的商丘或商丘南北不到100公里的范圍內。春秋文化給中華民族影響甚大，郭沫若先生指出：“中國的思想史上，自從有了老子、孔子、墨子這3位大師出現以后，在春秋戰國年間就演繹出了一個學術的黃金時代，展開了中國思想史上燦爛的篇章。所以，商丘一直是中華哲學與思想的故鄉。”

    范仲淹和應天書院，可謂這一黃金后時代的一座金礦，是“燦爛篇章”中的一篇后續名章。

    范仲淹在5年的苦讀生涯中廣泛接觸到了中華數千年的歷史和經典著作，其中儒、道、墨思想當在其首，儒家的“仁愛”、“忠孝”、“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積極處世的思想，以及道家、墨家的唯物辯證思想，尤其是逍遙客莊周的散文，以超現實的想象，語言栩栩如生，生動奇特，使哲理扎上了形象的翅膀，不可能不影響到青年上進的范仲淹。此外，范仲淹在書院苦讀大通六經之后，對于堯、舜、禹、商湯、周武王等歷代的惠政必然了如指掌，“古今時有致堯人”，“自有諸侯八百心”……可以說，5年晝夜不息的苦讀，促成范仲淹這位政治家和文學家獨立思想的形成。“與天下同文”，“以天下為己任”，一旦擁有了這樣博大的胸襟與高度的境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慷慨吶喊，也就水到渠成、順理成章了。

    應天書院該怎樣“出牌”

    應天書院修復工程當初被列為河南省和商丘市的重點工程，總投資1920萬元，占地面積達52畝，委托河南大學古建筑研究院設計，整個書院布局由南向北依次為影壁、牌樓、大門及東西側門，前講堂及東西側門、明倫堂及東西配房、藏書樓及東西側門，教官宅、崇圣殿、東西偏房、魁星樓及東西廊房。

    而今新建應天書院第二期主體工程“大講堂”即將在5月底完工。投入使用，對游人開放，想必來此“膜拜”以及置身其中享受文化沐浴、飽受先賢教誨的日子，不會太久了。

    4月14日，記者采訪到商丘古城旅游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衛東，他告訴記者，應天書院建成后，商丘古城旅游將開展古文化建筑游和學術游。至于怎樣對外打出“學術游”這張牌，張衛東這樣介紹：“應天書院講堂復原單體工程由河南大學古建筑設計研究院設計，為一層仿宋式古建筑，建筑高度12米，建設面積387平方米，建設資金103萬元。講堂工程于2009年8月12日開工建設，截至目前已完成主體工程建設，現正在進行屋面瓦的鋪作，整體工程將于2010年5月底竣工。”應天書院講堂自然也是用來講國學、興國學的一塊圣地，那么由誰來講？張衛東則表示：“講堂建成后，書院將與各大院校合作開設國學講壇，并邀請著名的國學大師定期解讀傳統國學，增加游客的參與性和互動性。講堂的建設對于完善書院的講學、供祭、藏書三大功能，展示古代教育場所的獨特文化氛圍及豐富宋文化內涵，將發揮重要作用。”

    此后，就此問題記者進行走訪。古城文化名人尚起興表示贊成：“這是一個好的創意，也是應天書院的一個方向，值得推崇。”自稱“老商丘”的劉先生則表示擔憂：“好的點子都不難想，就怕虎頭蛇尾地做事。”熱衷看《百家講壇》的張學理先生態度很明確：“要請就請‘大牌’、‘大腕’，像易中天、于丹，讓他們來商丘講商丘，講商丘古今名人，講商丘古今的外來名人。那多有氣勢、聲勢，多造影響啊，想必全國的知名媒體也會不請自來。”的確，有時高“門檻兒”，更是品位和地位的象征。（作者: 文/晚報記者 班琳麗 圖/晚報首席記者 傅青）【原標題：文化逐鹿下 應天書院怎樣“出 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