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書，又稱“講圣諭”，群眾也稱作“勸世文”。清乾隆年間(1736—1796)善書活動已出現于原陽縣。據乾隆九年重修《陽武縣志》（札樂志）記載：“縣城內各大鄉鎮，俱立講約之所，每月塑望舉行。其先期預示鄉人夙興集于講約之所，至期俟官僚率紳衿耆行禮畢，眾以齒分左右立設案庭中，多約向案面北立，朗聲宣講”。講圣諭的場所，“在城者一處，在關廂者四處，在太平鎮一處，在延州一處，在齊亦集一處”。每逢廟會，信徒們搭起藍色布棚，形狀為前高后低。棚口，放一講臺（大馬踏凳上平放一塊木板，凳高五尺半），宣講人手拿鈴鐺不斷的搖響，聽眾聚攏后，即站在木凳上，再置宣卷本，照本宣科，有說有唱，到關鍵之處，再搖鈴鐺，以引起聽眾注意。清乾隆五十年(1785)在衛輝府萬善堂出現“宣卷”活動，萬善堂還設有木版印刷，專印善書冊子和經卷，并在廟會上出售。宣講的曲書目以《宣講釋義》為主，另外還有“三言”（《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二十四孝的故事。衛輝市的宣卷活動，至1930年前逐漸消亡。長垣縣的善書活動，是在明末清初。老藝人王云瑞，逢會必筑臺說善書，特別是縣城一年一度的二月十九大會，王在縣城南街書場宣講圣諭，競連說數十日，聽眾座無虛席。封丘縣的善書活動，多見于二、三十年代，每逢農歷初—和十五，在縣城隍廟內舉行。
   
    封丘縣的善書活動以設圣諭棚為主要方式，即由領棚的主事者，組織人員趕廟會宣講。據崔連登（城關鄉南崔莊人，91歲）回憶：其祖父熱心于講圣諭，不識幾個字，逢會總是帶領幾個人推著裝有圣諭棚的小車子趕廟會。其祖父謝世于民國十四年（1925年），壽70余歲。崔連登三十歲時投師于王洪勛（王村人），王至今有一百四十來歲。王三姑娘（王洪勛之妹，至今有一百余歲），終生未嫁，致力于說善書。每逢廟會，王三姑娘便通知有關人員，攜帶布棚及鍋灶趕會設棚宣講。圣諭棚由白粗布制成，可容納二百來人。棚后用布再搭一間房子，專供住宿用或作聚會用，隨棚者三五人不等，但四鄉趕會的眾多來人中，并不乏吃齋好善的虔誠者，在隨棚人員說唱后，他們在后邊屋內經過交談、結合和準備，便紛紛登臺，說唱自己熟悉的故事曲目。一般三天的廟會，他們也就輪流說唱三天。宣講方式一般是兩個人按照善書上的內容，一說一唱。每約二十余分鐘更換人員繼續宣講。在“圣諭棚”勸善者，不收錢財。其費用，從虔誠者平時的集資捐獻中開支。除了趕廟會之外，領棚者和隨棚人員，則各自回家務農或操持別的行業。崔連登保存的一本《宣講拾遺》系清同治十一年（1873年）由張岸登所選輯。此書分為六卷，四十五篇，繪有二十四幅插圖，其中的曲目有《五元哭墓》、《愛女嫌媳》、《至孝成佛》、《仁慈增壽》、《南柯大夢》、《訓女良詞》等，宣揚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忠孝節義，有的具有懲惡揚善的人民性。其唱腔簡易，但有人也唱的如泣如訴，婉轉動聽。1949年后，趕廟會設棚的形式不復存在。但在一些地方的街頭巷尾，仍有老人勸善說唱。“文化大革命“期間”衛輝府萬善堂印制的善書本子和經卷均遭焚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