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大坤說:“那是2005年9月,稻子剛黃的時候。欄目組先聽我唱了一遍,馬上扛著攝像機,拉著我直奔田里,我在田里邊走邊唱,一口氣錄了10首歌。記者連說不虛此行不虛此行。”
在老付所在的村子里,包括老付在內的8位農民歌手,央視記者一共錄了他們用本真的嗓子“喊”出的38首原生態民歌。
據媒體報道:“央視此次在新縣、商城、固始、光山、羅山等地錄制了近百首有濃郁特色的信陽原生態民歌。”
這些,不過是信陽5000余首民歌中極少的一部分。像付大坤這樣的農民歌手,“僅商城一地,便有百人左右”。
今天的信陽,不是信陽民歌最鼎盛時期,時間前推十余年,1989年的商城縣汪橋鎮天井村童粉坊,“一個村民組,100多人,唱得一般的有60多人,唱得較好的有40多人,唱得好的有8人,這8人最少的能唱100首,其中唱得最好的曹啟榮,能唱1000多首。”商城縣文化局干部朱大印說。
時間再前推數百年直至上千年,民歌與歌手更如滿天星斗。信陽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文化現象?
提起云南民歌,大家馬上想起《小河淌水》,提起陜北民歌,馬上想起《信天游》,提到江蘇民歌,馬上想起《茉莉花》,具有濃烈地域特征的民歌,賦予了一個地域鮮明的文化個性。但若提起信陽民歌,恐怕大多數人會搖頭。這導致的后果是,音樂界認為它數量雖多但不具有突出個性。上世紀80年代以前,介紹它的書刊極少。“具有深遠影響力的《中國音樂辭典》詳盡介紹了安徽的《慢趕牛》等單一體裁的民歌,具有龐大民歌體系、包含了所有民歌體裁及結構特點的信陽民歌卻只字未提。”信陽音樂人黃鐵成在文章中為此痛心疾首。這種對信陽民歌的嚴重漠視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長期以來信陽民歌作為一種自娛自樂的生活文化、應用文化,沒有市場可言,現在卻面臨著面對市場還是背對市場的矛盾,如果必須進入市場,應該以什么樣的姿態出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