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的五族共和、南北統一、民主立憲，從一開始就沒有真正奠定在一部真正能夠落實民主法治、憲政共和的憲法文本和國家契約之上。借用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六章中的一段話來說：“只要當制定法律的時候，就已經預見到這些特定的影響，那么，法律就不再僅僅是一個供人民使用的工具，反而成為立法者為了他的目的而影響人民的工具。政府不再是一個旨在幫助個人充分發展其個性的實用的機構，而成為一個‘道德的’機構——這里的‘道德的’一詞不是作為‘不道德的’反義詞來使用的，而是指這樣一種機構：它把它對一切道德問題的觀點強加于其成員，而不管這種觀點是道德的還是非常不道德的。在這種意義上，納粹或其他任何集體主義的國家都是‘道德的’；而自由主義國家則不是。”

    宋教仁案與“二次革命”

　　1912年8月10日，袁世凱以臨時大總統名義公布臨時參議院議定的《國會組織法》《眾議院議員選舉法》和《參議院議員選舉法》，下令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國會議員選舉。10月15日，為了配合全國范圍內的國會議員競選活動，國民黨參議員會在北京成立。10月19日，宋教仁、王寵惠等國民黨憲政派人士乘火車沿京漢路南下，各自返回原籍從事權為民所賦的國會議員選舉活動。

　　1913年2月1日，宋教仁在從武漢寫給北京國民黨本部諸位同黨的書信中，主要談到這樣幾項內容：其一，國民黨通過全國大選組織議會政黨內閣，以便與袁世凱當局實現在平等共和、民主立憲的制度框架內分權合作的大政方略。其二，一心想通過全國大選出任第一屆正式政府內閣總理的宋教仁，以候選總理的立場激烈反對袁世凱臨時中央政府在大選之前向西方國家大舉借債。其三，繼此前在致自己的私人秘書劉羹臣的私信中談到“與克強商議一切”之后，宋教仁再一次談到“因克強赴滬，尚欲一往與商一切”，從而凸現出一條關鍵信息：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國民黨內部“商議一切”的合作對象，并不是已經被他一廂情愿地架空虛置的國民黨理事長孫中山，而是剛剛辭去漢粵川鐵路督辦職務由武漢前往上海的湖南同鄉黃興(字克強)。

　　2月13日，宋教仁自漢口沿江東下，于2月15日抵達上海與黃興“商議一切”。國民黨理事長孫中山，絲毫沒有表現出與有望出任內閣總理的宋教仁“商議一切”的意愿，而是在此前的2月10日離開上海赴日本考察。

　　同年3月，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基本結束，在宋教仁等人主持經營之下，國民黨取得重大勝利。眾議院議員596人，國民黨得269議席，參議院議員274人，國民黨得123席，國民黨在參、眾兩院870議席中占有392席，雖然沒有超過半數，由于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加起來只有223席，國民黨依然可以憑借其相對優勢影響操縱參、眾兩院。國民黨的選舉勝利，進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制預期，在接下來的十多天里，他實際上是在從事一生中的最后沖刺。
　　3月19日，袁世凱通電全國，宣布于4月8日舉行國會開會禮。3月20日晚上，宋教仁應袁世凱邀請前往北京，在上海滬寧火車站準備乘車時被兇手武士英持槍暗殺。現場指揮武士英執行暗殺行動的，是前滬軍都督陳其美及其諜報科長應夔丞手下的主任科員吳乃文，與陳其美、應夔丞、洪述祖同為青幫“大”字輩大佬的前光復軍司令李征五的老部下陳玉生，以及從北京來到上海的廣東人馮岳君。

　　兇案發生后，國民黨在上海地區擁有最大份額軍政實力和情報系統的前滬軍都督陳其美，緊急展開針對應夔丞和武士英的緝兇活動，卻放縱了與應夔丞和武士英同等重要的犯罪嫌疑人吳乃文、陳玉生、馮岳君。隨著國民黨方面調動所有報刊資源展開疑罪從有、嫁禍于人的宣傳造勢，這樁并不復雜的刑事案件，被逐步放大升級為號稱“二次革命”的國內戰爭，案件本身的證據鏈條及事實真相，反而被人為地遮蔽了起來。

　　由于得不到最低限度的民意支持加上軍政實力過于懸殊，隨著主將黃興臨陣脫逃，國民黨方面的武裝力量在“二次革命”中像落花流水一樣一觸即潰。流亡日本的孫中山在陳其美等人支持下，不顧黃興、譚人鳳、李烈鈞一派人的堅決反對，另行創建秘密會黨性質的中華革命黨。宋教仁主持締造的在憲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內從事非暴力的議會選舉、陽光參政的現代議會政黨國民黨，被徹底斷送。已經進入司法程序的宋教仁案，也因此被強行中止并且被國民黨方面充滿黨派偏見的各類寫手以訛傳訛地反復改寫。一舉消滅國民黨軍政實力的袁世凱，在沒有政治反對派監督制衡的情況下，一步步走向他所夢想的皇帝寶座。

    太上國會與“天壇憲草”

　　1913年4月8日，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在新落成的眾議院舉行開幕典禮，參、眾兩院到會議員共682人，國務總理和各部總長及中外來賓列席會議。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沒有到場，而是委托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前來祝賀。當梁士詒代表總統致賀辭時，國民黨激烈派議員以袁世凱沒有親自到會為由加以拒絕，一開始就把國會與政府置于尖銳對立的敵對狀態。在國民黨激烈派議員的感染鼓蕩之下，一部分非國民黨籍議員也逐漸養成太上皇式的議會至上、專權訓政的極端思維。

　　第一屆國會太上皇式的議會至上、專權訓政的政治特色，在被通稱為“天壇憲草”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討論制定過程中，表現得最為充分。國會開幕之后立即圍繞著正副議長選舉、宋教仁案、大借款案等相關問題陷入政黨紛爭，最為重要的憲法制定反而被一再推遲。直到6月30日，眾參兩院才分別召開憲法起草委員選舉會，選舉產生憲法起草委員60名。其中國民黨25人，進步黨26人，政友會8人，超然社1人。7月19日，60名憲法起草委員選舉國民黨員湯漪為委員長，國民黨占據相對優勢。

　　在此期間，袁世凱為了滿足進步黨改組內閣、執掌政權的政治欲望，在黃興于南京宣布武裝獨立的第二天即7月16日，正式免去趙秉鈞的國務總理兼內務部總長職務，隨后提名熊希齡出任國務總理。由于國會議員多數留在北京，眾參兩院分別于7月23日、30日以多數票通過熊希齡出任國務總理的提名。7月31日，袁世凱正式任命熊希齡為國務總理，進步黨與袁世凱合作雙贏的相互利用，還籠絡了一大批像宋教仁生前那樣堅持議會政黨政治的國民黨議員，使得參與發起國內戰爭的國民黨激烈派人士陷入既不符合法理更不符合民意的孤立境地。

　　隨著國民黨方面在“二次革命”中迅速失敗，袁世凱的軍政實力和政治聲望達到最高點。9月12日，在眾參兩院的合會上，國民、進步兩黨議員一致表示，應該先定憲法中關于選舉總統的規定，并據此選舉正式總統。10月5日，《大總統選舉法》并沒有依據“臨時約法”規定交由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正式頒布，而是由憲法會議擅自越權自行公布。10月6日，眾參兩院進行總統選舉，袁世凱當選中華民國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