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袁世凱依據“臨時約法”向眾議院提出增修約法案的咨文，其中詳細敘述了“臨時約法”對于行政權力的種種妨害，以及自己身為大總統對于“臨時約法”的“百方隱忍”。面對袁世凱依法維權擴權的良性抗爭，作為代議立法機構的眾議院并沒有給予足夠重視。10月18日，袁世凱咨文憲法會議，指出此前公布《大總統選舉法》“侵及大總統之公布權”，依據“臨時約法”第22條、第30條之規定，“當然應由大總統公布”，進而指出“無論此次議定之大總統選舉法案，或將來議定之憲法案，斷無不經大總統公布，而遽可以施行之理。”
對于袁世凱依然是在依法維權擴權的該項良性咨文，憲法會議竟然沒有留下立案討論或者具文退回的任何記錄。在此期間，由憲法起草委員起草的“天壇憲草”的各項條文，卻偏偏繞開擁有最終議決權的國會憲法會議，以及擁有公布權的袁世凱，擅自于10月17、19、20、21、23日分5次公開刊登在上�！渡陥蟆飞�。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于10月22日咨文憲法會議，稱將派遣委員出席會議“代達本大總統之意見”。憲法會議以“憲法會議之性質與兩院不同，大總統對于憲法會議既無提案權，自無特派委員出席說明之理由”為借口，予以拒絕。
作為整個國家政制建設的根本大法，憲法的制定應該開門立法以吸納廣泛民意，并且嚴格接受包括全民投票在內的權為民所賦的民意檢驗。不久前剛剛被選舉為正式大總統的袁世凱，是權為民所賦的全國民意的最高代表。眾參兩院組成的憲法會議及其憲法起草委員會，只允許自己一方單邊絕對地干涉行政權力，卻不允許包括大總統在內的行政官員依法咨文提案于立法機構的極端表現，與孫中山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就有所表現的太上皇式的一人訓黨、一黨訓政、黨在國上的專權訓政方略，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
沒有被“臨時約法”賦予解散國會權力的袁世凱，在依法維權擴權的良性努力不被接受的情況下，開始采取法外行動。10月31日午前11時，憲法起草委員會舉行憲法草案第三讀會議。經過連續5個小時的持續審議，將憲法草案113項條款逐一審讀通過。下午4時許，當憲法草案全案告成時，全場掌聲雷動。11月1日，憲法起草委員會將《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咨文送憲法會議。11月4日，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并取消國民黨籍議員資格。他所提供的最為強硬的理由，是第一軍軍長兼江西宣撫使段芝貴，從電報局搜查出前江西都督李烈鈞與國民黨籍眾議員、憲法起草委員會成員徐秀鈞的往來密電幾十件，里面涉及到挑起發動“二次革命”的軍政密謀。
隨著438名國民黨議員以及前屬國民黨籍但已宣布脫離的部分議員被收繳議員證書，國會議員的人數已經不足法定開會人數的一半，眾參兩院只好自動停會。被稱為“天壇憲草”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因為沒有經過最后的審議通過程序，而只能作為憲法草案留傳后世。11月12日，袁世凱下令取消各省議會國民黨籍議員的資格，大多數省級議會也因為不足法定人數而無法集會，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議會活動因此趨于停頓。中華民國已經進入五族共和、南北統一、民主憲政的良性軌道的憲政大業，至此已經走入絕境，接下來的便是袁世凱的稱帝鬧劇和后袁時代無休止的漢族人攻打漢族人的國內戰爭。
袁世凱的集權與稱帝
1913年11月5日，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熊希齡為了適應中央集權的需要，下令召集行政會議，要求每省選派兩名代表集中討論地方行政問題。11月26日，袁世凱以大總統令的方式，將行政會議改組為以李經羲為議長的政治會議，并于12月15日召開會議，專題討論“民國建設的政治問題”。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凱依據政治會議決議，頒布由國務總理熊希齡副署的解散國會令。1月26日，袁世凱發布《組織約法會議組織令》，公布政治會議制定的《約法會議組織條例》，責令內務部負責在全國范圍內組織實施約法會議議員的選舉事項。隨后，“約法會議”依據袁世凱的《增修臨時約法大綱》，很快制定完成共10章68條的《中華民國約法》。5月1日，該項有“袁記約法”和“新約法”之稱的《中華民國約法》，由袁世凱頒布實施，此前由南京臨時參議院單邊制定的“臨時約法”因此廢除。同一天，袁世凱命令廢止國務院官制，設政事堂于總統府。特任徐世昌為國務卿。隨后，袁世凱又組織成立以總統為海陸軍大元帥的大元帥統率辦事處，裁撤各省都督，分授以將軍名號督理軍務，作為中央的臨時派遣官。地方行政采省、道、縣三級制，改民政長為巡按使，道稱道尹，縣稱知事。
5月24日，袁世凱頒布由“約法會議”制定的《參政院組織法》，其中規定73名參政院參政，由總統像任命行政官員一樣予以簡任。5月26日，參政院成立，停止政治會議，黎元洪、汪大燮任正副院長。12月28日，“約法會議”通過《修正大總統選舉法》，規定總統任期10年，連任不受限制，總統繼任人由現任總統推薦。至此，無論是在法律上還是在事實上，袁世凱都已經成為中華民國的終身制元首。長期擔任大清王朝臣子奴才而沒有直接經受過西方現代思想洗禮的袁世凱，依然不肯就此止步。他鬼迷心竅般懷抱著孤家寡人、天子皇帝的劣根舊夢，即使在親友故舊反復勸告甚至于眾叛親離的情況下，依然自欺欺人地執迷于人為制造的推戴民意，從而在帝制自為的政治歧路上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用駱寶善教授的話說，在袁世凱的知識寶庫里，“就國內的經驗而論，他不忘情于至高無上的皇帝之尊；在國際社會的現實，他十分艷羨日本天皇、德國皇帝、俄國沙皇既有近代化，又保有無上權威的成功楷模和樣板。”
1916年元旦，袁世凱改總統府為新華宮，正式恢復帝制。1月3日，法理虧欠、底氣不足的袁世凱，申令各機關對外仍稱民國，對內則書“洪憲”。只可惜，袁世凱最終并沒有真正建立起君臨天下、萬壽無疆的洪憲帝國，他所演練的其實是一曲83天便短命夭折的帝制鬧劇。同年3月22日，眾叛親離的袁世凱在護國戰爭的壓制下，不得不接受馮國璋等五將軍以及政治顧問莫理循的建議，在《撤消帝制仍稱大總統令》中宣布撤消帝制。1916年6月6日，樹倒猢猻散、墻倒眾人推的袁世凱，在羞憤之中尿毒癥發作，死在了他所迷戀的大總統位置上。作為當時中國社會不可替代的威權人物，袁世凱執迷不悟的集權專權的帝王夢想，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同時也是整個中國社會和中華民族的巨大悲劇。隨著袁世凱去世，軍閥混戰、南北分裂的中華民國，變成了日本與俄國在其本土之外從事政制實驗和武力對決的角斗場。（作者：張耀杰,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傳記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