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夢陽行書五言詩

    正德五年，劉瑾伏法，凌遲處死。李夢陽獲得昭雪，起用為江西提學副使。然而官場的風氣依然如故，像他這樣鋒芒畢露的風格，很難適應腐敗的官場氛圍，幾個回合下來，終于落得“冠帶閑住”的下場。

　　樊樹志

　　弘治、正德年間蜚聲文壇的李夢陽，其文章被張岱譽為“出風入雅，鳳嬌龍變”，是當時名揚天下的“七才子”之一。《明史·文苑傳》如此贊揚他：“夢陽才思雄鷙，卓然以復古自命。弘治時宰相（引者按：應為內閣首輔）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夢陽獨譏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等號‘十才子’；又與景明、禎卿、貢、海、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皆卑視一世，而夢陽尤甚。”

　　“卑視一世”是他的特點，文學上如此，政治上也是如此，狂放高傲，無所顧忌。正如張岱《石匱書·文苑列傳》所說：“與同時者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而夢陽更以氣節奕奕諸郎間。”確實，和其他才子相比，他真的“氣節奕奕”。仕途生涯中，有兩件大事充分顯示了他的這種疾惡如仇的品格。

　　弘治六年得中進士后，李夢陽出任戶部主事，以后晉升為戶部郎中。弘治十八年他做了一件轟動一時的事情——“應詔上書”。這篇長達五千言的《應詔上書稿》的格調，和后來海瑞的《治安疏》一樣，都模仿賈誼的《論時政疏》，不遺余力地抨擊時弊。他把奏疏的要點概括為二病、三害、六漸。惹來麻煩的是“六漸”中的“貴戚驕恣之漸”，涉及最為敏感的焦點——皇后張氏的弟弟壽寧侯張鶴齡“驕縱犯法”之事：“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擄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虎翼……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這一下，捅了馬蜂窩，一貫驕恣橫暴的壽寧侯張鶴齡全力反撲，在辯解奏疏中，抓住“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一句，詆毀李夢陽“稱皇后曰‘氏’”，是“謗訕母后”，罪當斬首。張皇后的母親金夫人親自出動，到皇帝面前哭訴，請求把李夢陽逮捕法辦。

　　孝宗皇帝和他的父親截然不同，是一個少見的明君，頗為贊同李夢陽的看法。為了堵塞金夫人的口，不得不把李夢陽關入錦衣衛詔獄，然后向內閣大學士們征詢意見：如何看待李夢陽上書言事？內閣首輔劉健認為是“小臣狂妄”；內閣次輔謝遷認為是“赤心為國”。他傾向于謝遷的意見，一個月以后，就在錦衣衛鎮撫司的請示報告上批示：“令復職。”把李夢陽官復原職，僅僅扣罰三個月俸祿了事。金夫人和壽寧侯極為不滿，依然抓住“張氏”二字不放，請求皇上嚴懲，孝宗拍案而起，厲聲回答：“張氏者概舉之稱，豈一門皆‘后’耶？”把他們駁得啞口無言。據陳建《皇明從信錄》記載，事后他和兵部尚書劉大夏談起此事，一語道破：“夢陽本內事關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當作何批？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撻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令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在孝宗心目中，李夢陽是一個難得的“直臣”，他不愿意為了滿足外戚的愿望而枉殺一名“直臣”。為此，他在南宮宴請張皇后和金夫人、壽寧侯，單獨與壽寧侯交談，壽寧侯張鶴齡聽了皇上的訓誡，脫帽叩頭不已，從此稍稍斂跡。有一天，李夢陽路遇壽寧侯，當街數落他的罪惡，竟然舉鞭把他的兩個門牙擊落。壽寧侯鑒于日前皇上的訓誡，只得隱忍。所以張岱稱贊他“氣節奕奕”。

　　弘治十八年五月初六日，三十六歲的孝宗病危，內閣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來到乾清宮寢殿，跪在御榻前聽皇上托孤。孝宗知道自己唯一的兒子朱厚照自幼喜好逸樂，將來必定“縱欲敗度”，對三位大學士說：“東宮（太子）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些書，輔他做個好人。”次日，孝宗駕崩，十八日，十五歲的朱厚照即位，就是明武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