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鄭州解放，鄭縣變鄭州市的市區，僅限于原縣城內16個自然村。省會遷鄭大擴張，需要的技術人才甚至連服務人員都找不到，可謂“手中無網看魚跳”。

鄭州四處作揖請人。據《鄭州市志》記載，1953年遷入人口32萬余人，直到1960年，企業招收工人得到控制，人口機械增長率降到23.71‰。激情燃燒的歲月，新省會的拓荒者綻放著青春，釋放著智慧與盲目，收獲著喜悅和內疚。

首批公交車，由六個舊廂車拼裝而成

1954年一開春，省會由汴遷鄭就成為省委、省政府的頭等大事。對于鄭州來說，要把省直機關大量的物資和人員安置到位，需要各方面的統籌。1954年6月5日，鄭州市成立了“歡迎省會遷鄭委員會”，副市長王均智任主任。他目睹了半個世紀以來鄭州滄海桑田般的變化。

省會遷鄭前后，國家對鄭州進行高強度投資，這從《鄭州市志》中《鄭州市城市建設歷年投資一覽表》可窺一斑：1953年投資額為200萬元，1954年為601萬元，1955年為507萬元。

有了錢，大規模建設高潮興起。道路以火車站為中心向周圍輻射，形成功能各異的行政區、文化區、商業區、工業區、鐵路樞紐區、物資倉儲區和居民生活區。

有了錢，工廠呼啦啦都來了。那架勢，跟現在的鄭東新區一樣。鄭州西部從南到北，電纜廠、第二砂輪廠、煤礦機械廠、火力發電廠一字排開；建設路一帶，五大國棉廠、印染廠、紡織機械廠依次就緒；鄭州工程機械廠、鄭州勘察機械廠、熱電廠等也各就各位。大中專院校和科研院所，相繼擴展著“新區”的模樣。

有了錢，鄭州才開始有了城市功能。1954年10月14日《河南日報》頭版刊發的一則消息，反映了當時物資供應的大體面貌：“合作社在省直區設立了菜場、布匹、百貨、副食品等門市部；在河南飯店門口設立了零售糖果、糕點、紙煙等物品的小木房一座。另外，又在菜場北邊蓋了照相、理發、洗染、自行車修理等門市部，十月中旬可開始營業。食品公司特在菜場設了肉類門市部，已開始供應。煤建公司也在省直區建立了煤場，充分供應燃料……河南人民劇院、鄭州劇院和德濟路劇院，這些工程本月即可完竣。”

省會遷鄭，市民才真正享受到了都市生活：1953年8月，市民用上了自來水，告別了挖井搖轆轤、吃苦咸水的日子；1954年，鄭州開天辟地有了公共汽車，六個小頭大屁股的舊廂車，在汽修廠拼裝后，“整整容”、“化化妝”就上路了，一路從火車站至棉紡廠，一路從火車站至行政區，結束了騎毛驢“趕腳”的歷史。

城市商業的“皮”有了，但還沒有“餡”。

當時的市區就在鄭縣老城內，由16個自然村組成。有技術含量的理發、修理、照相之類的技術人才奇缺。沒辦法，王均智找到曾任鄭州市委書記、后調任廣州市委第二書記的趙武城，求他“拉兄弟一把”。當幾百名廣州各行各業的師傅到達鄭州火車站時，市領導專門舉行盛大歡迎儀式。就這樣，鄭州才有了服務技術人員，著名的艷芳照相館，就是那時來的。

各大工廠從各大城市調來的人才仍不夠用，鄭州市決心從香港招人。“有人擔心‘會不會有特務混進來’？大家討論后認為不怕，真有特務混進來，再懲辦他們。鄭州的人才，就是這樣一撥撥請來的。”王均智說。

兩處簡易平房，撐起“工人新村”

由于財力物力非常困難，政府只在南關和人民路東側建了兩處簡易平房的“工人新村”。

大多人沒有住的地方，建設者用毛竹在野外撐起架子，頂上用蘆席或牛毛氈一罩，四周用蘆葦稈當圍墻，在上面糊上泥巴就成了辦公室、食堂和宿舍。一個大席棚里，分列著一排排通鋪，一個通鋪睡三四十個人。遇到雨雪天，大城市里來的年輕人怕“房子”壓塌，摟著哭。

這些苦難不倒從上海、江蘇、湖南、湖北等地調來的管理干部和技術工人，他們最大的問題是沒米吃。沒有大米，菜又沒有油水，紅薯面、高粱面做的黑饃澀得咽不下去。一些吃不慣面食的南方人端起飯碗就哭，但“忍饑挨餓”還在大干。

計劃經濟體制下糧食調撥極為困難。王均智當起了“大米市長”，以“協作”名義交換彼此的特產，用本地的大棗和花生，從南方“協作”來不少大米，用煤炭從舟山群島換來魚蝦。

光靠“換大米”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1956年，黃委會在花園口開挖閘門，引黃河水淤灌大堤外低洼易澇土地，增強大堤的防洪能力。王均智感覺這是個“商機”，借此在鄭州東郊和北郊修魚塘、種水稻。但搞這個必須建電網，這種計劃外的項目是買不來電線、電器的，王均智為此大傷腦筋。

一次，王均智陪同一機部部長周子健視察鄭州電纜廠。看到電纜廠有很多鋁、銅線下腳料，就張口要，想換建電網所需的材料。當時紀律嚴，周部長不敢“私授”。

無奈，王均智“訛”上了老戰友——上街鋁廠經理余堅。余堅做通冶金部的工作，供給10噸鋁。王均智用這，換來了電網必備的變壓器、電動機和電線，南方人才吃上了更多的大米和魚蝦。

紡織女工，一個班要走80里

鄭州棉紡路、建設路沿線數公里，排列著五大國棉廠和眾多工廠。紡織女工是眾多戰線來省會拓荒者的一個縮影。金梭銀梭，編織著數萬職工的生活，流轉的歲月，將她們載入耄耋老人行列。

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紡織行業名氣大，收入高，那時能進國棉廠覺得很自豪，鄭州流傳著一句順口溜：“娃兒妮兒快點長，長大以后進紗廠。”

“紡織業說是‘輕工業’，但一點也不‘輕’。”現年78歲的荊秀榮，說起當時的姐妹們，不時抹眼淚。

荊秀榮帶領的國棉三廠第八工區小組，是全省先進班組。她說，紡織工業推行“郝建秀工作法”，一個人由看300紗錠提高到2000個左右，一個線頭得在兩三秒鐘接好，機器催著人跑，一個班要走80里，餓了，往嘴里塞口饃，轉回來再啃一口，怕上廁所耽誤時間，上班都不敢喝水�；厝ィ�挨著床、靠著凳子就睡著了，有的姐妹抱著孩子掉地上也不知道，過會兒一激靈醒了：“孩子呢？”

荊秀榮說，那時住房緊張，有了小孩的，兩家才有資格分一間十幾平方米的房，菜面、家什就放在床下，中間用布簾一隔就是兩家，男女老少擠在一處，床上動一下對方都能聽到，要多尷尬有多尷尬。

那時的早班、中班、夜班輪換上，上夜班是最難受的，下了夜班人要瘦一斤多，整天在燈下不見太陽，人走起路都迷迷瞪瞪。荊秀榮說，但媽媽們最喜歡上夜班，白天可以洗洗涮涮縫衣做飯照顧孩子。一上白班，她就像丟了魂，因夫妻兩地分居，五六歲的孩子輪著做飯，生不生熟不熟地吃了，孩子生病時，吃啥喝啥也不知道。說到此，荊秀榮再度哽咽。

鄭州如今成“堵城”老市長深感愧疚

當時，白紙上畫畫，留下了諸多遺憾。老市長王均智回憶往事，愧疚不已。

鄭州成為“堵城”，當初的鐵路分隔城市規劃就是原因之一。

為了解決城市鐵路和街道的關系，方便群眾生活，減少污染和噪音，鄭州市堅持把鐵路編組站向北推延跨越賈魯河。另外，把新發展的建設路，經解放路和老城的東西大街直接連通，作為城市的主干道。

王均智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同鐵道部總工程師爭執不下，鄭州市建設局計劃室主任程壬拿出數據和資料，同他們力爭，我們的意見得以列入規劃。過了幾年，由于種種原因，原規劃未得實現。由建設路直通東西大街的規劃，因鄭州鐵路局擅自在鄭鐵分局附近修了車輛廠，未能直通，改由中原路越過鐵路，經由正興街、二七廣場再接東西大街。”

那時，人們有著斬斷黃河建花園口水利樞紐造福人民和建鄭州水陸碼頭的偉大夢想。但由于缺乏科學盲目決策，美夢雙雙破滅。

1959年初冬的一天，王均智得知省里在花園口上游截斷黃河建攔河大壩。該工程總稱為花園口水利樞紐，習慣稱“東風渠”。時任市長的王均智提出，把這個500個流量的大水引進市區再到中牟，把鄭州和淮河直接連通，開展豫、皖、蘇三省的航運，使鄭州不僅是鐵路重要樞紐，也成為航運碼頭。這個工程就是我們常說的東風渠，當時叫“小東風渠”。

省里調集10萬大軍修花園口水利樞紐；鄭州調集包括18歲以上的中學生在內的各階層人士，義務勞動挖小東風渠�；▓@口水利樞紐完成，郭沫若留下詩句：“東風渠上舒長望，已伏黃河護我華。”

“遺憾又可惜的是，當時的決策者忽視了黃河水嚴重的泥沙問題，水利樞紐經放水，不但淤積了渠道而且耕地鹽堿化程度嚴重，遂停止使用。鄭州同時開挖的小東風渠也無水可流，我的水運碼頭夢也告破滅……由于我的這個意見，造成了勞民傷財的一大錯事。每念及此，愧疚不安。”王均智回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