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剛當皇帝不久，就遇到一件棘手的“帶刀案”。那一天，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奉召進宮，忘了解下腰間佩刀便進入東上閣，當時看守宮門的校尉也未察覺。直到長孫無忌參見完畢，告退，出了閣門，返回至宮門口，監門校尉這才發覺長孫大人是帶著刀見過皇上。這可犯了皇家大忌，“按律當斬”啊，校尉知道捅了天大的婁子，不敢隱瞞，即刻報告有關部門。

　　長孫無忌不但是開國元勛，位極人臣，又是太宗的大舅子，皇親國戚，這事出在他的身上，就不太好辦。尚書右仆射封德彝慣會迎合茍容，他揣摩皇帝的心思說：“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認為守門武官失察，是為失職，罪該處死；而長孫無忌身為重臣，為人表率，卻粗心大意，忘記法度，“誤帶刀入”，應處以“徒二年，罰銅二十斤”。

　　南宋鄭克在《折獄龜鑒》里述及封德彝的論斷時，有一句“無忌贖”的話，顯然，這位封先生不是不懂法，而是對長孫無忌這樣的皇親顯宦采取了“罰銅贖罪”的對策，即以罰代刑，以罰減罪。他心里明白，對于長孫無忌這樣的高層人物，“罰銅二十斤”不過是小菜一碟；至于兩年徒刑，執行起來也不乏周旋的余地。君不見，死刑尚且可以緩刑，無期可以有期，何況還有監外執行、因病假釋等等補救措施？而那個倒霉的校尉，不過是個地位卑微的無名小卒，怎能與王公大臣相提并論？也就只能被封先生當作秉公執法的標本了。封德彝發表如此高見，自是為了讓皇上滿意。果然，“太宗從之”，完全同意他的裁斷。

　　然而，大理寺少卿戴胄，卻據法反駁道：“校尉不覺，無忌帶刀入內，同為誤耳。”兩人犯了同樣的過失，依大唐法律皆為死罪，怎么可以判決畸輕畸重呢？戴胄接著又說：“陛下如果考慮長孫無忌的功勞，不治他的重罪，臣當然聽候圣上裁定；但這絕非司法機關量刑的依據，如果應該依據法制，那么對無忌罰銅，就是用法失當。”

　　戴胄很會拿法來說事，哪怕你官高爵顯，功勞再大，如果犯了法，同樣要依法追究，罰當其罪。此刻，他的一番辯駁，實際上就是在考驗唐太宗：看你是選擇開私恩還是奉公法？話說到這個份上，李世民不得不擺出公正的姿態，搪塞道：“法律不是我一個人的法律，乃是國家的法律，怎能因為長孫無忌是皇親，就可以徇私枉法呢？”遂命再議定處理意見。

　　案子重審，封德彝大概已猜透了太宗的心思，仍然堅持原先的意見，果然，太宗“將從其議”，準備批準他的判處。然而，戴胄又反駁道：“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守門武官是因為長孫無忌才犯了罪，依法應當從輕判處；如果都有過錯，那也不該判他一人死罪呀。戴胄這話暗藏機鋒，充滿了無可辯駁的邏輯力量。言下之意是，兩人同罪同罰，要死都死，要活都活，看你選擇哪一種？想必戴胄也明白李世民要放長孫一馬，搞點特殊優待政策，所以，他出于公正之心，才為校尉仗義執言，爭取司法的公平。

　　說到最后，戴胄“敢以固請”，堅決請求太宗“收回成命”，這種鐵面無私、鍥而不舍地追求公正的執法精神，多么可貴。正因為有了他的二度交鋒，據法力辯，才促使李世民回心轉意，對貴賤親疏一視同仁，作出明智的決定。終于，“太宗乃免校尉之死”，涉案二人都得到從輕發落，此案得到公正解決。

　　這件案子的審理過程實在耐人尋味。唐太宗由偏私到公正，盡管顯得頗為被動，但作為一個擁有生殺予奪之權的帝王，他終于能夠接受別人的勸誡，糾正錯判，不能不說是公正的。然而，如果依照唐律（暫不說它是否合理），長孫無忌帶刀上殿，校尉不覺，本該一同處斬，現在僅因為皇帝要保住皇親兼高干的長孫無忌的腦袋，同時又不得不顧忌司法公正的面子，才使得校尉搭上長孫無忌的救命車，僥幸地撿回了一條小命。所以，這個公正是相對的、有限的，仍是權力和私情在法律中的雙重發酵、雙重干預的結果。

　　君主專制下的“法治”，往往受到君主權力、情感的節制和影響。皇帝一念之間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生死榮辱，因此，出現權大于法、以情代法的現象，毫不足怪。在皇權大于天的人治環境下，由于領導者的權力干預，阿私取容者的說項，以及關系網的干擾，司法人員把持不住天平，勢必徇情枉法、營私舞弊、判決不公，真正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維護司法公正，實在不易。作者：鄧忠強【原標題：戴胄公斷“帶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