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建立西漢王朝后，鑒于關東（指今河南西部的函谷關以東或陜西潼關以東地區）原來六國的強族尚多，仍擁有強大的實力，遂于公元前198年遷徙六國國王后裔、豪杰名家及齊國田氏、楚國昭氏、屈氏、景氏、懷氏5大族共10余萬人至關中，給予好田宅，使其在關中建立新家業。其中，韓國、魏國的國王后裔及楚國部分王族，均是今河南境內的居民。公元前120年，關東大水，由西漢政府組織了一次大移民，《漢書·武帝紀》說：“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這些“關東貧民”，大多被遷往西部和西北地區，還有一部分遷至會稽郡（治所在今江蘇蘇州市），被遷對象中有不少是河南人。據清代史學家王鳴盛考證，“會稽生齒之繁，當始于此，約增十四萬五千口也”。

東漢末年，從190年漢獻帝即位，至208年的19年間，軍閥混戰，黃河流域化成了大屠場。董卓系統的豪強在洛陽以西地區，袁紹系統的豪強在洛陽以東地區，還有其他大豪強與各地許多小豪強，無時無地不在混斗廝殺，橫征暴斂，使廣大人民遭受到空前浩劫。如190年，董卓逼漢獻帝遷都長安，驅洛陽一帶民眾數百萬口人入關，沿路死亡無數；191年，袁術在南陽征斂無度，百姓離散。沒被殺死餓死的人，為了求生存，流亡到較安靜的地區或逃出邊境，沒有武力的一部分士族也離開本土向外地流亡。流亡何方？《三國志》一些篇章里提供了不少線索，例如：《魏書·華歆傳》注引華嶠《譜敘》記述東漢末年戰亂時人口流向說：“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荀彧傳》注引《曹瞞傳》說：“自京師（今河南洛陽）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今江蘇徐州市）間”；《吳書·張顧諸葛步傳》說：“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渡江。”于此可知，東漢末年中原人為躲避戰亂外遷，一般是先東移徐州，進而再由徐州南下渡江，遷入江南的江蘇、浙江等省。此期南遷的中原人，有移居安徽者，如汝南細陽人呂范，避亂居壽春（今屬安徽），遇孫策，后任東吳都督，曾介紹一批汝南老鄉歸東吳。有移居湖北者，如汝南安成周氏，漢末避地江南，后定居廬江尋陽（今湖北黃梅縣西南）。有移居江蘇省，如東吳丞相濮陽興，陳留（今河南開封）人，其父濮陽逸于漢末避亂江東（今江蘇南京一帶）；以才能與文采受到孫權重用的胡綜，原是固始（今屬河南）人，少時隨母避難江東；河南（今河南洛陽市）人趙達，認為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于是渡江投靠孫權；汝南（今屬河南）富陂人呂蒙，年少時南渡，依其姊夫、孫策將鄧當，后為孫權所重用。又據《三國志·吳主（孫權）傳》記載，220年秋，南陽郡“陰、酇、筑陽、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即河南南陽一帶有五千家遷徙至東吳統治下的江東地區。有移居浙江者，如吳郡錢唐（今浙江杭州）人全琮，曾安置上百位河南流亡人員，《三國志》說：“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又如，晉朝的孔愉，其先世居梁國（今河南商丘南），漢末避地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有移居四川者，如東漢末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劉璋的東州兵，便是“南陽（郡治在今河南南陽市）、三輔（今陜西關中地區）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組成的。有移居廣東及越南者，如汝南南頓（今河南項城）人程秉，東漢末避亂交州（治所在今廣東廣州市）；東漢末交趾郡（治所在龍編縣，即今越南北寧省仙游東）太守士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這里的“中國士人”，即中原士人。

另據《林氏族譜》記載，東漢末年，董卓擅權亂政，“布言林氏宗黨強于河北”，“漢主受卓讒言，收林氏宗族七百四十四人，同時流竄，昭穆失序，降于三方鼎立天下，下凡為三國，生民衣冠避于南地，因以枝分葉散”。林氏出自子姓，形成于河南，是殷商王族比干的后代。比干被殷紂王剖腹挖心處死后，其夫人陳氏逃難于牧野長林石室（今河南淇縣西南、衛輝西北深山密林中的一個石洞），生下個兒子，名堅，因其居長林而生，后被周武王賜姓林氏。林氏源于河南，世居北方，由于遭受政治迫害，東漢末、三國時期被迫大批南遷，主要是遷入江、浙一帶。

以上所述中原人于東漢末年南遷，均有文獻可考，且大都是一些“士人”，至于庶民百姓流亡南方，人數一定會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