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祝淇〈和胡學士游萬歲山〉》詩扇
 

    何國慶：我喜歡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收藏，例如此次展出的王陽明楷書尺牘，一筆一劃寫得謹慎恭敬，不像我們平常看到他的行草風格。這件尺牘寫于他在貴州龍場當小官時，一位相當于教育廳長的人來送禮，信的內容提到他請門人去答謝對方。從記載上可知，王陽明在貴州教化當地百姓，也培育出不少舉人。王陽明在貴州時還不是思想大師，他寫這封信時用小楷恭敬書寫，從字體可以看到他懂得對長官尊重。

    偶然得到涂紹煃的尺牘，當時并不知道他是誰。后來讀到宋應星《天工開物》序，提到出版贊助人竟然就是涂紹煃�？梢哉f沒有他的解囊相助，就沒有《天工開物》這本巨作的傳世。

    美術文化周刊：展品中有一件黃宗羲的墨跡，是研究他生平的重要史料，是否已被學術界采用？

    何國慶：黃宗羲寫給鄭梁的信，提到他到昆山徐干學家傳是樓觀其藏書，并挑選徐氏所藏之宋元文集雇人抄寫，將近千冊，實為快事。此事應是為手邊正在撰寫的《宋元學案》搜集資料。凡此種種，皆可見當時文人交游之情景，所述學問諸事也可補年譜之闕。

    尺牘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文人心境的真實寫照，然而以尺牘作為史料文獻，尚未得到學術界的普遍運用，原因在于傳世尺牘少有系統性的整理出版。我們對于明人尺牘的研究成果，已經出版了《明代名賢尺牘集》。書上每一件作品都有釋文解題，以及詳盡的作者小傳，可讓讀者深入認識傳主生平與尺牘內容。

    晚明和現在很像

    美術文化周刊：有些展品特別有故事性，請講講它們的重要性。

    何國慶：例如楊鎬《與豐臣秀吉書》，內容關于萬歷第二次抗倭援朝戰爭。這是經略朝鮮軍務的楊鎬給豐臣秀吉的“國書”，時間為萬歷二十五年五月十六日。豐臣秀吉已在萬歷二十一年（1593）受明朝冊封為“日本國王”，所以楊鎬咨文中先說：“胡使臣甫歸，遽敢違制背盟，以朝鮮禮文為辭，又復侵占釜山、機張之間乎？”責怪豐臣秀吉背信。楊鎬先曉之以理，再動之以情。先彰明君臣之義，要求藩屬國應忠于天朝主國，后文又將日本之天災與人禍相聯結，并提醒豐臣秀吉年事漸高，兒子年幼，部眾不穩，應好生自愛。最末口氣強硬，列舉明朝之軍力配置，以實力勸阻豐臣秀吉。

    袁了凡寫《太上感應篇》，這篇文章被譽為“古今第一善書”，正如他的《了凡四訓》，都是勸人向善的名篇。袁了凡提出一個“運命”的概念，就是把“命運”的“運”改成動詞，改變命運創造幸福的未來，這樣正面的人生觀是非常難得的。

    傅山的《嗇廬妙翰》是非常特別的雜書卷，內容有雜記、藥方、讀書心得，字體則包含篆、隸、草、行、楷，表現了晚明崇古尚奇的時代精神。波士頓大學的白謙慎教授評價此卷是“中國書法史上最難解的一件作品”。

    美術文化周刊：你個人收藏的興趣點在哪兒？這么多藏品如何成為比較有系統的序列？

    何國慶：我關心的議題很多，例如明代高僧書法，這次沒有展出，希望有機會能做一次特展。明朝高僧的學問與書法都非常好，對社會救濟事業也有很大貢獻，基金會在這個領域可以單獨組成一個收藏體系。

    另外，我關心徐光啟、徐霞客、李時珍這幾位大科學家，他們是人類文明史上不朽的大師。我也關注思想家，但有些人的作品始終無緣一見，例如寫《焚書》的李贄、被張居正所害的何心隱、還有王陽明的學生王艮等，一直在尋找的名單中。最近得到了有“南徐北王”之稱的王征的一件東西，他是徐光啟的學生，是軍事家也是科學家。我們還期待收到朱載堉的手稿，他是第一位發明“十二平均律”的人，他把音高分成十二等份，也因為這個發明，音階有了統一的規范，西方才有了鋼琴。

    我還想收藏秦淮藝伎的作品，高檔的藝伎是晚明的時代特色。有學者認為，晚明秦淮代表了人類史上藝伎文化的最高水平，她們的才華可與當時的文人齊肩，而且還極富氣節，如柳如是、寇白門、《桃花扇》中的角色原型李香君等，都是巾幗不讓須眉的女中豪杰。年輕文人得到這些聰明、受過專業訓練的女子的欣賞，詩性豪情大發，自然佳構名篇紛紛。晚明年輕文人如此活躍多才，他們背后的一群紅粉扮演了知己的角色。

    美術文化周刊：書法研究者會總結每個朝代不同的審美取向，你覺得明代書法有什么樣的特點？與清朝比起來如何？

    何國慶：我不專門研究書法，只是對歷史、文化比較有興趣。明朝離我們相對較近，能看得到的實物數量相對較多，而且明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現代人很像。以書法來說，現代人為什么會喜歡王鐸、傅山這樣表現性很強的書風？因為此類浪漫書風能展現藝術家特有的性情與創造力，豐富的表現性很符合現代人的審美意識。

    相對來看，清朝表現個性的書風就比較少了。比如清代的對聯，雖然尺幅很大，但寫來四平八穩，風格上相似性太高。我相信字如其人，從書風也能夠看出一個時代的格局。清朝官員眾多，但我們很少能說得出來幾個特別佩服的人。

    美術文化周刊：你說明朝和現在很像，具體指哪些方面？

    何國慶：晚明經濟發達，生活流行的喜好與現代人有許多相似處。晚明人看《牡丹亭》，我們現在還看《牡丹亭》；晚明人喜歡張揚個性的連綿草，因此我們現在喜歡王鐸、傅山；晚明人開始做宜興茶壺，我們現在也喜歡用宜興茶壺；晚明人喜歡品茶，現在人也喜歡品茶；晚明人喜歡品香，現代人也喜歡品香……晚明與現代在諸多領域上，可以對比參照找到關聯性。

    我們有很好的“文化DNA”

    美術文化周刊：你在接觸這些以書法為載體的史料前后，史觀有怎樣的變化？

    何國慶：的確是有很大的變化。從前讀《明史》，覺得那是一個奸佞橫行、文化衰落的朝代。后來知道《明史》是清朝人纂修的，才明白很多觀點其實有失偏頗。

    觀察一個國家的治理不能單純看皇帝。以人品來講，崇禎不近女色，也很勤政，清廉不愛錢，穿著簡單樸素，常常寫《罪己詔》自我反省。文治武功考慮的標準不只在皇帝的品德，而是整個國家、社會的局勢。晚明有那么多道德崇高的人，如海瑞、鄒元標、趙南星，還有徐光啟、徐霞客、宋應星等大師，憑一己之力完成他們的志業。譬如李時珍寫《本草綱目》，宋應星寫《天工開物》，都沒有國家補助，而是靠自己的力量寫成。就像辜鴻銘曾說：“要評價一個國家與時代的文明，要看這個國家出現了什么樣的人物。”萬歷朝出現這么多曠世杰出的大師，正可印證辜鴻銘的說法。

    美術文化周刊：你認為明朝為我們留下了什么？

    何國慶：回首明代這群先賢能士，他們在政治、文學、藝術、宗教諸方面開創的偉業，至今光輝不滅；他們走過的足跡，至今仍然值得我們追隨。

    自古以來，歷史給我們的教訓，往往來自于人們對歷史的遺忘和漠視。一部明史承載了多少英雄豪杰的功業，很可惜的是，這些能人異士留傳下來的墨跡手稿卻非常稀少。如果我們再不整理研究，一個豐富而充滿創意的時代，漸漸地會淹沒于歷史的巨流中。我們做這些闡述介紹明代歷史人物的工作，是希望讓大家認識祖先的事跡。我們的祖先在明代曾經是地球村的世家子弟，因此我們也不可妄自菲薄，要跟隨先賢腳步，立足東方，胸懷世界，為這個世代貢獻一份心力。

    美術文化周刊：很多專業人士對這個展覽評價極高，這種反饋你原來有預期嗎？

    何國慶：我覺得任何心里面尊敬中華文化的人，都會喜歡這個展覽，看到徐霞客、李時珍作品在那里，會感嘆徐霞客、李時珍來了，我們要列隊歡迎！從思想史來看，我們對王陽明也是同樣尊敬的。很高興這個展覽會得到這樣的反應，這表示什么？我們有很好的“文化DNA”，中華文化的血脈都在DNA里面，大家對中國文化的愛好、尊敬都在。所以希望有機會可以巡回展覽，基金會的出版也以普及為考慮，讓大家認識我們的祖先，找回自己文化的根，讓每一個人都覺得當一個中國人在地球村是很自豪的，也為地球村做貢獻。

    （實習生閆敏參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