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恐怕還得從頭說起。

　　“君子有黨”

　　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年）的當陽峪“窯神碑”上，刻有“江南提舉程公”程筠應“竹林吟叟”李洵之邀為當陽峪所作之歌，其云：“君誠河朔君子儒，我亦江南真丈夫”（參見在下拙作《“不似官窯，勝似官窯——當陽峪窯”系列之三：窯神碑上的“竹林吟叟”》）。

　　在程筠作歌、“窯神碑”刻石之時，李洵已被宋徽宗欽定為“元�厅h人”。

　　“元�厅h人”，有司馬光、文彥博、程頤、呂公著、蘇軾、蘇轍、黃庭堅和范仲淹之子范純仁、范純禮、范純粹等，他們都是北宋歷史上大名鼎鼎的文人與高官——北宋末年，徽宗與蔡京等對“元�厅h人”的整治，亦是導致北宋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王夫之《宋論》云：“朋黨之興，始于君子，而終不勝于小人，害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

　　盡管呼朋引類是中國封建政治社會的一大特征，但趙宋一代黨爭尤其慘烈：前有寇準、王旦與王欽若、丁謂；中有范仲淹與呂夷簡；后有司馬光與王安石，等等。

　　黨爭慘烈，自然引發士大夫們的熱議。

　　王禹　撰《朋黨論》、歐陽修撰《朋黨論》、司馬光撰《朋黨論》、蘇東坡撰《續朋黨論》等。那個時代，政治攻擊對方的殺手锏，恰是你交結“朋黨”。

　　“慶歷新政”反對者夏竦指使宦官藍元震上疏仁宗，攻擊范仲淹等，其云：

　　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做詩）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列。以國家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茍以報謝當時歌詠之德。今一人私黨，止作十數，合五六人門下黨與，已無慮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遞相提挈，不過二三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挾恨報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萬機至重，何由察知？

　　仁宗就“朋黨問題”質詢范仲淹，不料范仲淹不以為然，反而提出“君子有黨”——

　　“上謂輔臣（范仲淹）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圣心所察爾。茍朋而為善，于國家何害也？’”

　　范仲淹借著仁宗的“君子”、“小人”，坦承自己與君子同道而朋，不但駁斥了政敵的“朋黨”之污，而且就此提出了“君子有黨”的政治主張。

　　然而，范仲淹的“君子有黨”論，畢竟語焉不詳。

　　為了釋解仁宗之惑，歐陽修撰寫《朋黨論》，上呈仁宗，從理論上回答了仁宗提出的問題，厘清了“君子有黨”、“小人無朋”，其曰：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武王）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嗟呼！治亂興亡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誠如歐陽修所言，“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絞胎瓷“表里如一”，可投清流，自然為君子所追捧，套用歐陽修的話，“表里如一，此君子之瓷也”。

　　“君子儒”也好，“小人儒”也罷，黨爭之中，一旦我“廟堂”以“圣賢”自許，誰肯自認“奸佞”？一旦我“輔君”以“中正”自視，誰肯自污“邪歪”？

　　徽宗不是也把當陽峪窯絞胎瓷帶到囚禁他的東北了嗎？大奸佞蔡京的條案上，不見得不安置絞胎之瓷。

　　絞胎之瓷，不過一把玩的物件耳。聊以寄托志趣，表白心跡，暫憑絞胎長精神而已。

　　君子與小人，被宋代知識分子折騰而為一個非常尖刻的熱點話題；回望這個問題，只是一窺宋代士大夫熱捧絞胎之瓷的根由。

　　絞胎瓷是“瓷中君子”，但不是能照出妖精與小人的“照妖神鏡”。

　　也許“元�厅h人”、“河朔君子儒”李洵，想把家鄉的絞胎瓷打造成一面“照妖神鏡”，且憑絞胎長君子精神。

　　因此，當陽峪絞胎瓷有了“君子如瓷（全絞絞胎瓷）”的“人格”，成了士大夫的心靈寄托，有了“瓷中君子”的“文化精神”。

　　君子不器，以器言志，以物征言，這是詩的精神，中國傳統。□首席記者于茂世文圖【原標題：“當陽峪里說絞胎”系列之二　且憑絞胎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