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當代古陶瓷田野考古與研究的先驅陳萬里先生在《談當陽峪窯》中寫道：“20余年前，在河北一帶收購古物的商人，不斷地把碎片運到了北京，從那時候起，北京方面才知道了當陽峪窯。可是到今天，要想見到幾件真實的物品，極不容易，因為有好些寶貴的材料，都被帝國主義者盜去了。”

　　“在我國已知的唐宋窯址中，為外人首次發現的先例，恐怕是以河南焦作市的當陽峪窯為絕無僅有。”著名古陶瓷專家、清華大學教授葉 民先生2001年在《考察河南窯址紀略 磁州窯型出類拔萃的榜樣——當陽峪窯》中如此“開門見山”。

　　最初發現當陽峪窯的，是英國人司瓦洛先生，時在1933年。

　　司瓦洛長期居住在當時的河南省省會開封，從事古陶瓷收藏，是一位陶瓷收藏大家。1933年，他獲聘焦作“中福公司”時發現了當陽峪窯。

　　這里先說一下“中福公司”。

　　焦作是一座煤城，焦作煤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是焦作市的骨干企業，前身是焦作礦務局，焦作礦務局前身是中福公司聯合辦事處，中福公司聯合辦事處前身是福中公司，福中公司前身是英國的“福公司”。

　　“福公司”是在英國注冊的一家公司，注冊資本2萬英鎊，政治背景極深，意大利首相羅迭尼有100英鎊股份，英國王后快婿勞爾吶與其他顯貴大員亦有股份，倫敦勞脫確特洋行是其后盾。

　　1898年6月21日，中英在北京簽訂協議，福公司進入焦作，開采“懷慶左右、黃河以北諸山各礦”，得利以35％報效朝廷，60年后產業悉數歸華。此外，為了“洋務”，還對福公司修建鐵路、興辦學堂提出具體條款。所以，此后幾年，全長300多華里的道清鐵路出現了，中國第一所高等路礦學堂——焦作路礦學堂出現了。它是清政府、李鴻章推行的“洋務運動”深入中原內陸的產物。

　　福公司“井巷工程完備”、“煤炭成本低廉”，售價只有土窯的五分之三。在此以前，數以千計的土窯星羅棋布，焦作生產煤炭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

　　福公司嚴重影響了當地窯主乃至窮苦百姓的生存空間。為與福公司抗衡，1914年8月8日，當地小土窯聯合起來組建起“中原公司”。為避免中原公司和福公司長期爭斗，兩敗俱傷，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中華民國外交部提出組建“福中公司”。1915年6月1日，“福中公司”在焦作成立，它是河南最早的大型中外合資企業，也是一戰爆發后，民族矛盾趨于緩和的產物。

　　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后，中共中央發表《為反抗帝國主義野蠻的大屠殺告全國人民書》，羅章龍、何叔衡等到焦作指導工運，焦作煤礦工人大罷工拉開序幕，直到1933年都未能恢復正常生產。

　　1933年6月，在國民政府的強烈干預下，中原公司、福公司依照中國法律，在焦作成立“中福公司”——中福兩公司聯合辦事處，雙方第二次合作經營。第一次福公司名稱在前，第二次中原公司在前；中原公司稱第一礦廠；福公司稱第二礦廠。

　　就在這一背景下，司瓦洛獲聘“中福公司”；本在開封從事古陶瓷收藏的司瓦洛，在焦作發現了當陽峪窯。

　　煤與瓷土是共生資源，燒造瓷器亦離不開煤炭資源——焦作煤炭“質堅色美，無煙無臭”，豈能不產上好之瓷！

　　從當陽峪瓷窯，到福公司、福中公司、中福公司、焦作煤業集團，只是一種產業轉身……

　　發現“瓷谷”

　　司瓦洛在焦作如魚得水，他經常從當陽峪百姓那兒收購古瓷。

　　古瓷一旦進入市場，盜掘難免瘋狂。不但就地賣給司瓦洛，而且賣到了北京、上海、開封等。

　　1934年，司瓦洛邀請瑞典工程師、關心中國考古學與古陶瓷的卡爾貝爾先生考察當陽峪窯，并在國外學術期刊上刊發了《關于焦作陶瓷器的記錄》。而今，游走在當陽峪瓷窯遺址，1934年的“景象”自然不再；記者回不到1934年，只好在此粗略整理《關于焦作陶瓷器的記錄》，一窺那時當陽峪的風貌——

　　太行山坐落在焦作鎮的北邊，離焦作鎮有一里多地。這個山里有很多復雜的山谷，當陽峪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又寬又深的山谷。現在這個山谷變成了大片農田，過去從村口到山谷深處大約一里地都是瓷窯。谷的兩側都是黃土斷崖，高度由數尺到20尺都有，斷面埋著不少窯口。這個山谷有多少窯我不太清楚，但至少有400個。

　　窯是在黃土斷面上挖成的，就像蜂巢一樣。盡管很多窯已經埋在黃土之下，但那露出的煙囪與黃土斷面上那一個個匣缽與窯壁，講述著這里曾經的輝煌。窯址中散落的匣缽碎片很多，道路上的臺階與農家的土墻，都是用這些東西建成的。

　　這個溝谷被兩側的小山丘夾峙著，丘上是當陽峪村。村中散落著無數瓷片，我發現有像紙一樣薄的瓷片，非常漂亮；還有上了各種各樣釉色、很漂亮的瓷片，散落得到處都是。我對其種類的多樣性，感到吃驚。

　　往山谷里走，古窯址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絞胎瓷的美麗瓷片。是用白色的瓷土與紅色的瓷土絞為一體做成的。這種瓷器可能是一位特別有名的陶工的作品。絞胎瓷不管在村落里還是古窯址，都能發現。司瓦洛收集了非常多的瓷片，看了瓷片大概知道器物的種類與形狀。

　　在一個地方，我發現十分少見的并有定窯風格的瓷片，純白的瓷胎上涂上褐色釉燒成的瓷片（紫定類瓷片），非常漂亮，做工也非常好。第一次看到時，還懷疑是后世的作品。由于在窯址確實發現了鈞窯風格的瓷片，所以應該就是宋代的瓷器。瓷片光澤特別強，瓷胎像紙一樣薄。司瓦洛收集的也不乏這類瓷片。但是很少見到完整的瓷器。

　　以上兩種（絞胎瓷、紫定）是當陽峪窯燒出的非常優秀的瓷器。

　　但是，當時當陽峪窯要滿足很大范圍的需要，所以也燒了很多北方中國其他類型的瓷器（“磁州窯系”類型的瓷器）。司瓦洛也收藏了很多，黑色的花紋瓷器多為壺和甕，白色刻花的多為枕。鐵繪花紋（鐵銹花）大致上都是鳥、蟲、竹、唐草（中國傳統圖案，多取忍冬、荷花、蘭花、牡丹等花草，藝術處理后，呈“Ｓ”形波狀曲線排列，構成連續圖案，造型多曲卷圓潤，通稱卷草紋，因盛行于唐代，故又名唐草紋）等種類。在白底上用黑色或褐色畫出了北宋獨特的自由奔放風格。

　　刻花手法做的瓷器，一般都帶有紅色或暗紅色，有時還會有蛋殼色的瓷片。圖案多是像唐草一樣的有象征意義的各種曲線，非常自由豁達。

　　在當陽峪，還有鈞窯，窯址里發現很多缽的碎片。瓷胎為灰色堅硬的半瓷質，瓷胎上涂有美麗鈞窯風格的釉。同時發現很多小的色板，有一些做得非常好。有的色板標有一、二、四、六等號碼，好像是為了區別釉的顏色。

　　一說起編號的鈞窯，誰都會聯想起鈞瓷中特別優秀的水盤與花盆之類的瓷器。只要是優秀的鈞瓷，其底部肯定會刻有數字。這些數字是根據釉色不同而不同，還是器型大小不同而不同，現在看來都說不通。汝窯、官窯、龍泉窯等相對釉色變化很少的瓷器上，沒有刻數字。只有釉色變化特別多的鈞瓷刻有數字，就很值得我們注意。

　　另外，當陽峪窯還燒制兩種瓷器。一種是像人、動物、塔、小壺、水注之類的玩具，另一種是宋三彩。

　　按照卡爾貝爾先生的這一報告，他到了一個他自稱“瓷谷（Ｐｏｔｔｅｒ'ｓ Ｖａｌｌｅｙ）”的地方——當陽峪窯場集中在一個山谷里。

　　卡爾貝爾先生在報告中將新發現的這座瓷窯稱為“ｔｈｅＣｈｉａｏ Ｔｓｏ Ｐｏｔｔｅｒｉｅｓ ”，“ＣｈｉａｏＴｓｏ”曾迷惑了日本著名古陶瓷專家小山富士夫先生：我從來沒有查到過這個名字用漢字應該怎么寫，手邊的地圖里也沒有找到與之對應的地名；也好像不是修武縣的古名，問別人也沒人知道；最近從查過詳細地圖的藤田國雄先生那兒才知道，原來它是“焦作鎮”。

　　“ＣｈｉａｏＴｓｏ”困擾了小山富士夫先生，“Ｐｏｔｔｅｒ'ｓ Ｖａｌｌｅｙ”也困惑著記者。

　　記者就此詢問當陽峪村村民、現在圓融寺上班的焦太慶先生，他也鬧不明白。

　　焦先生騎著電動車，記者坐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