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開封府作為位居首都的“天下首府”，宋太宗、宋真宗、宋欽宗三位皇帝即位之前都曾在這里當過府尹，并且先后有寇準、包拯、歐陽修、范仲淹、蘇軾、司馬光、蔡襄、蘇頌、曾公亮、宗澤等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軍事家、科學家在此任職。在這些人物當中，最出名的當數包拯。
 
　　包拯(公元999年-1062年)，字希仁，廬州人(今安徽合肥肥東人)，曾任天章閣待制，人稱“包待制”；后進為龍圖閣直學士，故后人亦稱“包龍圖”。以清廉公正聞名于世，廉潔公正，不攀附權貴，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包拯在元、明時期，隨著話本、戲曲的流行而家喻戶曉。包拯也在民間獲得了很多綽號和俗稱，比如“包黑子”、“包文正”、“包相爺”、“包公”、“包大人”、“老包”、“包青天”、“包家”、“黃河清”等。

　　包公案中，有歷史明確記載的只有“牛舌案”。后來，在話本、章回小說、戲曲和民間故事當中，包拯故事就出現了《貍貓換太子》、《陳州放糧》、《鍘美案》等衍生作品。這些多不是歷史事實，但是它們都反映了人民群眾對徇私枉法、官官相護的憎恨和對清正廉明、大公無私的向往。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
 
　　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包拯二十八歲，考中了進士。朝廷任命他為“大理評事”，大致相當于現在的法院陪審員，級別很低。接著又任命他知建昌縣、監和州稅，包拯信守圣人“父母在，不遠游”的教誨，放棄官職，侍候父母。直到三十六歲時父母亡故后，他才前往京城等候授予新的官職。這期間寫了一首詩：“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無貽來者羞。”表達他的心志，做人要光明正大，成國家棟梁，應青史留名。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包拯被任命為天長(今安徽天長)知縣。在那里，他公正地斷了許多奇案，博得了清官的好名聲。

　　村民劉全家養的耕牛的舌頭不知給誰割掉了，他急到縣衙門報案。包拯問明案由，初步判定是劉全的仇人干的。就對劉全說：“看來，這頭牛是活不長了，你干脆把牛宰了，肉可以賣，我再資助你一些錢買一頭牛，別耽誤農時。”

　　劉全剛走，包拯當即出了一張禁殺耕牛的布告。

　　本縣曉諭黎民百姓：為確保春耕春種，保養好耕牛，嚴禁私自宰殺。如有病牛，須請牛醫診治；診治無效的，先報呈縣衙，經查驗后，方可宰殺。未經查驗，擅自殺牛的，一律嚴懲不貸。有人捕捉到殺牛者，官府賞銀三百貫。

　　布告公布下去，沒有反應，等到第二天，村民李安來衙門告密，說劉全擅自宰殺耕牛。

　　包拯分析李安的告密動機，村中的人一定都知道劉全宰殺的是殘廢牛，而這個自稱劉全鄰居的人明知殺殘廢牛還來告狀，不就是誣陷好人嗎？這人肯定和劉全有仇。包拯貼出布告本來就是要引劉全的仇人出來，劉全在報案時就提供線索，李安曾和他有仇，割牛舌頭嫌疑最大。包拯研判看來此人必定是偷割牛舌的人。

　　一審問，果然真相大白：李安割了劉全家牛舌而又來誣告劉全擅殺耕牛。

　　包拯做了多年地方官，累遷監察御史，建議練兵選將、充實邊備。奉命出使契丹回來后，歷任三司戶部判官，京東、陜西、河北路轉運使。之后進入朝廷，成為中央政府官員，開始朝廷重臣的政治生涯。
 
　　虧他包省主，悶殺宋尚書
 
　　宋仁宗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包拯升任天章閣待制，擔任諫官，在這個職位必須敢于對朝政發表意見，論劾權幸大臣，讓皇帝在許多重大的決策中避免嚴重失誤。包拯以唐代著名諫官魏征為師，精心選定魏征的三篇奏議，用蠅頭小楷抄寫了一遍，呈奏宋仁宗，為座右銘，時刻警惕，以國家大事為重。

　　皇祐二年九月，大澇之后天氣放晴，宋仁宗認定這是吉兆，除了在京城舉行祭祀天地的盛大慶祝外，還下詔大赦天下罪犯，給文武百官每人晉升一級。這就是所謂“覃恩”。包拯對此提出異議，上奏皇帝：罪犯服刑，那是對他們以往犯下的罪行所給予的懲罰，怎么可以因為洪水退去而減輕對他們的懲罰呢？至于官員晉升，更是要考核他們的政績。假如這樣馬馬虎虎地隨便升遷，對那些確有政績的官員不是太不公平了嗎？這樣的話，以后誰還會勤勉地為朝廷出力呢？

　　宋仁宗接受包拯勸諫，取消了“覃恩”。

　　張堯佐是宋仁宗寵妃張美人的伯父，沒有什么才干，卻憑借裙帶關系官運亨通。最初，張堯佐被委任為“三司使”。包拯極力反對，向皇帝諫議說，像張堯佐這樣的人，就連小官也沒有資格做，更不用說“三司使”這樣顯赫的大官了。但宋仁宗不但不理會他的諫議，反而又加封張堯佐為節度使。包拯非常痛心，繼續上諫，堅持怒責張堯佐，可是仁宗仍然置若罔聞，到了第二年，更加封張堯佐出任宣徽南院使。包拯第三次向皇帝進諫，痛加陳詞，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當面辯論起來，終于迫使皇帝罷了張堯佐的官。

　　還有名滿天下的宋祁，也被包拯屢次彈劾。

　　宋祁在北宋時期大名鼎鼎，他和哥哥宋庠同時考中進士，都做高官，有“小宋”、“大宋”之譽。宋祁和歐陽修主編《新唐書》，其中列傳150卷盡出自他一人之手，他主持朝廷財政工作時，提出了著名的消除“三冗”和“三費”的主張，為減輕朝廷的財政負擔，維護正常的經濟運行作出了貢獻。但是宋祁奢侈腐化同樣天下聞名。

　　據史料記載，宋祁的日常生活相當糜爛，他風流倜儻，又喜好聲色，周圍是美女姬妾如云，花天酒地。宋祁編撰《新唐書》時，每晚在宴席散了之后，先洗盥完畢，讓人把寢室的大門打開，放下簾幕，點燃兩根巨燭，眾多婢女丫環圍繞四周侍候著，他坐在眾美女中間，鋪上稿紙開始寫書。街坊鄰居看到他寫史書的情景，宛若神仙下凡，都嘖嘖稱奇。有一年的一個大雪天，宋祁燃巨燭垂重簾，烤著炭火，眾美女環列四周，他正寫唐書列傳，突然，他停下來問身邊的眾姬：“你們以前在別人家的時候，見過像我這樣清雅脫俗的主人嗎？”眾姬都說沒有見過。他又問一個以前曾經在宗室子弟家服侍過的美姬：“以前你家太尉遇到這種大雪天氣時都做什么？”美姬說：“我以前的主人哪里比得上學士高雅，只不過是圍著火爐欣賞歌舞，喝酒取樂罷了。”宋祁聽了十分贊許，擱下筆來，傳來酒菜，接著又是飲酒為歡，歌舞為伴，恣意享樂，通宵乃止。宋氏兄弟年少時生活困頓，哥哥宋庠位居宰輔，生活依然低調簡樸。他聽說弟弟經常狎妓縱酒，通宵玩樂，就勸他檢點一些。宋祁根本聽不進去。

　　宋祁的奢侈豪華，不但他哥哥看不慣，其他的正直之士也對他不滿。包拯對宋祁的奢華糜爛生活非常反感，曾經多次彈劾和批評他。偏巧朝廷要提拔宋祁進宰相班子，包拯堅決反對，理由是宋祁道德敗壞，丑聞滿天飛，這樣的人怎能委以大任？皇帝最終接受了包拯的意見。不久，京城傳出一首諺語：“撥隊為參政，成群作副樞，虧他包省主，悶殺宋尚書。”

　　包拯還嚴懲販賣私鹽的淮南轉運使張可久，連續上書朝廷罷免另一位貪腐殘暴的淮南轉運使王逵，真正做到了為民請命。
 
　　包龍圖，坐大堂
 
　　嘉祐二年(1057年)，包拯被授以重任，出任北宋都城開封的知府。開封知府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職務，以往一般都是由親王、大臣兼任。歷來京官難當：一是皇權可以隨便干預地方事務；二是皇親國戚都聚集在這里，仗勢欺人，無理可講。在北宋政權存在的一百多年間，出任開封知府的竟有一百八十多人，平均每個知府的任期只有半年多。足見坐住這個位置并非易事。

　　包拯在地方任職多年，深知民生疾苦，到皇帝身邊工作，也處處為老百姓著想，不惜觸怒皇上為民請命。為了防止冤獄，方便老百姓打官司，包拯還改革訴訟制度。按舊制，“凡訴訟不得徑造庭下”，即告狀人的狀紙必須由門吏牌司收轉，門吏牌司借機從中敲詐勒索，營私舞弊。包拯上任后，一改舊制，撤掉門吏牌司，開封府衙門向老百姓敞開，告狀人可直接上庭送訴狀，當面陳曲直。這樣，可防止門吏敲詐勒索，使“吏不敢欺”，杜絕奸吏。

　　沈括的《夢溪筆談》里，記載了一個包拯任開封知府時的判案故事：有個犯人過堂時，應受杖脊(以杖撻脊背)。他想逃避皮肉之苦，花錢買通了一個府吏。那個府吏說：“我是在知府面前記錄供詞的。你見到知府時，只管大聲喊叫。”到了那天，犯人被帶到包拯面前，果然大聲喊冤起來。那個受了賄賂的府吏說：“這個犯人不知好歹，受過杖脊就可以出去了，還大叫大喊什么？”包拯看了一眼，立刻看出了破綻。他把那犯人放走，叫手下把府吏拿住，一審之下，府吏供出真相。包公判他代替那個犯人承受杖脊的刑罰。

　　“包龍圖，坐大堂”，戲文里的唱詞彰顯包拯坐鎮開封府的威嚴，包拯在開封知府的任期內，秉公執法，不留情面，縱使屬吏從舅犯法，也予笞撻。在法律面前不徇私情，能夠對自己的親屬依法論罪，幾乎“六親不認”。后世由此演繹生發諸多有關包拯的戲劇、小說，比如《秦香蓮》(又稱《鍘美案》)、《鍘包勉》、《打龍袍》、《三俠五義》等等，在民間影響深遠。直到今天，有關包拯的電視劇、評書等仍然廣為傳播。
 
　　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
 
　　“披肝瀝膽，冒犯威嚴，不知忌諱，不避怨仇。”這是包拯對自己做諫官時的總結，與他年輕時“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的志向一脈相承。

　　“以法律提衡天下”，是包拯的一貫主張，百姓是國家之本，法令是固國之本，頒行法律務必要慎重。慎行法令，取信于民，則禍亂易平，天下易治。他認為國家立法應當貫徹“公私利濟”，“于國有利，于民無害”的原則，從這一原則出發，包拯經常深入民間，體察百姓疾苦，為民請命，提出“薄賦斂，寬力役，救荒饉”的諫議，并極力主張節省國家費用，要求減冗吏，減冗兵，減修建，省奢侈。同時法令必須是穩定性與適時變動性的統一，法令一經制定，不能朝令夕改，失信于民。“發號施令，在乎必行”，應根據實際情況及時修改法律，該廢除的要立即廢除。

　　包拯的法律思想，更多地體現在司法實踐上，畢生追求執法、司法公平、公正的目標，在他的文集中多處談及自己的執法觀點，“賞德罰罪，在乎不濫”；“賞者必當其功，不可以恩進，罰者必當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雖進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賞罰不濫，中正執法，也重視教化，主張恤刑慎殺，德主刑輔。他勸諫皇帝不要任用苛虐之人做司法工作，理由是“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務德澤，罕用刑法”。應該是“精選廉干中正之人”充當司法官吏，選拔監察官員更是“非端勁特立之士，不可輕授”。對于貪官污吏，包拯認為他們是害國害民的蠢蟲，不除掉他們，天下不得安定。為此，他曾上書皇帝“臣僚犯贓抵罪，不從輕貸，并依條施行，縱遇大赦，更不錄用”，要用法律手段嚴懲貪官污吏。

　　歷史上真實的包拯確實言行一致，他“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傳說包拯不茍言笑，京師“人以包公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以至于京師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的俗語。

    包拯為官清廉，其名言“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其家訓“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吾孫也”！ （楊清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