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入周問禮，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尊親敬祖的民族心理，從此得以穩固；禮樂文化，始成中華主體意識——儒學的思想資源。入周問禮，也確立了孔子為“克己復禮”奮斗終生的理想目標。
   
    魯國是周公的封地，周室封魯，是為了更好地發揮拱衛周室的作用，魯國因此擁有許多特許的禮儀。雖然周公一生未曾親臨魯地理政，但他始終對魯國禮樂文化的實施關切殷殷。《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周公教導赴魯的長子伯禽：“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他歷數家族身世，珍重自尊自律的感情；敬德勤政，宣示禮賢愛民的理念。他勉勵伯禽，謙恭謹慎，以禮治國。

    從文獻記載中，可以看到魯國的管理取得了非凡的成績，故有“天下之禮，盡在魯矣”的美譽。孔子生于魯，幼習禮儀，好學勤思，曾任乘田、委吏等小吏。他創辦私學，弟子三千，教授六藝。

    有關入周問禮的始末，《孔子家語·觀周篇》等典籍中，頗多周詳的記述。孔子曾向南宮敬叔訴說他學習禮樂的愿望，他說：“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源，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南宮敬叔將他的愿望，報請國君魯昭公。昭公贊許，賜車乘一輛、馬兩匹，并派遣一名童仆侍從，命南宮敬叔同行，遠赴洛陽。入周問禮，時在魯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

    孔子到洛陽后，據《孔子家語》記載，他“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當時，老子任守藏室之史，管理國家文獻典籍；大夫萇弘，樂藝超凡。孔子登門求教，向他們學習禮樂文化，并參觀東周明堂，觀賞墻上繪畫的“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以及周公輔佐成王理政的畫面。

    孔子在深入考察有關禮樂的典章制度后，深深感嘆：“吾今乃知周公之圣與周所以王也！”我今天才真正懂得周公的神圣和禮樂文化之所以能君臨天下的緣由。于是，孔子贊頌：“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他決心要為博大精深的禮樂文化的實現，奮斗終生。

    在問禮過程中，孔子特別敬仰老子的智慧，發出了由衷的贊嘆。他說：“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zēng）。至于龍，君不能知其乘風云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邪！”

    他形容老子洞悉萬物的智慧，超凡脫俗，如神龍騰空，令人仰視莫測。老子對孔子的臨別贈言，也十分坦誠：“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他勸勉孔子虛懷若谷，大智若愚，去驕節欲，神態平和，這些誠懇的告誡不僅成為孔子立身處世的人格追求，也成為構建儒學精神和中庸之道的文化基因。

    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曾對孔子在歷史上備受尊崇的緣由設問：“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這是由于孔子立言立法，在華夏主體文化形成的過程中，發揮了承前啟后的作用。

    在曲阜孔廟一方元代神道碑上，有這樣一段點評：“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無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無以法。”言簡意深，可謂一語中的。早期文明，得孔子的闡釋，方始論理分明；后續文明，賴孔子的規范，才得以發揚光大。孔子一介布衣，而身居至圣先師的崇高地位，這是歷史的定位。

    孔子弘揚禮樂文化，首先在于，他把禮樂文化確立為國家民族的標志。凡承認并實現君臣父子等尊尊親親倫理關系的，就是華夏；凡敗壞或輕慢倫理親情的，就是夷狄。儒學大師韓愈進而闡明孔子文明立國的原則：“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華夷的區別，就在于禮樂倫理的實施與否。沒有禮樂，中國就沒有自我，就沒有主體，就沒有葉落歸根的同祖歸屬。孔子周游列國，就是為了倫理王道的實現。只可惜，孔子長期鶴鳴于野，不能施展抱負，無力實現終生奮斗的理想。孔子曾黯然嘆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王道不行，中國如違背禮樂倫理，我將泛舟海上，漂流遠去了！

    孔子繼承禮樂文化，進而把哲學、政治、倫理三者融為一體，使禮樂文化真正成為經國家、定社稷、利人民、移風俗、匡扶社會的正能量。漢儒董仲舒“復古更化”，極力恢復被秦朝敗壞的儒家限制君權的制度。

    孔子創建的儒學，是我國限制絕對君權的重要力量。儒學宣稱，君權應納入天道民心的約束之中。“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最高統治者也必須按天道民心辦事。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也說：“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不承認有絕對的君權。

    于是，在皇權統治下，也曾出現一些自我監督的機制：允許大臣勸諫，并成立御史府（臺）、中書省、諫院等機構。“罪己詔”的面世，表明最高權力自我糾錯的意愿。為了制約君權，宋代的共治政體曾不斷完善。史載：宋孝宗時，因“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懼顧望”，太常徐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圣，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宋孝宗也只好認同他的主張。

    北宋曾一度出現虛君實相的政局，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于是能臣輩出。文彥博、司馬光、王安石，都有各自政治改革的創舉，這在皇權專制的歷史上是十分難得的。當然，這些行政措施，也只停留在人治的框架之內，不能根本解決皇權專制的弊端。但是，把儒家認定為維護皇權專制的幫兇，這實在與儒學原創的政治主張不符。

    同時，儒家還繼承并發揚了禮樂文化人格尊嚴的崇高意識，肯定人的內在價值與尊嚴；倡導人性本善，堅信人人都有仁、義、禮、智、信等內在的潛質，為社會教化提供了人性的基本保證。只可惜，孔子身處“禮崩樂壞”的動亂年代，王道不行。孔子晚年也只能訴說“不復夢見周公”的無奈和遺憾，終生未睹王道的實現。

    洛陽東關大街文廟舊址前，現存一方孔子入周問禮碑，碑呈長方形，龜背負馱。碑文系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河南尹張漢書寫，洛陽縣令郭朝鼎修建。該碑早年曾毀于戰火，1961年修復重立。孔子入周問禮碑，為后世留下文化記憶，煌煌大德，赫然永存。只可惜，碑樓周邊俗世喧鬧，與禮樂的文化精神相去甚遙。祈有關管理部門，在不久的將來，為孔子入周問禮碑營造一個肅穆典雅的文化環境。【原標題：入周問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