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文》張說著作書影

　　唐開元六年(公元718年)，唐玄宗李隆基頒詔設麗正書院。作為唐王朝規模最大、藏書最多的國家圖書館和學術研究中心以及參與國家政務的“智囊團”、選擇人才的“信息庫”，麗正書院的設立，為唐王朝保存文化典籍、舉薦人才和社會發展均起到積極的作用。

　　1、我國最早、最大的官辦書院

　　作為我國古代最常見的一種教育機構，書院最早誕生于何時？對于這個問題，國內學術界一般認為它發端于唐開元年間的麗正書院。

　　據有關史料記載，唐開元五年(公元717年)，一場規模宏大的國家修書活動拉開序幕——在秘書監馬懷素的建議下，唐玄宗選拔了飽學之士20人，于東都洛陽設乾元修書院，在乾元殿編校書籍。

　　為使修書工作順利進行，朝廷于次年將乾元修書院改名為麗正書院，新增設檢校官，并改修書官為麗正殿直學士，麗正書院作為官方的修書機構正式成立。書院的主管人員“掌刊輯古今之經籍，以辨明邦國之大典，而備顧問應對”。

　　隨后不久，唐玄宗在京師長安也設立了麗正書院。唐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東都洛陽明福門外亦設麗正書院。

　　唐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為慶祝《封禪儀注》一書告成，唐玄宗在集仙殿賜宴群臣，君臣相談甚歡，因集仙而思集賢，遂下詔將麗正書院改為集賢書院，取“集賢納士以濟當世之意”。

　　從麗正到集賢，唐代書院經歷了創立后的第一次嬗變——麗正書院主要是修書之所，而集賢書院則將修書、集賢、講學論道等多種活動融為一體。

　　2、制度完善“所益者大”

　　作為我國第一所官辦書院，麗正書院廣“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

　　公元725年改稱集賢書院后，書院又根據設置需要，配備了一系列官職，分別為學士、直學士、侍講學士、修撰官、校理官、留院官、檢討官、中使、孔目官、知書官等。

　　與此同時，書院還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比如，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的學士，按月終、歲終進行內、外考核，“月終則進課于內，歲終則考最于外”；并依據每個人的業績，由修書使進行登記，上奏朝廷，分別加以褒貶。另外，對于修撰、校理、留院、檢討等官員，也依照每個人的學識水平和工作狀況，分月或逐年進行考核，或兼或留，酌情而定。

　　俗話說，樹大招風。對于書院工作人員的高薪及其從事的活動，難免會有少數人看著眼紅，甚至公然加以詆毀。這里面，以中書舍人陸堅表現得最為明顯。陸堅自負文學，常以集賢書院學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豐加以議論，嘗曰：“此輩于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建議罷之。

　　對此，張說果斷給予了反駁。他說：“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池臺，或玩聲色。今圣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正圖書，詳延學者。今麗正書院，天子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細，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徐子即陸堅)張說的據理力爭，不僅有力維護了書院的尊嚴和聲譽，而且闡明了書院的存在價值和它今后的發展方向。

　　3、奠定了古代書院教育形態的基石

　　麗正書院(集賢書院)設立后，搜書、校書、藏書成為其首要任務，這對我國古代傳統文化典籍的流傳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據有關資料統計，集賢書院收藏圖書達53915卷，且分抄正副兩本藏于長安與洛陽。

　　同時，依托書院藏書多、學者多的優勢，書院還成了皇帝咨政的“顧問”。這方面，“蔣乂(yì)應對”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

　　據《舊唐書》記載，蔣乂“在朝垂三十年，前后每有大政事、大議論，宰執不能裁決者，必召以咨訪。乂征引典故，以參時事，多合其宜”。可見，“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以備皇帝應對是當時書院的一項重要任務。

　　另外，學者們在整理圖書，尤其是在選評當時文人著述的過程中，對那些確有真知灼見、有真才實學的能人賢士，也負責及時向朝廷舉薦。這從其招納的賢士張果(后來被神化為八仙之一的張果老)身上可見一斑。

　　張果老這一名號在民間可謂家喻戶曉，他曾入集賢書院一事卻鮮有人知。據《新唐書》記載，唐玄宗聽說隱居中條山的張果為神異之人，便于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派通事舍人裴晤前往招納，未果；后又派中書舍人徐嶠攜皇帝的親筆信前往，張果方才答應進入集賢書院。

　　總之，麗正書院(集賢書院)雖然還稱不上是后來書院聚徒講學的機構，但它孕育了以后漸起的各類書院“培養人才”“研究史籍”的學風，因而奠定了我國古代書院群星璀璨的基石，在我國書院教育發展史上有著不可磨滅的開創之功。（記者 姜春暉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