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城門，樓皆兩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門甍（méng，指屋脊）棟干云。

    王城北八十里，有如來履石之跡，起塔籠之。

    ——《洛陽伽藍記》

    【一】 北魏舊臣悲黍離

    楊衒（xuàn）之的《洛陽伽藍記》，曾讓無數人夢回北魏極盛時期的洛陽：那既是一座繁華的國際大都市，又是一個佛寺林立、梵音裊裊的佛教圣地。那時人們崇佛的熱情蓋過了一切，仿佛在進行一場集體狂歡，而不知毀滅之期將至。

    公元528年，爾朱榮發動了河陰之變，先“沉胡太后及幼主于河（黃河）”，又借口祭天，大肆屠殺百官。公元534年，孝靜帝為權臣高歡所逼，遷都鄴城（故址在今河北臨漳縣西南），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公元493年孝文帝遷都洛陽，至此不過40年光景。而洛陽城內外的上千座佛寺，已在兵火中被毀大半。

    楊衒之本是北魏舊臣，目睹過帝京洛陽的佛寺之盛。公元547年，當他因公務“重覽洛陽”時，卻發現眼前一片凄涼：“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墻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于荒階，山鳥巢于庭樹……”他觸景生情，發出了“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的興廢之嘆，并決定寫一部《洛陽伽藍記》，讓后人記住這段歷史。“伽藍”（qié lán，是梵語“僧伽藍摩”的簡稱），意為佛寺。

    今天，我們翻開《洛陽伽藍記》，北魏洛陽城便歷歷在目，楊衒之的目的達到了。只是他本人的身世一直是個謎。

    不知什么原因，正史中缺少對楊衒之的記載。查歷代文獻，可知他是北平（今河北滿城一帶）人，生卒年不詳，也不一定姓楊，只能說是“楊或作陽，又誤作羊”。公元529年前后，他任朝奉請，曾隨北魏莊帝游華林園；后當過撫軍府司馬、期城（今河南泌陽）郡守等。公元547年他寫《洛陽伽藍記》時，正在東魏撫軍府司馬任上。

    關于楊衒之的寫書動機，人們曾有不同說法。其實，他在《洛陽伽藍記》序中已寫得很清楚：“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后世無傳，故撰斯記。”

    【二】 “伽藍”為題寫風物

    《洛陽伽藍記》雖以“伽藍”為題，卻不僅僅寫佛寺。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說：“今了之所錄，止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祥異，世諦俗事，因而出之。”

    在書中，楊衒之依照方位，分5卷記述了城內、城東、城南、城西、城北的佛寺。其中城內記永寧寺等9寺，城東記明懸尼寺等13寺，城南記景明寺等7寺，城西記沖覺寺等9寺，城北記禪虛寺等2寺。

    楊衒之對北魏洛陽城了如指掌，每卷均以城門為起點，詳細而精確地記述了城址、城門、宮殿、佛寺、住宅、名勝古跡等。此外，對相關的歷史、掌故等，他也多有涉及。如卷一《永寧寺》中寫到達摩：“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游中土。見金盤炫目，光照云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口唱南無，合掌連日。”在卷三的《高陽王寺》中，他寫高陽王元雍“一食必以數萬錢為限”，面前海陸珍饈擺出丈遠，以致陳留侯李崇感嘆：“高陽一食，敵我千日。”

    在《洛陽伽藍記》卷五中，楊衒之還記述了北魏神龜元年（公元518年），敦煌人宋云和崇立寺比丘惠生奉胡太后之命，到西域取經的經過和沿途見聞。這是一份珍貴的史料，對研究洛陽佛教史及北魏中西交通史都有重要意義。

    后人對此書評價很高，如清代學者就稱其“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凡夫朝家變亂之端，宗藩廢立之由，藝文古跡之所關，苑囿橋梁之所在，以及民間怪異、外夷風土，莫不巨細畢陳，本末可觀，足以補魏收（指《魏書》作者）所未備，為拓跋之別史”。

    同時，《洛陽伽藍記》也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被譽為南北朝駢體文范本。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說法，就是“其文濃麗秀逸，煩而不厭，可與酈道元《水經注》肩隨”。

    【三】 內涵豐富的杰作

    《洛陽伽藍記》一書涉及地理、政治等領域，內涵極為豐富，在文學、佛學、歷史等方面都有研究價值。也正因此，對于它的分類，歷史上一度存在分歧。

    頗具權威性的《隋書·經籍志》，曾將《洛陽伽藍記》列為史部地理類。后來，《舊唐書·經籍志》《郡齋讀書志》及《宋史·藝文志》等也遵循了這個分類。到了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其列為地理類古跡之屬，并將其與北魏另一部地理名著《水經注》相提并論。至此，《洛陽伽藍記》作為史部地理類書的屬性才沒了爭議。

    “因內容繁雜，不易統一，《洛陽伽藍記》原書采用了非常巧妙的結構，有正文、子注之別，其中注語占了大半。唐代以前，書中文、注分明；宋代以后，人們在傳抄過程中混淆了文、注，讀解十分不便。清道光年間，吳若準撰了《洛陽伽藍記集證》，加上其他學者的研究，才逐漸分清正文、子注，基本恢復了書的原貌。”洛陽古籍收藏家、白河書齋主人晁會元說。

    根據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記》的記載，宋代已有《洛陽伽藍記》刻本，現已丟失。“此書現存的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如隱堂刻本，收藏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另外，明萬歷年間《古今逸史》刻本、明汲古閣《津逮秘書》刻本及清乾隆年間《漢魏叢書》刻本等，都較為有名。民國時期，洛陽石酉齋刊刻此書，加有插圖，十分精美。”晁先生說，他對這部古籍十分重視，曾多次前往北京大學圖書館和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研究《洛陽伽藍記》不同時期的版本特征。

    “白河書齋收藏有明如隱堂刻本《洛陽伽藍記》，還有多種清代版本及民國影印本。”晁先生說，早在20世紀90年代，他就根據《洛陽伽藍記》中的記述，到永寧寺等佛寺遺址訪察，并記下了大量筆記。“這使我加深了對北魏時期洛陽的認識。”（原標題：《洛陽伽藍記》：北魏洛陽的興廢之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