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渠縣趙家村漢闕

 

 

西漢長信宮燈

 

　　漢代的文化生態不是一時之功，而是累朝積淀而成的。東漢著名史家班固曾總結西漢的文化生態為：“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 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余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從漢武帝到漢平帝，百余年形成的濃郁的文風和學風，政府起到了推動功用。本文作者對于漢代文化生態正反兩面的考述，或許能讓我們“以史為鑒”。

 

    “五經”：漢代的大眾讀物

 

　　“五經”成為漢代的普及讀本，與“四書”是明清兩朝的普及讀本一個原理，因為科舉和仕途的需要。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不僅僅是國家人才的成長道路，還是窮門小戶的希望之光和生活出路，底層人家的孩子，通過苦讀書，就有出人頭地的機會。

 

　　漢代還沒有科舉考試，是察舉制，也就是推薦制。漢武帝時期的推薦標準是，“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推薦對象是“有好文學”，指讀書出眾的。漢代，文學一詞比今天含意厚實，有寫作的一面，但更多指讀書，且能從中讀出學問的。政審標準是“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發現這樣的人才后，“令相長丞”（縣令、侯相、縣長、縣丞）要上報給“二千石”。“二千石”是以級別工資代指郡守及諸王相。“二千石”考察通過后，要帶著考生及具體的推薦者赴京城長安，到太常處報到。太常是九卿之首，掌管國家禮儀、宗律、天地祭祀，還分管文化教育。入門太常后，經過一年的預科學習，結業時嚴格考試，讀通一經以上（一藝指一經，漢代六藝指詩書禮易春秋，再加上樂經），“補文學掌故缺”。文學和掌故均是官職，也相當于資格學位，“文學”是學官，“掌故”是史官。學業突出的直選為郎中，漢代的官職中，帶“中”字的都是“中央機關干部”。“太常籍奏”，指進入國管后備干部序列。“既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中特別突出的，直接奏報皇上，告示天下。這是漢代選拔人才的機制，同時還有退出機制，“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連一本經都讀不通的，勸退，再遞補另選。漢代讀書講究讀通讀透。“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漢代的公務員有讀書風氣，因為書讀好了可以仕進。公孫弘是漢武帝時的丞相，也是《春秋》研究專家，還是人才選拔和退出機制的頂層設計者。

 

　　漢代的文化生態不是一時之功，而是累朝積淀而成的。漢武帝在國家人才選拔主渠道外，還設置有更高層面的學術機構，設置博士官，相當于今天的社會科學院。博士官招研究生，“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博士弟子不是一般的研究生，要精通“五經”的。“復其身”是很高的待遇，一般官員都享受不到，終生免稅賦。武帝之后，漢昭帝“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之”，漢宣帝“增倍之”，是二百人。漢元帝時增為一千人，而且“能通一經者皆復”，通一經，就可以終生免稅賦。到了漢成帝時期，“增弟子員三千人”。讀通一門經，就可以光耀門第，還可以終身免稅賦，這對普通人家是多么具體的誘惑和鼓勵。

 

　　我們今天讀到的“五經”，是經由漢代“搶救文化遺產”重新整理的，整理工作難度極大，因為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幾乎毀絕了民間存書，僅有《易》因“民卜之用”僥幸逃過劫難。更致命的是，項羽攻入咸陽城燃燒了三個月的那場火，使皇宮的“國家藏本”蕩然無存。所謂的整理工作，是依靠老讀書人的“文化記憶”，說白了就是背書而得。后來在孔子老宅夾墻里發現了部分善本，但也由此有了經學的“新舊”之爭。

 

　　漢代的經學研究，守著“夫子不以空言說經”的方法，下踏實的笨功夫，“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漢書·藝文志》）。漢代經學研究最大的亮點是允許各抒己見，也允許各持己見，形成了多家學派，“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漢書·藝文志》）。漢代的經學研究，是中國文化的曠世功德，是在廢墟之上重整旗鼓，是中國文化的集大成和再出發。

 

　　班固對西漢文化生態是這么總結的：“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漢平帝年號——引者注），百有余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從漢武帝到漢平帝，百余年形成的濃郁的文風和學風，在于“祿利之路然也”，是政府的祿和利起的推動功用。如今倡導“全民閱讀”，是天大的好事，但全民閱讀僅僅倡導是不夠的，形成踏實的讀書風氣，還需要政府跟進實際的作為。

 

    董仲舒的一次歷險

 

　　公元前135年，發生了兩場火災，火情不太大，但起火的地方要緊，“（建元）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上素服五日”。漢高祖劉邦山崩后，朝廷頒令，各郡國均建廟以紀念，這些廟統稱高廟。高園指劉邦的陵園長陵，便殿不是主殿，相當于貴賓休息室。兩次火災后，武帝劉徹素服五日。中國的皇帝以年號紀元自漢武帝開始，在位54年，用了11個年號，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后元。建元六年是執政的第六個年頭，這一年劉徹22歲。

 

　　劉徹16歲即位，執政的前兩個紀元內天災連連，28歲之前的漢武帝，坐皇位比坐針氈還難受——

 

　　“（建元）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饑，人相食。”黃河泛濫，人吃人。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漢代版的沙塵暴。大旱。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彗星出現東方天空，拖著長尾巴，直至天邊。

 

　　“元光二年，春，單于入塞。”匈奴犯邊境。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黃河改道。

 

　　“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泛郡十六。”黃河泛濫。

 

　　“四年夏四月，隕霜殺草。”孟夏飛雪，莊稼遭殃。

 

　　“五月，地震。”天災，地震。

 

　　“五年，秋七月，大風拔木。”天災，颶風。

 

　　“八月，螟。”大面積蟲災。

 

　　“六年夏，大旱，蝗。”蝗災。

 

　　“秋，匈奴盜邊。冬，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匈奴犯邊境。上谷，今北京地區。

 

　　公元前134年，武帝在全國詔征高端文化人才，當年的話叫“賢良文學”，和今天的“德藝雙馨”差不多，但“賢良文學”不是榮譽稱號，有實際待遇，還是皇帝的文化顧問，要以書面形式回答皇帝的不時垂問。“賢良明于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于是，就有了漢武帝與董仲舒著名的“天人三策”答對。

 

　　漢武帝提問的均不是一時之策，而著眼于求解國家興亡，長治久安之道。比如，“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董仲舒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他的成名作，先后以三篇“對策”主要闡述了四個觀點：一、“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中國人紀元，每年的一月叫“正月”，也是得于“王道之端”的起因。二、尊尚儒學，以接通因秦朝而斷裂的中國文脈。三、“興太學，置明師”，給國家養人才；改革干部選拔制度，以能任職，“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四、提出“天人感應”說。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不僅被漢武帝贊譽，也入史家法眼，全文收錄《漢書·董仲舒傳》。后來董仲舒把其中的“天人感應”論點單列成文，寫成《災異記》，而支撐論點的論據，就是公元前135年發生的那兩場火災。但這個文章犯了皇顏，漢武帝大怒，先降死罪，后又下詔特赦，再之后，董仲舒回到河北衡水老家，“以修學著書為事”。漢武帝劉徹是大帝，對飽學的人內心尊敬，有了問題，仍派專人不遠千里去征求意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漢元光元年（公元前133年）七月，長安城里下了場冰雹，漢武帝派一個叫鮑敞的人去請教董仲舒，此事記載于《西京雜記》里：“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回，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后，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后，陰氣始生於天下，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熏蒿蒸，而風雨云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不薄為霧，風其噫也，云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疏。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霰雪是也。雹霰之至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云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圣人之在上，則陰陽和氣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電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為祲沴之妖也。”

 

　　翻譯成現代漢語。鮑敞問：“冰雹是什么東西？是什么氣生成的？”董仲舒答：“冰雹是陰氣脅迫陽氣形成的。天地間的氣，陰陽各占一半，二者和合，輪回運行。農歷四月是正陽之月，陽氣主導。十月是正陰之月，陰氣主導。二月和八月陰陽二氣勢均力敵，相互激蕩，‘運動抑揚，更相動薄’。風雨云霧雷電雪雹就這樣產生了。氣向上升騰為雨，向下籠罩為霧。風是呼出的氣，云是氣霧。雷是陰陽氣相搏發生的聲音，電是相互撞擊閃爍的火光。陰陽二氣開始蒸騰的時候，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二氣凝結，攢聚相合，達到一定重量，就形成雨降落下來。寒冷的月份，雨滴初凝的時候，還輕還小，被風吹襲，飄散為雪。冰雹是雪珠一類的東西，陰氣突兀上升，才會形成雹災。（如果）太平盛世，刮風不會使樹枝噼啪亂響，使種子開殼植物萌芽而已。下雨不會擊破土壤，滋潤植物的葉和莖而已。雷聲不驚怵恐怖，發號令使人啟發而已。閃電不刺眼，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妨礙遠望，使大地沉浸在水汽里而已。雪不壓迫樹枝，消滅毒物害蟲而已。云呈五彩祥瑞。露珠味甘，滋潤肥沃土地。這是因為圣人治理國家，陰陽和諧相合。（如果）政治腐敗，陰陽失和，風破房屋，暴雨沖破河湖泛濫成災，大雪塞堵牛眼，閃電冰雹砸死驢馬。此為陰陽二氣相互激蕩帶來的不祥妖氣。”

 

　　漢武帝執政的前12年歷經坎坷，是歷險，因為歷險，才有了大漢的盛世。董仲舒直言獲罪，也是歷險，書生意氣散盡后，成就一代大儒。這一對君臣，在歷險中各自的人性都得到了弘揚和進步。

 

    《春秋》筆法

 

　　《春秋》筆法是具體的。

 

　　“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大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公羊傳解詁》里的這句話，交代了孔子作《春秋》的背景。端門即國之正門，孔子秉周天子之命，以120諸侯國史料為基礎撰成。今天的史家講戰國時期約為120個國家，也來自這句話。稱“約為120個諸侯國”，是不敢肯定子夏等人有沒有疏漏。

 

　　《春秋》一萬八千言，以魯國12位君主為編年序，覆蓋120個諸侯國。董仲舒概括《春秋》的價值有兩句話：“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天端，正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后圣”“理往事，正是非”。

 

　　《春秋》筆法有兩個要點：

 

　　記衰世之事。孔子記衰世，《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36位君王被殺，其中君不君，臣不臣的癥結在哪里？52個國家亡其國，一個好端端的國家，是怎么走向下坡路，甚至滅亡的？中國以前的歷史有兩個功能，一是“以史制君”“君史兩立”，而且有硬性規定，當朝君王不能審看史官記錄的歷史。史是用來制約君王的，天子為一國之君，是老大，當朝沒有人管得了。以史記之，把他說的話和做的事記錄下來，留待后人點評。再就是啟迪后來者，以古為鑒。在古人的認識里，史就是歷史，是國家的經歷。稱史官為太史。到了唐朝，李世民改“史官”制度為“史館”制度，“以史制君”調整為“以史鑒今”，歷史不再由一位史官撰寫，而是集體創作。領班大臣“總知其務”，重要的還有一點，“書成進御”，皇帝要知道歷史是怎么落筆的。李世民是“皇帝不能做當朝歷史讀者”這一史書傳統的終結者。

 

　　《春秋》記錄“所見，所聞，所傳聞”。“所見”，指孔子親身經歷的年代，“所聞”，聽親歷者講述的年代，“所傳聞”，憑資料解讀的年代，相當于今天說的當代、近代、古代。“于所見，微其辭；于所聞，痛其禍；于傳聞，殺其恩”。“微其辭”，是委婉地提出批評。“痛其禍”是直言不諱，并且加入感情判斷。“殺其恩”，因為年代久遠了，用事實說話，不因感情用事。

 

　　中國舊的史書，給人開竅，也給人大的方向感。中國的歷史研究，在漢代實現了第一個高峰，僅《春秋》這部書，“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漢書·藝文志》）。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其中的代表作品，這部書的卓越見識以及研究方法，對今天的歷史研究而言，仍屬鳳毛麟角。

 

    臟唐臭漢

 

　　《紅樓夢》第六十三回，賈蓉自曬家風里的淫失之行，“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臟唐臭漢，何況咱們這宗人家。誰家沒有風流事，別討我說出來。連那邊大老爺這么利害，璉叔還和那小姨娘不干凈呢。鳳嬸子那樣剛強，瑞叔還想他的賬。哪一件瞞了我！”《紅樓夢》講“臟唐臭漢”，指的是朝廷及權貴人物的“淫失之行”。

 

　　我列舉大漢雄風腋下的幾樁“漢臭”：

 

　　“（漢惠帝）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漢書·惠帝紀》）“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漢書·高后紀》）兩句史話指的是同一件事，漢惠帝劉盈娶的是外甥女。劉盈的胞姐魯元公主，下嫁趙王張敖，生女張嫣，呂后做主，把外孫女嫁給兒子。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漢書·外戚傳》）漢武帝劉徹的首位皇后陳阿嬌，是長公主劉嫖的女兒，劉嫖是漢文帝女兒，漢景帝胞姐，武帝劉徹的親姑姑，封館陶公主，下嫁堂邑侯陳午，生女乳名阿嬌（“金屋藏嬌”一詞即源于此）。劉盈娶外甥女，劉徹娶表妹，均無后。

 

　　“（武）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余矣。近幸董偃。……出則執轡，入則侍內。”（《漢書·東方朔傳》）館陶公主劉嫖豢養董偃，從13歲起，至18歲“圓房”收為內侍，武帝劉徹去看望姑姑兼岳母，稱呼董偃叫“主人翁”，今天主人翁一詞是人民群眾，在漢朝專指長公主的“小鮮肉”。“后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于霸陵。”（同上）董偃因輿論壓力，30歲郁郁早逝。劉嫖棄丈夫，與董偃合葬，且葬于父皇漢文帝霸陵，屬于入祖墳。劉嫖也算敢為天下先的女子。

 

　　“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上拜偃為齊相……乃使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元朔是漢武帝年號之一，由公元前128年到公元前123年。偃是主父偃，武帝劉徹的大臣，他向武帝告發齊王與胞姐有淫亂行為，并由此出任齊相，到齊赴任后，讓人捎話給齊王，說皇上已知奸情。齊王在極度恐懼中自殺。因為此前不久，燕王才因為亂倫被處死。主父偃有政治才華，但人品差，愛告黑狀，下場很慘，“乃遂族偃”，被誅殺全族。

 

　　“帝作列肆于后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斗。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又于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后漢書·孝靈帝紀》）東漢漢靈帝劉宏是亡國皇帝，也是無恥荒淫衰君，在位21年。12歲即位那一年，即在宦官操盤下發動文化大清洗（黨錮之禍），殺捕文化賢臣數千人。劉宏偏好一出“市場經濟”的后宮游戲，在后宮建商業一條街，宮女依柜臺俏賣，他裝扮成商人沿街選購，隨興淫樂。還有更惡劣的，給狗穿上官服，佩上印綬，出入宮殿，“狗官”一詞由此而起。他業余時間在后宮搞自駕游，駕四驢車。范曄給劉宏的史評是，“靈帝負乘，委體宦孽。征亡備兆，《小雅》盡缺”。

 

　　清代學者顧炎武有一名言，“士大夫無恥，是謂國恥”，用今天的話來表述，國家重要的公務員無恥，是國恥。

 

　　穆濤（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委員，《美文》雜志常務副主編。文化散文集《先前的風氣》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