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0日本版曾發表葉廷芳的文化散文《保護廢墟，欣賞廢墟之美》，較為全面地梳理了西方“廢墟審美意識”形成的幾個歷史節點，歸納了廢墟的幾大美學價值，并在此基礎上呼吁國人培養對廢墟的審美意識，積極保護中國的廢墟。文章引起許多讀者的興趣，并成為2014年北京高考語文試卷閱讀理解題的考試內容。
作者在文物保護的實踐中，欣喜地看到不少部門已經注意到廢墟保護問題，然而也發現有些地方在對某些廢墟遺址的保護性維修中仍然存在違背常識的操作，以致造成對重要文物遺址的破壞。究其原因，作者認為它跟社會廢墟審美意識的缺乏有關，故而覺得對這一問題有再談談的必要——
石構建筑與廢墟文化
從歷史上看，世界上的建筑——這里指的主要是大型的、有紀念價值的建筑——大致有兩類：一類主要是用石頭建造的，叫石構建筑；一類主要是用木頭建造的，叫木構建筑。前者遍及世界各大洲，包括我國周邊的東南亞和西亞諸國；后者則主要存在于中國以及朝鮮和日本。石構建筑由于材質的原因，不易腐朽或毀壞；即使因客觀原因如雷擊或戰爭等毀壞了，也能留下殘垣斷壁或曰廢墟，幾千年而不滅。木構建筑則不同，即使沒有天災人禍，也容易朽蝕，故千年以上的木構建筑遺存極少。
由于這樣的原因，國內外的建筑遺存就形成兩種結果：石構建筑毀壞后留下的廢墟，多少年后仍歷歷在目，好像真的成了“凝固的音樂”。它們輝煌的過去越來越勾起人們的懷念，而它們的悲劇性遭遇也越來越喚起人們的嘆息。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殘垣斷壁在人們的心目中不僅不是垃圾，而且是寶貴的精神遺產，受到普遍的尊重和珍惜。這就形成一種文化，即“廢墟文化”。廢墟因受到尊重并受到保護，從而成為審美對象，繼而產生“廢墟美學”的概念。
在歐洲，廢墟文化在15世紀前后的文藝復興時期獲得一個契機：經歷了上千年禁欲主義壓抑的歐洲人，從新發掘的古希臘羅馬時期建筑、雕塑、壁畫、馬賽克圖案等藝術品的廢墟中感受到了人性美的光輝和人體美的魅力，從而對廢墟產生欣賞和愛惜之情。因此，不難想象，歐洲歷史上許多重要的建筑毀壞后，極少有原地重建的現象，而都將它們作為一個珍貴的時代標志予以尊重和保護，乃至一塊妨礙走路的“亂石”都不許隨意挪動。而一座古老的城市若不見一處或幾處廢墟遺址，仿佛是它的缺陷或遺憾。
與此相反，我們中國的宮殿或廟宇毀掉了，就得趕緊在原址修復或重建，否則即使留下殘垣斷壁，也會很快被民間搬搶一空（這里指的是需要宮殿的時代）。無怪乎，在明代以前的幾千年間，我們有那么多輝煌的宮殿建筑都沒有留下一處像樣的廢墟遺址！因此我們的建筑文化中缺乏“廢墟文化”，從而也缺乏對廢墟美的認知和欣賞能力，就不足為怪了。
珍惜我們的廢墟資源
然而，說我們中國不見廢墟文化，并不意味著我國沒有廢墟或缺乏廢墟資源。須知，我們是個有著悠久的“墻文化”的國家。不僅有萬里長城，我們古代的幾乎每個城池都有城墻，它們可都是石構建筑，有500到3000年的歷史，大部分已淪為廢墟。作為建筑單體，長城的原始工程量不僅超過國外任何古代的大型單體建筑，甚至超過任何一個國家的大型建筑的總和！再說，我國歷代的皇家建筑和貴胄府邸并不全是木構建筑，像天壇祈年殿、故宮太和殿的須彌座以及天安門前的金水橋等是多么壯觀的石構建筑。相信我國歷代的宮廷建筑都有此類石基或石質構件。這從某些“復建圓明園”的熱心人近年來先后對圓明園含經堂和九州清宴的開挖（不是發掘）也得到證實。至于歷代的帝王和貴族的陵寢更不用說也都是石構建筑，甚至它們的墓前都有可觀的“石人石馬”一類的陣式。只是由于我們的國民缺乏廢墟文化的觀念，不把這些以點、圈、線的形式遍布全國的建筑廢墟看作價值無比的文化遺產；加上以往缺乏有效管理，導致大量磚石被盜挖流散。特別是在某些特定年代例如“文革”時期，更以“反四舊”的名義予以大規模摧毀。包括筆者的家鄉衢州城那完整的城墻和城門即在這樣的劫難中毀于一旦。
上世紀人類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深為痛惜文物遺產破壞之嚴重，先后召開了多次國際會議，討論并明確了一系列相關的保護理念和方法，簽訂了一系列相關的國際協定和條規。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許多重要場合中國都缺席了。
1980年以宋慶齡為首的1500多名社會賢達發出《保護、整修及利用圓明園遺址倡議書》和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公布，標志著我國人民文物保護意識開始覺醒。然而覺醒卻必然有一個“睡眼惺忪”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出現吊詭現象，即“知道”要保護，卻不知道“如何”去保護；“保護”的結果反而造成破壞！常見的現象是：很好的建筑遺存，本來只要按照“修舊如舊”的原則予以加固即可，但卻被修葺一新。更有甚者，動輒鏟除重建，仿佛古董也可以“涅槃”。甚至有的教授說出這樣的高論：“現在是假古董，100年以后不就成了真古董了！”這位教授天真得可愛，他以為古董是靠時間熬出來的！難怪有人說：“我們沒有廢墟文化，卻有假古董文化！”這當然是風涼話。我倒更愿意以“文物保護幼稚病”來概括這一令人感慨的現象。
殊不知，廢墟的文物價值就在于其殘破過程的歷史真實性。正是這種真實性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因為它包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訊息，是活的歷史化石或活的歷史教科書。它能令人“發思古之幽情”，以至“愴然而涕下”。比如我每次從飛機上看到那蜿蜒于崇山峻嶺中的長城廢墟，腦子里就立刻浮現出許多畫面：一個個朝代的一支支勞動大軍從遙遠的四面八方奔向茫茫大漠和高山險坡去揮灑血汗，多少個“孟姜女”拖兒帶女哭奔尋夫，更有多少中華男兒的金戈鐵馬憑恃長城的屏障與入侵的敵人拼命廝殺……
長城是中華民族保衛家園的偉大意志的體現，也是這個民族以“防御”為主、愛好和平的有力見證。它象征著中華民族的魂魄。那綿延21000余公里的巍巍屏障飽含著中華民族的血液，它的每處殘垣斷壁上的荒草雜樹都是它身上鮮活生命的表征。然而現在有許多熱愛長城的好心人，恨不得讓整個長城“返老還童”，重建了一程又一程。殊不知，時間不會倒流，歷史不可能重復。正像宇宙間的任何事物包括星球有生必有滅一樣，長城的遺跡最后也會消失的，我們的責任是盡可能地延緩這一過程：出現裂縫的，立即予以彌合；發現有垮塌險情的，設法予以加固，并盡量保持它的年齡的刻痕，即滄桑感；已經蕩然無存的，不要緊，鋪上碎石，保持它的歷史軌跡即可。至于大量已經垮塌了的，那就由著它吧，因為這無損其存在的價值，正像盧浮宮里那有名的斷臂維納斯和無頭的勝利女神并不影響它們與完美的《蒙娜麗莎》一起成為盧浮宮的“鎮館三寶”。而如果給她們分別安上頭、接上臂，她們還有這個地位嗎？
從建筑科學講，任何建筑都是服從功能的需要而存在，不與功能相聯系的建筑只是廢土一堆。長城只有在冷兵器時代才有一定的防御價值。這些新建的長城不是出于國防的需要，沒有了古長城防御功能的DNA，一千年以后也成不了文物，相反，它只會成為歷史的笑柄，即“文物保護幼稚病”。至于那些為“開發旅游”而狂熱地修建新長城，不啻是在犯罪了。
盡管不少有品位的專業或業余攝影師不辭千辛萬苦，千里跋涉，拍攝下很多隘口、險峰的“野長城”的珍貴照片，但卻有更多的攝影師對新長城興致勃勃，精心選好角度，拍攝下那翻山越嶺蜿蜒浩蕩蔚為壯觀的新長城，發表在各類媒體上。殊不知，它們是偽長城啊。殊不知這是對世界上最偉大的“人類遺產”的嚴重歪曲，更是對國人文物認知的嚴重誤導。而且，在珍貴的長城遺址上建筑新長城是違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第22條明確規定：“不可移動文物已經全部毀壞的，應當實施遺址保護，不得在原址重建。”
誠然，為了讓今人領略一下當時長城的形制，如烽火臺、城堞等，修復一兩段未嘗不可。然而現在復建的數量和規模完全超過需要，引起許多國內外有識之士甚至一般游客的皺眉或搖頭嘆息。作為炎黃子孫，看到某些同胞用這樣不惜工本的幼稚方式來破壞真古跡、建造假古董，從而引起國內外的負面反響，臉紅之余，我深感痛惜。我不想責難有關的當事者胡作非為，我相信他們多數人主觀上是善意的，但他們由于頭腦里廢墟文化的缺位而陷入了行動的誤區，則是無疑的。
由于廢墟文化和廢墟美學意識的缺乏而造成遺址維修加固工程的紕漏更是層出不窮。2016年秋發生在遼寧綏中縣錐子山“野長城”維修中的問題最令人啼笑皆非：它將一段珍貴的長城廢墟簡單地用混凝土去澆灌，使之變成一段“豆腐渣”式的“水泥馬路”，引起全國嘩然。檢查各涉案單位，都有合格的資質，而且也經層層報批，手續完備。那么問題的癥結在哪里呢？除了有關單位的業務水平及其工程技術人員的專業技術水平不到位以外，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在于廢墟文化和廢墟美學的闕如，因而對那段“野長城”的“野”所展現的美無動于衷。這一點應該引起整個文物界乃至各級有關領導層的反思：為什么貿然批準那么多的“野長城”讓人修成“新長城”即“偽長城”呢？為什么不嚴格按照國際通行的理念和技術規則行事呢？為什么不建立一所高等院校或高級培訓機構以加強對有關人員的文物認知能力、技術水平乃至人文素質的培養呢？
發展廢墟美學，培育廢墟文化
一種文化的形成需要較長時間。其核心問題是對廢墟美的認知和感受。這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礎和人文素質，有時還需要一定的機遇。這里我可以談點自己的經歷。
我年輕時對廢墟美也毫無感覺。在北大念書時，與圓明園遺址僅一墻之隔，常去那里轉悠。面對西洋樓的殘梁斷柱，總覺得是祖國的恥辱，一旦國力強盛，將呼吁復建圓明園。1981年初次出國訪學，游覽海德堡那座昔日德法戰爭期間毀于戰火的宮殿廢墟，見一座長滿青苔的筒式碉堡斜倚在一堵同樣長滿青苔的厚墻邊，就說：“這座碉堡讓它這么傾斜著多難受啊，為什么不用吊機把它扶直呢？”陪同我的那位青年教師笑著說：“這是文物，文物就應該保持它毀壞時的歷史原初性。”我像受到驚雷一擊，久久臉紅著。10年后，我和一群德國人游覽羅馬大市場廢墟，在一條沙粒鋪成的便道上遇見一塊約拳頭大的石頭，我覺得它礙事，便順腳把它踢到了一旁。后邊的一個同行的德國人馬上上前把它拾回原處，并說：“這是文物呀，不能隨便挪動它的位置。”我的臉又刷的一下紅了，因為我是這個隊伍里唯一的教授，也是唯一的中國人，我覺得我把整個中國人的臉都丟了：人家對文物的感情那么神圣，而我卻那么無知！爾后我發現這些德國普通的老百姓參觀廢墟遺址，特別是像羅馬斗技場、戴克里先浴場、龐培廢墟等名勝時，都帶著朝圣般的神情，不時向導游問這問那，或者陷入沉思默想。我如同扎扎實實地接受了兩周的文物培訓。
下面讓我們看看人類中感受能力最敏銳的作家們是如何看待和描寫這些殘垣斷壁的吧。剛才提及的羅馬斗技場，許多詩人、作家都寫過、慨嘆過。但寫得最動情的當推19世紀英國偉大小說家狄更斯：“這是人們可以想象的最具震撼力的、最莊嚴的、最隆重的、最恢宏的、最崇高的形象，又是最令人悲痛的形象。在它血腥的年代，這個大角斗場巨大的、充滿了強勁生命力的形象沒有感動過任何人，現在成了廢墟，它卻能感動每一個看到它的人。感謝上帝，它成了廢墟。”
德國的萊茵河是德國人的“父親河”（海涅），從審美角度看，其“華彩河段”是位于考普棱茨市至平根鎮的那60來公里的航程，其兩岸崇山峻嶺，時見急流險灘。兩岸崖壁上聳立著幾十座中世紀的騎士古堡、貴胄別墅或防御工事，但絕大部分都已淪為廢墟。起初每次乘火車經過，心中總是不無遺憾地想：有這么好的“骨架子”，為什么不把它們修起來加以利用呢？有一次終于向鄰座提出了疑問，不想他的回答卻出乎我的意料：“留著它們多好！讓人們想起中世紀的騎士們如何在這里習武或行盜；日耳曼人如何擊退羅馬人渡河進攻……”后來知道，歐洲人對此的態度普遍與我們不一樣，尤其是19世紀初的浪漫主義詩人和畫家們無不醉心于兩岸廢墟。故人們將萊茵河的這一國寶薈萃之地干脆“贈予”浪漫主義藝術家們，稱其為“浪漫主義走廊”。不久我讀到德國浪漫派首領F.施萊格爾的散文《萊茵行》，其中對兩岸廢墟果真贊美有加，如：“這里是萊茵河最美的地帶，處處都因兩岸的忙碌景象而顯得生氣勃勃，更因那一座座險峻地突兀于陡坡上的古堡的殘垣斷壁而裝點得壯麗非凡。”另一處他又贊頌說：“那一系列德意志古堡廢墟，它們將萊茵河上上下下打扮得如此富麗堂皇！”你看，在我看來是歪歪斜斜、破破爛爛，在他看來卻是富麗堂皇、壯麗非凡！
贊美廢墟的不只是浪漫主義詩人，一般的作家乃至老百姓又何嘗不是如此。你看法國現代作家紀德在《春天》一文里就有這樣的描寫：“我在回巴黎去領略那料峭北風和愁眉不展的天空之前，先讓奧林匹斯山那美麗的廢墟半掩在花叢里了。”這是作家一種深層詩性或領悟性的表達。
這真是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但我相信，有了一定的文化修養，一個東方人也可以感受廢墟之美。我的老朋友、清華大學教授陳志華曾跟我談及他的希臘之行。他說在只有半平方公里的雅典衛城他就足足待了三天。我問他都干什么？他說：“什么也不干！就在那些殘缺不全的神廟前面呆呆地坐著，凝望著，胡思亂想……”后來我在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的《希臘》一文中找到了這一情狀的奧秘：三島第二次蒞臨雅典時，也在這里那里久久坐著、凝望著不肯走。面對眼前殘缺的廢墟，他想象著建筑師當時還考慮過什么。“那種想象的喜悅，不是所謂的空想的詩，而是悟性的陶醉。”因此他認為在廢墟面前所受到的感動，超過了其真實的整體所給予的感動。所言極是。
筆者第一次參觀盧浮宮雕塑館的時候，從一座樓梯下來在轉梯處向左轉過身的時候，突然被眼前的一尊約兩米高的雕像震住了。只見一個身材勻稱秀美無比的女性身軀站在疾駛的船頭，她輕柔的衣衫被風刮得緊貼在身軀和肢體的肌膚上；取代雙臂的一對羽毛豐沃的雙翅正雄健地高高振起。再一看，不禁心一沉：怎么看不見臉面——啊，根本就沒有腦袋！但這一瞬間驚異一點沒有沖淡剛才的視覺沖擊，她依然那么美，那么氣象萬千！周圍的人們互相推擁著，設法從各個角度觀賞她的美。假如她身首是完整的，那么她的面容該是怎樣的呢？于是我作了各種猜想：如果勝敗未卜，她正在奮不顧身去奪取勝利，那么她的面容應是剛毅而嚴峻的；如果勝利在望，那么她的面容應該是緊張而興奮；如果是剛剛取得勝利，正在奔走相告，那么她的面容就會像剛剛踢進一個球的球員那么狂喜……這尊殘缺的雕塑在我的欣賞過程中至少多了這么三重想象空間，給了我更多的感動。這就是廢墟美的魅力之所在吧。
廢墟的特征是殘缺，因此欣賞廢墟美的前提是欣賞殘缺美。在一般情況下這有違于人們的視覺感受。故而就有必要對美的概念加以外延，即美的對象不僅屬于視覺、聽覺或味覺，它還屬于心靈的感覺和領悟。這是觸及人的深層智性的一種反應。這樣，美就不僅跟你的視覺、聽覺的欣賞習慣有關系，還跟你的哲學思維有關系。日本有位現代作家叫廚川白村，魯迅譯過他的一部很有名的著作叫《出了象牙之塔》，其中有一篇文章，題為《缺陷之美》。廚川認為缺陷乃是人的與生俱來的宿命，因為“人類所做的事，無瑕的事是沒有的”；他甚至認為，“人類是滿是缺陷的永久的未成品”，而“這才好”。為什么呢？“正因為有暗的影，明的光這才更加顯著。”廚川還用自然水與蒸餾水做比喻，說：“水之所以有甘露似的可貴味道者，豈不是正因為含有細菌和雜質的緣故么？不懂得缺陷和罪惡之美的人們，甚至用了牽強的計策，單將蒸餾水一般淡而無味的飲料，要到我們這里來硬賣，而且想從人生搶了‘味道’去，可惡哉他們，可詛咒哉他們！”這幾句話用在那些竭力用假古董來“硬賣”，搶了人們欣賞真古董的“審美眼光”去的人們的身上不是再恰當不過么？
須知缺陷美的觀點并不是廚川白村的空谷足音，從2000年前的古羅馬詩人奧維德到當代的錢鍾書，都是他的先聲或知音。前者認為“臉蛋生痣則更加俏麗”；后者在讀到奧維德的這一觀點時，引起共鳴，隨即旁征博引，指出中外文學和文獻中許多人對此英雄所見略同，其中19世紀英國著名散文家威廉·哈茲利特的一句名言頗可玩味：“任何事物若不帶點兒瑕疵，很快就會顯得無趣，要么就像是‘蠢善’。”這使我想起畫家吳冠中先生的一句石破天驚的話：“美是一種邪氣。”不是嗎？比薩斜塔的美不正是在于它的“斜”嗎？
殘缺美是廢墟美的哲學前提。而廢墟美是廢墟文化的核心。一旦廢墟文化在我們周圍蔚然成風，我們無數的廢墟遺址就有了牢固的保護墻。所幸我們處在一個急速發展的時代，隨著文物保護意識的不斷加強，國人的廢墟審美意識也在日益覺醒。就以對待長城廢墟為例：如果說以“修舊如舊”的名義修復的司馬臺長城對于修舊如新的八達嶺長城或慕田峪長城來說是一個進步，那么目前正在以“修舊如舊，隨舊隨殘”的理念修繕的京郊箭扣長城則又超越司馬臺長城而向前邁了一步。但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們的文物保護意識的覺醒依然處于“睡眼惺忪”階段，離完全覺醒顯然尚需時日。就以剛才提及的箭扣長城為例，《新京報》2017年5月3日有兩版報道。首先從報道和照片看，確實有個別工人在用舊磚頭砌墻，但每天有“數十名工人”和“30余頭騾子”來回背負著新磚頭上山。如果堅持“隨舊隨殘”的承諾，遵循“歷史真實性”的原則，用得了那么多的新磚頭嗎？其次，從照片看，那一垛垛整齊的城堞矮墻分明是剛剛用新磚頭砌成的；其“舊”的顏色也是就地取材，用附近的泥土和成泥巴抹上去的。這樣的做法和工藝顯然離“隨舊隨殘”的理念相去甚遠，而且也不符合國家文物法“最少干預”的規定。從美學角度講，看來事主還是不愿看到遺址的“殘”和“破”，或者說不以其為美，而盡量讓新修的遺址“像”長城。
殘缺美意識的養成不僅是個理念的問題，它跟經常的耳濡目染和人文素養的提高密切相關。這不僅需要個人的努力，還必須等待環境的成熟，即這種審美意識的普遍覺醒。這就需要耐心。有鑒于此，奉勸那些關心長城遺址命運的長官、專家和同胞們，暫時克制一下你們急切的“維修沖動”，讓“修長城熱”冷一冷，放一放，到一定時候，你們也許會感到，對中華民族這一不可再生的歷史見證，保留它殘破的歷史真實性或曰遺址的原生狀態也許更有價值；那時你會覺得，那蜿蜒于崇山峻嶺、隱現于荒草雜樹中的“野長城”是多么美；那時你甚至愿意用畢生的精力來保護這種美！
（作者：葉廷芳，系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