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優秀道德文化傳統中，各種道德觀念、道德規范、道德理論相映成輝，從各個層面均代表了中國人對于理想道德境界的追求。為此，我們分別從社會、國家與民族、個人3個維度嘗試對優秀道德文化傳統中的部分內容加以辨析，以提煉對當下文化強國建設富有建設性的道德資源。

　　以公天下意識為核心的美好道德理想有助于提升文化強國建設的道義水準

　　中國傳統道德文化以追求公天下的理想為顯著特征。分析來看，公天下的道德理想包含4個方面的道德理念，即天下為公、厚德載物、仁者愛人、尚中貴和。

　　天下為公的道德理念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禮記·禮運》篇記載，孔子所設想的大同社會是人類美好的理想社會，實現大同則需要循從天下為公的大道。一個沒有私有觀念的公天下的社會，是賢能得其所用，人與人之間真誠而和睦的社會。正是在公天下道德理念的感召下，中國人表現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濟世情懷。

　　天下觀念作為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根基，其他社會性的道德理念皆由此而生發。厚德載物、仁者愛人、尚中貴和從一種普泛道德的立場，提示人們如何社會生活中保持一種高尚的道德姿態。儒家所倡導的仁者精神，就是要利民濟世、博愛大眾。在仁愛精神的引領下，尊老愛幼、體恤孤獨、濟困扶危、風雨同舟、大愛如山等具體的道德規范，為公天下的道德理想提供了人們如何行動的指南。尚中貴和的道德精神體現的是高度的和合思想。提倡中和之道，主張以和為貴，為的是人與人之間相生相助、和樂如一。由此出發，公天下的社會道德不僅是對人們社會生活的美好期待，更是對大同理想的快樂期盼和追求。這些道德理念和規范的實施帶有中國道德文化的特有氣質，那就是將人類自身的道德追求放置于一種快樂、和諧的美好境界中，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傳承不竭的道德能量。相比于西方道德文化追求以理性精神為核心的社會發展觀念，公天下的道德主張具有非常高的道義水準，這為文化強國戰略的實施提供了高起點的道義支撐。黨的十八大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其價值觀體系涵蓋了社會、國家和個人三個不同層面。其中，在社會層面要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核心價值觀。中國傳統道德文化要求的天下為公、厚德載物、仁者愛人、尚中貴和，也主要是從社會層面對于人們道德行為的基本規范。在公天下的道德理念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都是其追求的價值基點。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必須是富足的、人人平等的、社會高度文明的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也都達到了和諧的狀態。因此，我們說，如果合理地繼承以公天下為核心的傳統道德，對于當今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建設裨益良多，對于文化強國建設也會起到促進作用。

　　以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為核心的道德理念有助于強化文化強國的民族意志

　　中華民族的先民生活的環境相對較為復雜，從早期的大禹治水，到后來的戰亂頻繁、外族入侵不斷，這一切使得中華民族自古就有深沉的憂患意識。儒家在倡導王道仁政，道家反對統治者過分干預百姓生活，佛教的眾生平等觀念等，都有著內在的憂患。他們憂患于天下不得治，憂患于百姓生靈涂炭，憂患于苛虐暴政，希望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這些飽含著憂患意識的居安思危的精神，體現著人們憂國憂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的防患于未然的心態，是中華民族始終能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為深沉的民族道德心理。

　　以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為核心，中國傳統道德文化建構起一整套家國道德觀念，主要包括民貴君輕、尊師重教、任人唯賢、清廉公正、協和萬邦等。民貴君輕的本質是一種民本精神。在農業生產方式占主導的時代，普通人特別是被統治階級很難在既定的權力結構中獲得話語權。但是國家是否能夠得到長治久安恰恰又需要基礎的穩固。先進的知識分子在觀察歷史的成敗得失、總結國家興亡的經驗過程中，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為邦本”“民為萬世之本”的治國理念。《尚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在古人的國家治理觀念中，只有各民族平等相處，天下百姓對于國家政治清明抱有極大的希望，萬邦和諧、共同發展的局面才會到來。

　　面對世界多極化發展的局勢，如何找準當前中國未來發展的定位，需要強大的民族意志。以居安思危為核心的憂患意識其實就是中華民族求生存、謀發展的強力意志，以上所提煉的民族國家道德觀念無疑都是這些意志的具體反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倡導在國家層面實現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價值觀，其所依據的道德基礎很多都可以從傳統道德文化中加以汲取。如平等的價值觀就根源于民貴君輕的道德觀念，公正、法治也是傳統國家治理過程中廉政文化的具體要求。中華民族古老傳統形成的民族意志，在今天仍然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文化強國建設需要激發民族意志，一個團結的民族、一個意志堅強的民族，才能夠在世界民族的競爭潮流中立于不敗之地。

　　以見利思義為核心的行為道德標準有助于顯現文化強國的主體意識

　　在天下情懷的召喚下，在憂患意識的激發下，道德自我的主體性在傳統道德文化中異常凸顯。在對道德行為的要求中，以義制利雖然是一種較為難于達到的行為標準，但是在中國傳統道德中，卻是約束行為的主要規范。在義利關系規定的范圍內，誠實守信、自強不息、威武不屈、殺身成仁等道德規范，都在義以為上的道德觀念規范下，成為普通人的道德要求。

　　現實中的人總是以群體的方式生活著，孤立的、個體的、原子式的人是不存在的。在我與他的關系中，利益關系是我們行為方式的依據。如何解決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矛盾，是任何社會、任何人都要遇到的問題。儒家學者在這一問題上鮮明地提出以義制利、義以為上的觀點。“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對義利的不同取舍代表了道德主體的君子和小人之別。“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將義作為行為的主導標準，是對道德自我主體性的要求，體現了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自覺意識。

　　義作為約束個體行為的最高道德規范，在現實的各種活動中，是以各種具體道德要求表現出來的。這主要包括誠實守信、自強不息、威武不屈、殺身成仁等偏重于個體性的道德要求。言而有信、一諾千金、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等都強調任何個體必須在誠信的基礎上去從事各種活動。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一個沒有誠信的人，是普遍不受歡迎的人。除了誠信的底線要求，每個人還要能夠自強不息，在不斷變化的形勢下，勇于挑戰自我，實現人生的超越。廣泛流傳的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女媧補天等傳說，其實就是對自強不息精神的寫照。在自強意識的激發下，一代代志士仁人百折不撓、鍥而不舍、拼搏進取，這是中華民族文化取得燦爛輝煌成就的精神基礎。敬業樂群、勤儉節約等具體的職業和生活美德，也是從個體層面提出的要求。

　　在義以為上的道德精神感召下，可以阻止金錢至上的拜金主義在人們思想中扎根。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這種重義傳統，充分調動了個體對于自我道德人格的培養和修煉。如果所有道德主體都能夠很好地遵循義以為上、以義制利的道德原則，再加上社會法制生活的不斷健全，主體行為就一定規范得體，主體的道德行為也就真正獲得一種自由。當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作為對個體道德的價值引導，誠信作為其中的價值原則，應該是最為核心的。一個誠實守信的人，一定是愛國的人，也一定是敬業友善的人。當全社會形成一種誠信有道、義以為上的道德風尚，文化強國建設中的道德主體性就會卓然挺立。(作者為安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副院長、哲學系主任)（原標題：中國傳統道德文化與文化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