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典籍翻譯的歷史上，如果我們選擇人物的話，中國的許淵沖先生，無疑是一個繞不過的豐碑，無論是將其放在國際漢學的范圍內，還是放在中國近百年的中譯外的歷史上來看，許淵沖都是一個典范，他不僅僅給我們提供了豐碩的翻譯作品，也寫了大量的關于翻譯理論的文字，這些都是我們研究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域外傳播的寶貴財富。

　　一 許淵沖在中國典籍翻譯理論上的貢獻

　　許淵沖不僅在翻譯實踐上取得驕人的成績，同時，在翻譯理論上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特別是在中譯外的翻譯理論上獨樹一幟。他曾經總結了自己的翻譯理論：“中國學派的文學翻譯卻要求優化，傳情而又達意。我評論文學翻譯標準是：一要達意，二要傳情，三要感動。正如孔子說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就是理解，達意;好之就是喜歡，傳情;樂之，就是愉快，感動。形似而意似的翻譯能使人知之，傳達意美才能使人好之，傳達三美(意美、音美、形美)更能使人樂之，如把‘關雎’譯成Cooing and Wooing，傳達三美，可以用等化、淺化、深化(三化)的方法。等化包括對等、等值、等效，如把‘死生契闊’譯成meet or part，live or die;淺化指一般化、抽象化，如把‘千里目’，‘一層樓’譯成a grander sight，a greater height;深化是指特殊化、具體化，如把‘楊柳依依’、‘雨雪霏霏’譯成Willows shed tear和Snow bends the bough。總之，我把文學翻譯總結為‘美化之藝術’,就是三美，三化，三之(知之、好之、樂之)的藝術。三美是詩詞翻譯的本體論，三化是方法論，三之是目的論，藝術是認識論。”他還提出了“創優似競賽”的理論。

　　許淵沖翻譯理論的特點是什么?它在中國典籍外譯的實踐中價值何在?筆者認為以下幾點是應特別注意的。

　　其一，在翻譯理論上，特別是在中譯外的翻譯理論上，許淵沖反對生硬地套用西方的翻譯理論。九十年代以來，西方翻譯理論涌入我國，大批關于西方翻譯理論的書籍相繼出版，運用這些西方翻譯理論來研究翻譯的著作也開始大量出版。許淵沖通過自己的翻譯實踐，對在中國流行的翻譯理論提出了批評，反對在中譯外過程中套用西方的翻譯理論。在談到奈達的“動態對等理論”時，他認為，這個理論在中英互譯的翻譯實踐中是不符合的，“為什么呢?從理論上講，動態對等論可以適用于西方文字之間的互譯，因為根據電子計算機的統計，西方主要文字的詞匯大約有90%是對等的，例如英文和法文to be or not to be譯être ou non pas être;就可以說是對等了。但中文和西方文字大不相同，據電子計算機統計，大約只有40%可以對等，而50%以上都找不到對等詞。”(《談中國學派的翻譯理論：中國翻譯學落后于西方嗎?》，見《外語與外語教學》2003年第1期)他通過具體的翻譯實例，以自己所建立的“優化翻譯法”來評價西方翻譯學中的對等理論，對這種西方翻譯理論做了批評。他說：“(1)對等譯法比優化譯法要容易得多;(2)對等譯法可以適用于西方文字之間的互譯，不完全適用于中西互譯;(3)優化譯法既可用于中西文學翻譯，也可用于西方文字之間的文學翻譯。”許淵沖在九十年代以來的關于翻譯理論的辯論中是孤獨者，但實踐證明，他的一些想法，他從自己的翻譯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翻譯理論是有價值的。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場討論時，我們可以體會到它的更大的文化意義。百年來中國人文學科基本上都是拿西方的理論，來套中國的實際。理論上的崇拜西方，跟隨西方理論界跑是一個普遍的問題。當然，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有相當多的是有價值的，是西方學者深入思考和創造的結果，問題在于，如何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消化這些理論，如何發現其中不適應中國文化特點的地方而加以拋棄和改造。如果放到中國整個的人文學科領域來看，像許淵沖這樣，敢于對西方的理論提出挑戰，敢于根據自己的實踐修正和批評西方理論的人實在太少了。

　　其二，堅持從翻譯實踐中總結翻譯理論，建立中國自己的翻譯理論。許淵沖之所以敢于對西方的翻譯理論提出挑戰，根本原因在于他自己就是一個翻譯家，一個有外譯中和中譯外雙重豐富實踐經驗的翻譯家，而不是一個空頭的理論家。目前在國內翻譯理論研究領域，有不少學者談起翻譯理論口若懸河，但自己本身并未從事過真正的翻譯實踐。尤其在中譯外方面，一些翻譯理論研究者只是憑借著外譯中的理論來改造中譯外的理論。許淵沖說：“關于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的關系，我認為實踐是第一位的，理論是第二位的;也就是說，在理論和實踐有矛盾的時候，應該改變的是理論，而不是實踐。……要用實踐來檢驗理論，而不是用理論來檢驗實踐。文學翻譯理論如果沒有實踐證明，那只是空頭理論，根據我六十年的經驗，我認為空論沒有什么價值。”許淵沖的翻譯實踐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中譯外，目前的西方翻譯理論幾乎沒有涉及到這個問題。據我所知韋利曾寫過關于中文翻譯成英文的理論文章，但他在西方翻譯理論界并未有影響，而在中國能在外譯中和中譯外兩方面都有杰出貢獻的只有許淵沖先生。所以，在許先生看來，所謂的西方翻譯理論其實并不全面，這些理論基本沒有涉及到西方語言和中文之間的關系，這些理論頂多只是西方各種語言之間翻譯實踐的總結。因此，許淵沖下面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他說：“翻譯理論應該是雙向的，也就是說，既可以用于外文譯成中文，也可以應用于中文譯成外文。因此，沒有中外互譯的經驗，不可能提出解決中外互譯問題的理論。目前，世界上用中文和英文的人最多，幾乎占了全世界人口的一小半，因此，中文和英文可以說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字，中英互譯是國際間最重要的翻譯，而西方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沒有一個出版過一本中英互譯的文學作品，他們不可能提出解決中英互譯問題的翻譯理論。”這場爭論實際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學者能否根據自己的實踐來提出理論。就中譯外來說，當年王國維先生在評價辜鴻銘的翻譯時做過一些總結，林語堂先生、梁實秋先生也都講過一些，但大都比較零碎。系統地提出自己的中譯外翻譯理論的，近百年來中國學術界只有許淵沖一人。更難得的是，他所提出的這些理論全部是在自己的翻譯實踐中，而且主要是在中譯外的翻譯中提出來的。

　　二 許淵沖翻譯理論的中國特色

　　努力從中國文化本身的傳統來總結翻譯理論，是許淵沖翻譯理論的重要特點。許淵沖的翻譯理論表達簡潔、明了，像“美化之藝術”，就是三美，三化，三之，其中三之就是知之，好之，樂之，這樣的表達非常中國化，但這樣的表達確是許淵沖先生從中國文化本身汲取營養所做的創造性轉化。“三美”之說來源于魯迅，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指出：“誦習一字，當識形音義三：口誦耳聞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義，三識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則寫山曰嶙峋嵯峨，狀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蔥蘢，恍逢豐木，鱒魴鰻鯉，如見多魚。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1978年，許淵沖在自己翻譯的《毛澤東詩詞四十二首》英文、法文版的序言中正式把魯迅的這個觀點運用到對中國古代詩歌的外譯上，提出了“三美”理論。許淵沖的“三之”理論也是從中國文化中提取出來的。孔子在《論語·雍也》中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許淵沖在《外語教學與研究》1998年第6期的《知之·好之·樂之·三論之》一文中，正式將其運用到自己的翻譯理論中，并同時將孔子的這個思想和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的思想結合起來，加以總結。

　　他說：

　　我想這話可以應用到翻譯上來，那就是說，忠實的譯文只能使讀者“知之”，忠實而通順的譯文才能使讀者“好之”，只有忠實通順而又發揮了優勢的譯文才能使讀者“樂之”。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當作‘驀然回首’)，那人正(當作‘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我想這話如果應用到翻譯上來，第一境可以說是“知之”境，第二境是“好之”境，第三境是“樂之”境。“樂之”是翻譯的最高境界，是讀者對譯者的最高評價，是翻譯王國的桂冠。

　　許淵沖翻譯理論中最具有特色和創造性的是他從《易經》中所汲取的智慧，總結出的翻譯理論。他所提出的譯者八論，極有智慧，他說：“翻譯學也可以說是《易經》，‘換易語言’之經;自然，譯學的八論和《易經》的八卦是形同實異的，現在解釋如下:

　　一論：譯者一也( )，譯文應該在字句、篇章、文化的層次和原文統一。

　　二論：譯者依也( )，譯文只能以原文字句為依據。

　　三論：譯者異也( )，譯文可以創新立異。

　　一至三論是翻譯的方法論。

　　四論：譯者易也( )，翻譯要換易語言形式。

　　五論：譯者意也( )，翻譯要傳情達意，包括言內之情，言外之意。

　　六論：譯者藝也( )，文學翻譯是藝術，不是科學。

　　四至六論是翻譯的認識論，也可以算是‘譯者依也’的補論。

　　七論：譯者益也( )，翻譯要能開卷有益，使人‘知之’。

　　八論：譯者怡也( )，文學翻譯要能怡性悅情，使人‘好之’、‘樂之’。

　　七八論是翻譯的目的論。”

　　譯學八論之間的邏輯關系是“譯者一也”是翻譯的理想，翻譯就是兩種語言的統一;“譯者依也”，翻譯只能以原文字句為依據;“譯者異也，就是譯文可以創新立異;“譯者易也”，翻譯就是轉換語言;“譯者意也”就是要求翻譯要傳情達意;“譯者藝也”說明翻譯是一門藝術;“譯者益也”指出翻譯要開卷有益;“譯者怡也”，指出翻譯應該怡性說情。

　　許淵沖套用《道德經》的語言所總結的翻譯理論，在語言上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在理論上也完備而簡潔，這是近百年來中國學者對翻譯理論的最精彩總結。

　　譯可譯，非常譯。

　　忘其形，得其意。

　　得意，理解之始;

　　忘形，表達之母。

　　故應得意，以求其同;

　　故可忘形，以存其異。

　　兩者同出，異名同理。

　　得意忘形，求同存異;

　　翻譯之道。

　　三 許淵沖翻譯理論的文化價值

　　中國學者將中國古代文化翻譯成西文，從陳季同開始已有近百年，期間辜鴻銘、林語堂、吳經熊、楊憲益等都有翻譯的佳作，林語堂、楊憲益也談過自己的翻譯理論，但翻譯中國古代文化的經典如此之多，在翻譯理論上如此全面展開的唯有許淵沖一人。許淵沖的翻譯理論是在同當代學者的論戰中，在自己的翻譯實踐中逐步積累和總結出來的。盡管學界對他的翻譯理論仍有不同意見，但如果將其翻譯理論放在一個大的文化背景下考察，其貢獻和學術意義就十分明顯。

　　百年來中國學術界都是以西為師，用西方的理論來分析自己研究的領域和問題，這樣的學術路徑在一些研究領域是完全可以的，例如國際關系、政治學、社會學等，但一旦涉及到中國的問題，在這些領域就必須注意其理論的適應性問題。而在中國文化研究領域，十分悲哀的是絕大多數研究者也都在使用者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這并非說在中國文化研究中不可以使用西方的理論，而是說，在用這些理論處理中國的材料時要更加小心和謹慎。缺乏從自己文化根基總結本研究領域的基礎性學術理論，這是目前中國人文研究領域最重的問題。許淵沖先生尖銳地指出：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理論界，大多是從西方語言學派摘取片言只字，用于中文，并無多少經驗，并無多少翻譯實踐，更無杰出成果，卻妄自尊大。……

　　許淵沖翻譯理論的文化價值在于：

　　首先，中國當代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應逐步走出“以西為師”的“學徒時代”，不能僅僅依靠援引外部的理論和思想來支撐中國的實踐。我們看到絕大多數中國的人文學術研究者仍在重復著西方的各種理論，無論是古典的還是后現代的。食洋不化，從骨子里的崇洋是很多人的通病。在這個意義上，許淵沖的學術實踐和理論對整個人文學術都有著極大的啟示。

　　其次，要注重自己的社會現實和實踐，將其作為學術發展的生命源泉。盡管近四百年來中譯外的主體是西方漢學界，但從陳季同開始，中國學者已經進入這個領域，并開啟了自己的實踐。許淵沖的理論并非是自己編造出來的詞匯，而是從自己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他的實踐的數量和規模在中譯外的歷史上都是完全值得肯定的。我想，如果沒有這大量的翻譯實踐，許淵沖是總結不出來這些理論的。沒有一種學術是在空中樓閣中產生的，中國當下正經歷著三千年未有之巨變，社會發展之迅速，社會進步之猛烈是前所未有的。百年來對外來文化，特別是對西方文化的學習和吸收，終于產生出今天這樣宏大復雜的社會局面。但在如此豐富、多樣的社會實踐面前，很多學者不能投入其中，而是醉心于用連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一些西方理論，來解釋今日之中國。關注中國當下的社會實踐，投身于實踐之中，才能創造出新的理論。許淵沖先生正是在近三十年來的中譯外大量翻譯實踐中，才脫穎而出，創造出了自己獨特的翻譯理論。

　　再次，中國的理論必須是自己民族的語言。許淵沖在自己的翻譯實踐中，努力從中國文化的土壤中，從近代文化的發展歷史角度來總結翻譯的理論。這些理論無論在表述上，還是在概括的內容上都表現出中國氣派、中國風格。他的語言表達尤其值得注意，對照一下目前國內翻譯界的人所使用的語言，幾乎絕大多數是洋腔洋調。翻譯理論的表達，表面上是一個語言問題，實際上反映了一種學術的自主和自覺。“海德格爾曾引述洪堡的觀點說：一個民族有可能給予它所繼承的語言另一種形式，使之完全變成另一種嶄新的語言;換言之，它可能不改變語言的語音、形式和規律，而把嶄新的東西賦予語言，使同一個外殼獲得另一個意義。”(轉引自吳曉明《論中國學術的自我主張》，見《學術月刊》，2012年第7期)許淵沖的語言表現了極大的創造性，如果將其放入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它無疑是最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語言。

　　最后，學術心理上的自足是學術創新的基礎。自己不自信，如何談創新。讀一讀許淵沖這段話，就足以看出他的學術心理狀態是多么的自覺。他說：“在我看來，現在世界上有十多億人用中文，又有十多億人用英文，所以中英文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語言。中、英文之間的差距遠遠大于西方語言之間的差距，因此，中英互譯的難度遠遠大于西方語言之間的互譯。直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外國人出版過中英互譯的作品;而在中國卻有不少能互譯的翻譯家，成果最多的譯者已有四十種譯著出版。因此，以實踐而論，中國翻譯家的水平遠遠高于西方翻譯家。而理論來自實踐。沒有中英互譯的實踐，不可能解決中英互譯的理論問題。因此，能解決中英(或中西)互譯實踐問題的理論，才是目前世界上水平最高的譯論。”

　　一般人讀到許先生這段話時，初步感覺似乎在自我陶醉，但一旦細想一下，就會看到這個論斷是正確的。在中國典籍外譯的歷史上，許淵沖先生是一個里程碑，他的翻譯理論是不僅僅在翻譯領域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在整個人文學術研究領域也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文化意義，他的思想和道路對即將走出和正要走出學術“學徒期”的中國學術界來說，對絕大多數人文學者來說都是一個榜樣，一面旗幟。